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触动全球-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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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速度非常之慢，打开电子邮件，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只有四个电视频道：一个新闻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无比的会议；一个文艺台，播送一些不错的欧美经典故事片；两个教育台，传授数理化、医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优点是没有商业广告的打扰。报纸杂志很少，Gamme　是党报，8个版面的小开本，都是口号和会议新闻，书店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榨糖，为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遍贫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我曾好奇地在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一个小店理了个发，但一打听，这小店也是国营的，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不起了。　。　　。。　　想看书来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3）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最近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如通过了更加开放的农业政策，允许古巴市民购买手机、电脑等，这是好事情。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
但古巴并不全是弱点，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一年已有5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的见闻：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值得我们后人追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70多岁的陶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业主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200来人了，都老了。他还说，哈瓦那曾经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吃喝玩乐。”　看着哈瓦那海边大片的现已年久失修的豪华别墅，你就可以想象当年那些富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猖狂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成功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
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十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4）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Gum；　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00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随即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
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
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中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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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不坏的发展模式？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过两本英文专著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评论；　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兹、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
30年的时间不过是历史的弹指一挥间，中国却发生了巨变，整个世界为之惊讶，称之为“中国奇迹”，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了十倍多，我们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但奇迹也伴随着问题，引来了争议、甚至非议。至此，我想起了英国大政治家丘吉尔在40年代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丘吉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说这番话的。他本人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比方说，他坚决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现在丘吉尔的这句话，已被不少人抽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甚至导致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少麻烦。丘吉尔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话，看到世界上这么多诸如菲律宾、海地、伊拉克这样的劣质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还有3亿人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不知他老先生会有什么感受，但这是后话。
我这里只想套用丘吉尔的句式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不坏的发展模式。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做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没有比东亚（“四小龙”＋中国）模式更好的模式。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虽然也出现过各种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其他模式还无法比拟。与“四小龙”相比，中国又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事业起飞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还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中国发展模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自然也更为深远。
中国发展模式虽然衍生出不少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别是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中国模式还真是不错。西方###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次大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20年。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摊上了这三个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多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灾难。

二、东亚模式之争（1）
“东亚模式”是有争议的，这里首先要对“东亚模式”这个概念作个界定。我这里讲的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教）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内的泛义的“东亚模式”，因为那些国家我也都访问过，他们虽然想学四小龙，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四小龙的现代化水准。我讲的“东亚模式”也不含现代化后期的韩国和台湾（他们后来转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当）。
在经济发展早期，韩国、新加坡、台湾的政府当局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经济起飞后，又逐步转为间接干预，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引资政策，补贴公共商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亚模式尽管自身有不少弱点，但其总体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四小龙是战后世界上唯一从第三世界的起点出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准的社会。
东亚模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