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全集-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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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和黄”收购“香港电灯”
1985年1月，“和黄”以较市价低13％的条件，共29。05亿港元收购“置地”名下34。6％“香港电灯”股权。其成功原因主要是当时“置地”扩张过度而出现财务危机，在1983年亏损13亿港元，负债累积至高达100亿港元。而“和黄”的财务状况一直都非常良好，如图20，“和黄”的负债比当时大约只有0。4，而其它同业的潜在竞争对手包括“太古”、“新世界”及“怡和”在内都超过0。8，可见在财务能力上，“和黄”比他们都好，因此绝对有能力把握机会，进行是次收购。
“和黄”收购“香港电灯”，当时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看中了“香港电灯”发电厂旧址的地皮，可以用来发展大型住宅。事实证明，其发展前景确实很好，有利于“和黄”的房地产业务。另外，由于“香港电灯”主要经营电力业务，属于公用事业公司，所以其盈利和收入都较为稳定。图23便反映了“香港电灯”的税前盈利从1997年开始稳步上升。“和黄”在收购“香港电灯”之后，利用其可观的盈利和稳定的收入来提高自身的盈利（如图24）。
“长江基建”和“香港电灯”收购澳洲
ETSA　Utilities、Powercor
从1999年至2002年间，“长江基建”同“香港电灯”以300亿港元，收购了南澳洲省的ETSA　Utilities　Powercor　Australia　Limited及CiticPower，使“长江基建”和“香港电灯”成为澳洲最大的配电商，为160万名客户提供服务。要进行这样大型的收购活动，收购者的财务状况必须非常稳健，而图21中可以看出“长江基建”在1999年的负债比率只有约0。2，远远低于“新世界基建”的0。4及“合和”的0。5。再者，图23显示，“香港电灯”的收入相当平稳，在1999及2000年平均每年有约60亿港元的税前盈利，令“长江基建”及“香港电灯”有足够财务能力去完成这几次收购。
这些海外投资项目为“长江基建”和“香港电灯”带来以下三方面的好处。
首先，随着2008年利润管制协议的取消及香港电力需求逐步进入低增长期，“香港电灯”在香港的盈利前景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早日开拓那些蕴含着发展潜力的海外市场能使公司始终拥有一些盈利高增长的投资项目在手，从而弥补在香港盈利的下滑，并确保其总体盈利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图25就香港和澳洲电力业务在2000年和2001年的盈利情况作了比较。我们从中不难发现，澳洲市场呈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增长率高达82。7％，而香港业务的盈利增长却只有9。2％。很明显，澳洲电力业务的强劲增长在将来的几年里会对“香港电灯”的整体盈利带来正面的影响。
其次，这一系列收购使“长江基建”和“香港电灯”成为了澳洲最大的配电商。澳洲经济相对独立，市场比较稳定，投资风险相比其它地区相对较低。“长江基建”、“香港电灯”在这里开始其电力业务国际化的第一步，便是看中澳洲市场的稳定性和低风险。
第三，收购的三家澳洲公司中的两家初期表现均胜过市场预期（2001年ETSA　Utilities利息及税前盈利达到10。5亿港元、Powercor为16。5亿港元，CiticPower在2002年9月才完成交易，尚未披露具体盈利数字），市场对“长江基建”和“香港电灯”的这一收购行为反应良好。比如，高盛就因“香港电灯”在澳洲的一系列收购，调高了对其今明两年的每股盈利预计大约1。5％至3％，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
策略四：透过不为最先来分散风险
“不为最先”也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法，如图26所示。一方面，通过对前人的观察，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能比较准确的判断决策的结果。另一方面，等待一段时间后，市场气候往往更为明朗化。而且如果是想推出一个新产品，等待一段时间后，消费者则更容易接受。虽然这样做放弃了最先抢占市场的机会，但是因为能降低许多风险，有时是很值得的。“不为最先”也可以通过收购已从事某项业务的公司来达到，这样还可以避免早期的巨大投资。
“长江实业”的“不为最先”策略虽然避开了起初的高风险，但若把握不好时间的话就很容易进入高风险区或承担其后众多投资者加入竞争的后果，如图27所示。因此，“不为最先”的策略对投资时间的选择也是一门较难把握的艺术。
“长江实业”历史上的各项投资，“不为最先”运用得很多，详见表4。
下面我们以“长江实业”在电讯业的投资来分析其“不为最先”的策略。
英国Telepoint　：不为最先却失败的例子
“和黄”1992年5月在英国推出Telepoint的电讯服务，取名“Rabbit”。这其实是英国最后一个Telepoint的服务商。1989年9月Phonepoint最早推出服务，其后又有3家相继推出，他们均于1991年停业。显然，“和黄”认为他们的失败不会在“Rabbit”身上重演。但由于技术、产品与市场不合，“Rabbit”也于1993年12月停业（如图28）。
英国Orange　：不为最先且成功的例子
Vodafone（沃达丰）1991年在英国推出GSM网络业务，1994年底客户已达100万。BT　Cellnet（现在的O2）1994年在英国推出GSM网络业务，而One2one也已于1993年进入英国市场，Orange是最后一个。
然而Orange增长迅速：英国客户数从1994年的300万上升到1997年的1000万，1999年达到3500万，年增长率超过60％。同时期，Vodafone的英国客户数从1994年的1000万上升到1997年的3000万，到1999年的5000万，年增长率不足40％（如图29）。Orange1996年上市，成为进入FTSE100最年轻的公司，而且1998年成为FTSE100表现最好的股票。可以说，Vodafone花了8年所发展到的程度Orange用短短4年就已达到。
英国3G　：“不为最先”的一个未来的例子
长和系“不为最先”的策略也延续到了它的3G战略：日本NTT　DOO1999年在日本推出2。5G“imode”后，“和黄”就不断加强与NTT　DOO的合作，以其的经验为自己推出3G作准备，而在NTT　DOO推出3G已一年多的今日，“和黄”还在筹备之中，可见其的“小心翼翼”。在3G的投资中，“不为最先”的投资策略也将有效降低集团的风险，为整体投资的成功作出贡献。
综合起来，业务多元化、业务全球化、策略性保持稳健财政状况和“不为最先”策略，使得“长江实业集团”整体能保持平稳的收入和盈利之余，亦能不断增长。而达至业务多元化、全球化亦有赖各种各项成功的收购行为的帮助。策略性保持稳健财务状况，不但降低财务危机风险，而且保持充裕实力，有助准备随时抓住收购的切入点，故能在收购上取得好价钱及最后胜利。最后当一切都准备就绪，集团以“不为最先”策略寻找较佳切入点以降低失败的风险，增加成功的机会。　
没说国企改革该停　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在郎咸平8月初炮轰海尔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场飓风会越刮越烈，卷进了张瑞敏、卷来了顾雏军，甚至还卷到了香港高等法院。而且，飓风最后席卷整个学术界，在“挺郎”和“倒郎”两派间，衍生成为一场风暴。　
对此，即使是处于风暴中心的郎咸平也不得不承认，事情的发展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期。可以看到，引来股民和媒体对此事高度关注的中心，已经从他对大企业的炮轰，转移到中国经济学界的“集体失语”、“集体炮轰”和那场新闻价值大于实质意义的“声援会”中。说穿了，“郎氏风暴”的源动力，不仅仅是一次经济学家对国企MBO行为的学术质疑，还有对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良知、学术精神的争论。　
那么，一个月以来，当郎咸平从“风暴中心”外窥时，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面对外界的冷暖起伏，他的心里又在想着什么？就此，郎咸平9月3日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而此前的8月28日在京召开的“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上被郎咸平列在“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之首的吴敬琏，日前也在深圳首次公开回应郎咸平。　
透视“话题人物”　
学者只有通过研究才有话语权　
记者（以下简称记）：近期，你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提出了诸多质疑，这也使你成为了中国经济学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你看来，外界对你的这种关注度，是来自于公众对“揭秘”过程的兴趣？对你研究功力的认可？还是这个话题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爆炸性和新闻性？　
郎咸平（以下简称郎）：我认为我的案例分析给了社会大众很大的震撼，案例分析的最大优点是能够详细而深入地刨企业内部的运作过程，而这也是哈佛商学院案例教学的最高宗旨。　
当然，你也可把这说成是一种揭秘。如果我谈的是与社会大众没有切身利益的关系，那肯定不会引起大家的重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社会大众太相关了，再加上又有揭秘的本质，因此肯定会受到大众的关切。　
至于这是不是我学术功底的体现，我想我的学术成果已经得到了客观数据的评价，根本不需要靠案例分析来证明我的研究功力。举例而言，我在1990年发表的破产论文是当年全世界所发表论文引用率排全世界第一的论文。　
记：你更愿意成为一个因为不断产生新闻而被关注的“话题人物”，还是给更多的人，如张瑞敏、顾雏军等人物提供更多的公众话题？　
郎：“话题人物”不是我能控制的，你们太高估了我的能力。发表这些案例的起初目的只是尽学者披露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责任而已，但是我的研究受到了如此的关注充分证明了社会大众对资产流失的痛心。我一再表明，我只是一个通过实证研究说话的学者而已。　
记：那在你看来，外界对你目前身份的定位够准确吗？　
郎：我觉得外界已经慢慢能理解我这种透过实证研究说话的定位。这种定位绝对不应该是我的专利，而应该是每一个经济学家必须要有的定位，只是目前我国大部分经济学家还做不到。我相信通过这次的大争论，年轻一辈的学者肯定理解，学者只有透过研究才有话语权的定位。　
感受“媒体生活”　
我希望充分保护我的家人　
记：有人说你善于炒作自己，这是一种批评还是认可？　
郎：我这话已说了很多遍了，我发表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关注。但现在受到了关注就被认定为炒作，因此大家把逻辑搞错了，因为我并不是为了炒作而做这些题目，而是先作了这个题目才受到关注。　
记：那在你对各大企业开火之前，是否已经有了对后期各种报道的心理准备？　
郎：说实话，我在开火以前，确实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的报道。　
记：目前，面对褒贬不一的大量媒体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注意到你面对媒体的时候很轻松。但你的生活、你家人的生活是否真的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郎：现在这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一个话题当然应该有激烈的讨论，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发展。目前，经济学家们对我的回应我非常关切，我下周一会做个详细的回应。你知道，我从来不和媒体谈我的家人的，我希望充分地保护他们。　
记：那你预计，这样的“媒体生活”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你希望它结束吗？　
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媒体生活才会结束。我并不关心媒体生活什么时候结束，我更关心我提出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可不要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评说“明星学者”　
独立客观地发表成果才能被尊重　
记：在中国，“明星级”经济学家并不多见。而和吴敬琏这样的学者比，你们成名的道路各有不同。你觉得，中国是否需要“明星级”的经济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才应该是受人尊重的？　
朗：我觉得靠研究和数字取得话语权的学者才应该是主流学者，而能独立客观地发表其研究成果才是能被尊重的学者。明星经济学家不是靠“需要”而产生的，而是靠以数据证明的其明星级观点而产生的。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年轻一辈的经济学家非常重视研究，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　
记：对你提出的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吴敬琏教授说，这个观点他不同意。但是他认为，你说的有一条他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据悉，吴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3种情况。你认为他与你的观点，是“大同小异”，还是存在根本分歧？　
郎：我从来没说过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革。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我们应该正视国企效率低下的事实，但改革国企的效率低下不是靠着目前贱卖国有资产的方式，这种改革方式应该停止，而不是国企改革停止。　
国企改革绝不是叫国企退出市场，而是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国有股权留在市场。国企的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而在职业经理人缺位。　
未来国企的改革是在维持国有股权的前提下，以市场价格聘用职业经理人经营，而我们必须以客观财务指标每季考核制职业经理人。相关法令必须保证国有资产的交易要在公开、透明、竞价以及国际认可的核数师背书情况下才能进行，否则应该暂时停止产权交易。我在周一会详细地回答吴教授的观点。　
记：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郎教授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你对此怎么看？　
郎：我不想回答张教授这么空洞的批评。　
感受“学界冷暖”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记：对你的行为，中国经济学家从前期的“失语”，到近期的大量反驳，你认为是为什么？　
郎：我并不介意经济学家对我的批评，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这句话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甚至认为很多网友比有些经济学家还要了解我的观点。　
记：具体说，在他们“失语”时，你当时有什么感受？　
郎：坦白讲，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对我提出的现象能视而不见，甚至曲解这种现象为产权改革过程中不得不发生的事。我不知道他们为何集体“失语”，我只能表示不理解。有一位我的经济学家朋友劝我不要掺和这个讨论，我说这不是掺和，这是责任。　
记：面对现在的批评之声呢？　
郎：我此刻的心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准备下一场的“战斗”，我也没想到我会走到“战斗”这一步。　
记：上周，北京部分经济学家举行了对你的“声援会”。你觉得，这场会议上的观点是否真正认同了你的说法？你真的因此不孤独了吗？　
郎：我觉得那场声援会是不太成功的。我希望能多几位持不同观点的教授，像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张军、张文魁等都来参加讨论。我不希望整个讨论会变成了一面倒的“声讨大会”，如果我早知道是这种情况，我根本不会参加这个会议。而且我很惊讶地听到吴教授没有被邀请，虽然主办者一再向我保证邀请了吴教授，因为广泛地邀请所有不同观点的人与会是我参加该会议的要求。我想我只有透过媒体互相交换意见了。我们必须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待资产流失问题。　
自评“斗士精神”　
培养经济学家不能以“斗士”为目标　
记：前期有传言，说你目前受到了来自外界一些“实力型”人物的压力，比如要求你“收声”等。有这些事情吗？　
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