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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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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坚都坚决不让她的家族掌握大权，不让经常出现的所谓“外戚问题”搞垮杨家天下（读者不难看到，杨坚家族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发迹的）。当她的一个母系亲戚获死罪时，杨坚想替她宽恕此人，但皇后答道：“国家之事，焉能顾私！”于是此人被论罪处死。但史籍又说她颇仁爱，“每逢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②可惜的是，能够证明她到晚年才受变态的妒忌和复仇心理支配的这一假设的材料太少。我相信这种假设，但我论述的根据是一个近期的西方观念（这对中国和西方的编史者都很陌生），即个性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性格的合成，而是基本上随着环境及人的成熟和年龄增长而形成的。有一个材料证实我的假设。第一个表现她真正的变态妒忌心理的有日期可查的事件发生在593年，当时她快到50岁了。③此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预示从此时起直到602年她死亡时她对宫廷施加了有害的影响。隋文帝被当时身为宫女又是其旧敌尉迟迥的孙女所吸引，屡幸其地。皇后选择文帝下朝的时机秘密把她杀害。文帝发现后，大为震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④后来文帝夫妇重归于好，但史籍一致记载从此时起，她病态的妒忌心理歪曲了她的判断力，并使文帝长期以来认为很有帮助的她的忠告失去公正。例如每当诸王及朝臣之妾有孕，她总力促文帝将他们罢官或削爵。甚至忠诚的高颎因妻死后其妾怀孕，也遭到攻击。①人们怀疑杨坚与他的这位最有才能和最杰出的大臣之间关系不断恶化，皇后从中起了作用。但在599年当朝廷大臣请求斩高颎时，文帝回顾近期斩了几名重要官员之事，并且在难得地倾听了意见后说：“如果诛颎，天下其谓我何？”②越到后来，她对任何人的用意都产生怀疑，而她对事物的这些反应更加重了杨坚的天生好疑的个性。她刺探诸子的私事——特别是性方面的习惯；她和杨坚一起一步步地寻找理由把他们或贬，或杀，或作出其他安排，最后只剩她宠爱的杨广，即未来的炀帝。
随着文帝夫妇日趋年迈，他们作的佛事越来越频繁和讲究。做法事，赐斋，分赏僧侣礼物和向寺庙捐献的次数更多了。佛事活动的高潮出现在601年。在这一年，杨坚有意识地模仿印度伟大的阿育王的行动，实现了一项精心制订的计划，即同时在全国祀奉放在特制的佛骨瓶内的舍利。有名的高僧及其随员携带由文帝亲手装在宝瓶内的舍利分赴30个州治。在全国同时祀奉时，文帝在京师召见367名做佛事的僧人，然后为他们和文武官员大摆斋宴。皇后当然参加这一大典的隆重的宗教仪式。她死于602年，一位宫廷史官立刻宣布她成了菩萨。文帝苦苦思念，对其妃嫔的动机产生怀疑；当他患病时，他悲痛地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③杨坚的夫妻关系在中国历史中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后妃在君主的大部分执政期间对他有如此强烈和持续的影响，这实在少见。以下我们谈谈核心的高级官员，他们也在比皇后较短的时期内影响着隋统治者的决策。
高颎（555？—607年）似乎出身于华北平原东北部一个不引人瞩目的家庭。其父曾为未来皇后之父独孤信效劳。当北周突然出现种族返祖倾向并明令所有的社会上层恢复鲜卑族之姓时，独孤信将自己的姓赐给高颎之父。在两人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期间，杨坚一直称高颎为“独孤”。高颎在16岁时开始在北周任职，576年因征齐有功而被擢升。他没有参与一些人敦促杨坚阴谋夺取皇位的活动，但杨坚知道他的军事才能和其他技艺，就设法争取他。这是一个关键行动，因为当杨坚的其他追随者畏缩不前时，高颎主动请战去进攻杨坚的政敌。如上所述，高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新王朝中的地位因此也很高。他接受了一系列艰难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他率军征伐突厥人并取得胜利，监督新都的建设（见下文），制订了征伐陈朝的宏伟战略，并向那里胜利进军（晋王为名义的统帅）。他在掌权的20年中对隋朝的成功作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在财政管理方面。他制订了税收登记的新标准和成立了负责这一工作的机构；在隋朝这些年采取的财政措施方面他可能都做了工作。在9世纪初期著书并使用法家评价标准的杜佑把高颎与管仲和商鞅并列；管仲通常因在公元前7世纪使齐国称霸而受人赞誉，商鞅则是为秦国的崛起打下基础的宰相。杜佑对高颎的伟大之处评判说，尽管他处于连年战争和分裂以后的乱世，但他通过制订的登记制度、货币改革和其他的措施，成功地把隋朝的纳税人口从589年的400万户增加到606年的890万户。①627年，唐代第二个皇帝太宗对留用的前隋代官员一致盛赞高颎做宰相的政绩这一事实大为惊异。这促使他去阅读高颎的传记，从而证实了他们的评价。他说：“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①从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高颎是一位有才能的战略家，一位讲求实效和效率的行政官员，一位在制订隋的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和全面负责执行这些政策的明智的襄赞大臣。他与其主公文帝一样，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作为一个信佛的居士、武士和实干家，他与隋朝以李德林为代表的儒家官员形成鲜明的对比；李德林是杨坚的另一个顾问（见下文）。
受到如此恩宠的人不可避免地迟早会招到皇后的疑忌。也许早在589年，当高颎阻挠晋王（杨广，后来的炀帝）想占有陈朝统治者的宠妃的企图时，他就引起了猜疑。但在598年再次展开远征辽东的辩论后，他被授权担任实际的指挥，汉王则任挂名的统帅。军队遇到洪水并为瘟疫所苦，无功而返；于是汉王告诉其母，说高颎想杀死他——文帝也偶尔听到这一明显的谗言。于是，诽谤的网络在这位大臣周围张开了。当五位卿相向杨坚保证高颎无辜时，他们都得到降职的下场。在杨坚快到六十寿辰时，利用他的恐惧心理搞欺诈是极为容易之事，由于一件所谓高颎听信凶兆的传说，事情终于得逞。结果，在皇后濒死的前夕，她成功了；高颎被罢官——但在此前的一次动感情的宴会上，每人（包括皇后！）都噙着眼泪，宴会完毕，杨坚对高颎说道：“朕不负公，公自负朕也。”②高颎被炀帝官复原职，但不久因失宠而被杀。
在文帝时与高颎和苏威分掌大权的杨素（死于606年）的出身与杨坚相似。他们的故里在一地，而且是远亲；两人都是典型的地方贵族，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夷狄”文化。他的姐姐嫁给一个非汉族家庭。在青年时代，他勤奋好学，而且酷爱女色。他的美髯使他具有勇武的英雄气概。的确，他对隋政权的巩固贡献最多的是他的战功。他的事业始于北周的军务，在征服北齐之役中表现了他的勇猛。在580年关键的夏季中，他密切配合杨坚的夺权行动，协助打垮了当时统治王朝的支持者。他在隋朝的第一个职务是御史大夫。在策划征陈时他非常活跃，指挥隋的水师很有成就，因此他得到丰厚的赏赐和14名妇女——战败的陈朝统治者的姐妹和嫔妃。征服陈朝不久，杨素残酷和有效地平定了南方反隋的叛乱。据说杨素的军队战无不胜，他确保胜利的紧急措施既简单又残忍：他的部队中凡在敌人进攻面前溃退者，一律就地处死。他对付突厥人同他在中国的征战一样成功；他作战的特点是放弃传统的、带防御性的战术，主张进攻性的骑兵突击和不断骚扰敌人。他坚持在记载战役时，应始终突出他的作用，而不惜夺别人之功为己有。
杨素在朝廷上也是残酷无情，是一个能伺机取胜和工于心计的机会主义者。在下节论述律令时将会看到他怎样利用法律清除敌人和提高自己的事例。据《隋书》记载，他与皇后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消灭其他王子和举晋王杨广为太子的阴谋。又据《隋书》得知，他参与了加速杨坚之死和阻挠杨坚重立前皇太子以代替杨广这一为时已晚的企图的秘密阴谋。①尽管杨素以前侵吞公款和滥用劳力，他仍被委以在洛阳兴建新都之重任。在606年他死去时，他与其子孙积聚了无数财宝、丝帛、房屋、封地和美女以及许多崇隆的爵号。他最后为王朝用兵是604年镇压汉王反杨广继位的叛乱。杨素为隋文帝的“出谋划策的人物”。他的名字与全面的改革措施无关，几乎只与远征和军务有联系。他鲁莽无情，傲慢自负，但以那暴力年代的标准来衡量，他是隋王朝的忠仆。
苏威 （540—621年）是隋文帝时权势最大的三个人中的第三人。他是高颎推荐给杨坚的。苏威的父亲是著名的苏绰，此人曾任西魏建国者宇文泰的主要文职顾问。根据零星的记载，北周作出的任何行政工作的改进都应归功于苏绰，因为其主公毕竟是一个来自北方边境的粗鲁而无文化的军人。苏绰推行一种不寻常的文化借鉴模式。他知道由于孝文帝轻率地进行汉化，魏在冲突中已分裂成两个王朝，因此他不能向其鲜卑的主公建议再照此办理。但所有实现井然有序的文官之治和稳定的集权政府的样板都因其出于中国传统而可望不可即。那么，他依靠什么模式而不致触怒其主公？他首先引进了申不害和韩非子的实用的法家学说——这是许多世纪以来求实的政治家的主要思想。这使苏绰立刻受到嘉许。此后他必须努力说服其主公：有一个中国的集权化模式，它未受汉代以后诸国的失败和权宜之计的影响。它就是《周礼》提供的模式，书中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标准等级，这样就把宇文泰的向往与古周代的理想秩序联系了起来。556年，苏绰的后继者卢辩在重新命名北周的全部官署时，设法使这一模式具体化。①同年，梁朝最后一个统治者被北周打垮，并被北周的那些傀儡国家所代替。这是对正统的“汉朝继承者”，甚至是对东魏的一个严重打击，因为后者是孝文帝向汉代以后诸国借鉴制度的继承人。544年，苏绰制订了他的“六条诏书”，并以诏书形式颁布，这是一种治国和行政的手册，它是奉宇文泰之命写成，以便“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②它是一本如何按实际情况施政的问答或手册，宇文泰曾命令其官员熟诵此书，否则就削夺他们的官职。“六条诏书”的思想是搀杂了实际经验和法家行政学知识的儒家伦理学说。
杨坚及其全部主要顾问都在北周当过官，他们都受到苏绰的改革和“六条诏书”的影响。高颎说他本人正继续履践这一传统，并且特别敬重苏威，因为他是苏绰之子。苏威在担任许多重要官职时做了大量工作，并对隋早期的改革出过力。但他多次得宠和失宠。当杨坚决心把冒犯自己的人问斩时，苏威设法劝阻，杨坚在恢复平静后就对他表示谢意。他为人清廉，但在讨论国策时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即使他为一些小事受挫，也总是坚决斗争。他还为炀帝效劳，以后又在隋灭亡以后的几个叛军政体中任过职。他活到八十多岁。《隋书》记载，他是许多法律典章的作者，但这些都被认为粗糙琐碎，缺乏长期性法律必须具备的那种精确性。《隋书》又说“时人以为＇苏威＇无大臣之体”。①他立身于隋廷，但能使人追想苏绰的流风余韵，这种作用可能比他作为顾问和大臣产生的影响更加重要。
隋文帝朝的其他官员的权势均远逊于上述三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杨坚的亲属，而且如下所述，绝大部分人的阶级、籍贯和教育背景与杨坚的相同。他的最高级顾问中只有一个完全掌握儒家的思想遗产和来自东部平原，并曾在那里为北齐效劳。此人即为李德林（530—590年）。李德林出身于，据说在很早就表现出通晓古代典籍的才能。他在科场取得秀才的功名，北齐在实行古老和腐败的荐举制的同时另立了科举制度。他于是在王朝担任不同的职务，其中以起草诏令和编修王朝史的责任最重。556—557年当北周征服并吞并北齐时，李德林被送往西边的北周首府长安，在那里被委以起草诏令和法规之责，因为这些东西需要一个东部的人加以润色；有人推测这些文件旨在巩固北周对被征服的北齐土地上的人民的权力。
他被争取去支援杨坚开创新王朝的大业；在伪造以幼帝名义颁发的要求杨坚摄政执掌文武大权的诏书的过程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在580年紧张的夏季，他给杨坚出了好主意，然后以他深厚的古文造诣，用古雅和令人信服的文字，丝丝入扣地宣布周的灭亡和隋朝的建立。以后不久，他单独反对全部杀害前统治王室之王的建议，为此，杨坚骂他为书生，不足与议此事。据《隋书》记载，从此他的升迁较慢，其品位继续低于核心集团的顾问。①但他被授权起草隋的新法规。589年，他因一项控制地方的计划而与高颎和苏威对立，他认为此计划将重新引起已为废除乡官的措施所纠正的一些弊病（在下节将予论述）。他再次失败，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但一年后因不可行而被放弃。
他怀疑有些隋的官员出于叛逆的用心和个人打算而阻挠立刻对陈的征讨。对此，他写了《天命论》一文，他在文中运用关于古代典籍、口头传说和历史先例的渊博知识，论证了隋帝此时已合法地取得天命；反对隋帝就是反对古代圣贤的智慧，反对历史先例，而且实际上就是反对苍天本身，因为苍天明确地显示了天意的各种征兆。这篇论文与其他夸大其词地叙述权力转移和建立隋朝的文章一样，显示了他在使用儒家材料和其他传统以使权力地位合理化和正当化方面的精湛技术。他的文学才能在文帝的顾问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能独树一帜。
自隋建国以来，李德林力促其主公南征，其传记盛赞他在这次胜利的远征计划中的功绩，但传记并未提供计划的详细内容。据说文帝兴高采烈地许下诺言，说一旦征服了陈，他将以荣誉和财富厚赐李德林，“使自山东无及之者”。②应该注意的是，文帝没有许诺按照赏赐其西北追随者的规格来赏赐他；事实上当陈被征服时，李德林得到的是“授柱国、郡公，实封八百户，赏物三千段”——真是够吝啬的！以后他又与文帝意见相左，于是在591年到州任职，直到599年亡故。
李德林显然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在制订关键的行政程序和法律文献方面，杨坚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专才。但他又很固执和拘泥成规，作为一个原北齐的臣下和儒生，他在文帝周围的骠悍善骑、讲究实际的西北人中找不到天然的盟友。因此，当他屡次触怒文帝时，他在余年被贬到地方工作。
以上是第一代隋帝的主要顾问：皇后，一个虔诚、有妒忌心的爱管闲事的知己；高颎，能力很强，多才多艺，能制订文武两方面的政策，并努力在京师的官署或在战场上贯彻；杨素，凡是贵族都用得着的打手，随时准备执行其主公的命令而不管死人多少；苏威，一个有名人物之子，尽管有种种过错，是一名忠诚和有效率的朝廷官员；李德林，一个儒家文人，只有当他在礼仪、古代典籍和历史方面的学识能为篡位的隋朝提供合法的依据时，他才被使用。在这核心圈子以外也有形形色色的有用人才，文帝长期或短期地在正式官署或在特殊使命中加以任用。他所能物色和使用的所有有干劲的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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