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
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
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
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
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
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
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
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
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
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
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
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
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
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
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
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
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当然，
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
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
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
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
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有趣的是，诸如此
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
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
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
义，令人玩味。”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
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

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
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
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
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　
等同于“权利”（right）　。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
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
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
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
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
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
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
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


“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
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
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

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
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
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
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
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
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
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
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
人的高明之处？”（吴正）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
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
“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
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
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
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
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
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
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
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
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
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
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
权。

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
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
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
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
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
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
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
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
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
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
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
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
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
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


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
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
的文化对话呢？1998　写于耶鲁大学

第5　节　上海的一日

我以为我与上海相识是近两年的事；在此之前，我与这个城市没有任
何关联。

直到我去龙华看古寺，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古寺旁据说是烈士公墓，
我从偏门进去。庭园空荡寂静，新植的小树在风里簌簌作响。淡淡的晚午阳
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着一层红晕。

蓦然看见柔石和胡也频几个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脚步。龙华？我
难道没听过“龙华”的名字吗？1975　第一次接触到不受国民党控制的文字，
但是也只需要那么一次，国民党在我身上所灌输的整套政治神话系统全部崩
溃。二十三岁的我，在台湾严格的思想管制中长大，对左翼文学和历史还没
有任何理解，但是龙华事件对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异议文人迫害
之残酷，一方面是国民党对我这知识青年的有计划的欺骗——我在台湾可不
曾读过这段血淋淋的历史。那也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合起书本望向窗外，
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千千万片翻动，片片金黄耀眼，映着北美蓝得深邃
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后，我回台湾写《野火集》。人们问我的政治“觉醒”始于何时何
地，我想想，说，“在美国，1975。”但我真正想说的是，“在龙华，1931。”
可是龙华在我脑中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字，从来不曾想过那是一个具体
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角落。直到1997　年的秋天，午后阳光暂时停
格在一方冷然无声的石壁上，漫步来看龙华古寺的我仿佛大梦初醒：啊，这
个龙华，就是那个龙华。

原来我的政治启蒙，始自上海。

那个安静得只有风声的墓园，那片夕阳斜照的石壁，其实一直在那儿，
等着我逐渐走近，最后发现于一刹那。生命里隐藏着脉络，脉络浮现了，你
才知道，许多以为是偶然的东西，背后竟深埋着千丝万缕的因缘。

我不断撞见那深埋的因缘脉络，譬如认识了音乐学院的陈钢。傍着一
架钢琴，我问他是否知道30　年代一首老歌叫《永远的微笑》：“我不能够给
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
伤／愿你的微笑／永远那样”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
么高，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她唱这支歌；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
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她仍旧唱这支歌，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
的光芒。这样的一支歌，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它使我想起母亲的
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

陈钢两手搭上琴键，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他说：“当然知道，
这是当年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曲子。”他低着头弹琴。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
流动，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如立深渊边缘：一支歌，像一条河，也有它的
流域。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峡，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阴、穿过深不可


测的历史漩涡，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在上海一架钢琴边。

于是我知道，我会认识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
像我走向龙华的脚步，廿年前就已开始。每个城市有它的履历。这个城市，
处在古老的泥土上却面对着大江大海，永远有豁出去的气魄；这个城市，挟
着西洋的骨架却又紧紧系着中国的胸怀；这个城市，时时赶着现代的步伐但
怎么迈出也总带着传统的负重。我爱上这个城市，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履历
如此相像？而上海会接纳我这域外游子，又何尝只是偶然？在20　世纪的中
国文学史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个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无数出类拔萃
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无数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区哪个里弄里
租下一个“亭子间”开始过起日子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上海的美好，
就在它气度的开阔，开阔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疯狂的梦想的可能。

所以我对上海有着憧憬。30　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
化人曾经有过种种梦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这个样子：就说是
某一年的2　月26　日吧！这一天的上海晴间多云但无雨。梧桐已纷纷抽出新
叶，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人行道上卖花摊子不少，摊子边有卖乐的艺人，
也许拉着二胡，也许是小提琴。行人走过，听一阵，丢下几块钱。

这一天，有上千个外国学者在大学里讲课，有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在这
里求学。外国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谈，外国画家在画廊里看画，外国音乐家
在演奏厅里表演，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开各种各样的餐馆小吃。街上走着各色
人种，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们也自觉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这一天，有好几场新书发布会，来自各地的作家与读者见面。这一天，
上海有两百场演讲在进行，从绣花到烹饪，从庄子的和谐观到韦伯的基督教
伦理，从同性恋文学到死亡学的探讨，不同的题目吸引不同的观众。同时，
几十家剧场在演戏：地方戏曲、现代话剧、实验新剧、日本能剧、希腊悲剧。。
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龙里挤满了人；文艺青年在朗诵他半生不熟但绝对前
卫的诗，半裸的观念艺术家在宣传他警世骇俗的构想，即将成名的哲学家在
高谈阔论尼采“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一天，好几个创新的杂志正在排版，
两个对抗的先锋艺术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将震惊文坛的诗集正在签约，一
篇科学论文马上要改变世界。

这一天，一场公开举行的政治辩论使教育会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
这一天，某个报纸的社论抨击时事尖锐凶猛，编辑室电话响到半夜。

这一天，有几个作家得了奖，他们的《得奖感言》刊在报纸上。他们
很高兴，虽然知道那页报纸马上会被拿去包油条或鞋子。

这一天，我从里弄出来，在巷口“永和豆浆”买了个粢饭团——包了
肉松榨菜的，边走边吃。晃到福州路，走进一家七层楼的书店，那书店门楣
上有个木牌，上面刻着漂亮的草书：“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
等着。

（原载1998　年2　月26　日《文汇报·笔会》）

第1　节　吵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


——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
又是外国的地方。

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
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
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
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
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
别的需求，不是吗？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
客多半是德国人。

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
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
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