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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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
死亡。仍是3　月23　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
体埋在瓦砾之下。

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
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
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
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
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
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　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
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
1944　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
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
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
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
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
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
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
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
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
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
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
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
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
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
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8　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
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
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
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
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
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
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
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
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

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
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


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
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日本老人的脸
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

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
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
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
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
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
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
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
里？（原载1996　年10　月8　日《文汇报·笔会》）

第4　节　懵懂的时候

——1——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
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
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
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
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
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我
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
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这是1934　年的德国
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
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
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
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
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
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
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2——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
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
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
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
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
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
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


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
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
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
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
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
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
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
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
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
格曼，日后要成为20　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3——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
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
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
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
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
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印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
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
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
不缺任何人。”作为孩子的印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
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
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

——4——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
吧？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
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
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
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
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
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5——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
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
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
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

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
们懵懂的时候。

（原载1997　年4　月9　日《文汇报·笔会》）

第5　节　金钱，使人腐败？


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
他所经营的饭店里，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肴，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
竟是老板。他苦着脸，指责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金
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大陆传媒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
种种批判。文人从商，以“下海”称之，就像从前人说良家妇女“下海”伴
酒一样，是斯文扫地，是自甘堕落。

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金钱，却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
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
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
头锐面。资源的充分，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
者的人。当他行有余力，他可能在乡里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他飞黄腾
达，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残疾基金帮助照顾残疾，文化基金鼓
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策励学子，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
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比较可以达到“谋
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心路历程。我们
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舒敞、人文气质高尚的地方。公园池塘里
的天鹅优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开自落，无人撷取。搭
地铁公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诚实购票，不需检查。

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疗，账单以后寄来。张
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
度婉转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对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实是经济的塑造。
如果张贤亮在50　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洒下来的巧克力
糖，满脸胡頾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弯身捡拾烟蒂，年轻的女人千方百计接近
英美大兵以换取丝袜和口红。

马歇尔经援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动起来。
经济发展所带来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
作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章杂志上也就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斯
文扫地”。但是当然，评者自评，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　年代初，
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
持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
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文化人或农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谈灵魂上的事情，
却和左邻右舍比较冰箱的品脾。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言辞的道德指控：精神污
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德国知识分子们沉痛地问：西方文化往哪里去？
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最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
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
都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他们的餐馆侍者，见你没付账走了出去，还对你和
颜悦色。你也看见他们的国家拨出大笔大笔的钱给饱受战乱的波希尼亚难


民，给非洲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给民生困顿、政治不安的俄罗斯。他
们的大学，对全世界的学生开放，不收一文学费。

这种百川不拒的宽松，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钱，
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透过劳心劳力的挣取；如果这个劳心劳力挣取财
富的行为叫做“贪”的话，那么“贪”有什么不好？它根本就是一个经济动
力，使一个个人，不倚赖国家的豢养，以自己的力量求温求饱求物质的丰足；
没有这个动力，社会的经济是停滞的，停滞在贫穷中。你说金钱使人腐败，
我说贫穷使人腐败，匮乏使人堕落。“仓廪足而后知荣辱”倒过来说就是，
贫穷的压迫使人顾不及荣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沦丧呢。

在经济狂潮中我们所看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欺诈、勾心斗角，究竟
是来自对金钱的追求，还是来自对金钱追求的机会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
之争，后者，却势必释放出一个人对社会最深最痛的怨愤；集合无数个个人
的怨愤，那就是一股动荡不安的毁灭力量。孙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却
觉得，在某个发展阶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财富的
追求可以推动社会，使它在物质不乏之余往精神文明提升；如果游戏规则是
不公平的，传统价值的解体崩溃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噩梦。

我多么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板能欢欣鼓舞地经营他的餐馆，
大赚其钱。然后有一天，他的钱实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个乡镇图书馆基金
会，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儿童图书馆；他设置了一个以他自己为名
的文学大奖，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