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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刀 右一刀-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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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撮雄狮牌胸毛
什么是灾难？灾难就是同一时间被两把刀子抵住腹背：前一刀，国安罢赛；后一刀，国足兵败。
什么是崩盘？崩盘就是徐明起事诸侯造反，向阎世铎谛造的神圣中超竖起中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一个夜晚失败就让整个中国足球崩溃！我相信真有魔咒了，我相信老天真要处罚中国足球了，否则也不会鬼使神差地用10月14日这一天时间来考验中国足球的抗击打能力，否则也不会让这支刚刚得到亚洲杯亚军的球队去应验“5·19”魔咒———“得亚洲杯亚军即被淘汰出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足球从不缺乏痛苦经历，但这样密集，这样疯狂，这样强暴，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的24小时还从未有过。
乱了，天下真要大乱了！但乱世中，谁是真的硬汉？但阎世铎深夜在龙潭湖丙三号用国际长途对前线狂呼：“兄弟，给我顶住，顶住！”这让人感觉他像一条肾亏的硬汉。
如果一定要很形象化地比喻这场战斗，那就是两条疲惫的汉子在拼血，互相盯着对手的动静，不敢轻易发招，让血从静脉管道一滴滴淌在地上……谁的血先流干，谁将输掉这场战斗。就在徐明石破天惊般地走进北京国安那幢大楼，准备以合纵联盟扩大革命之势时，中国足协却要扮猛装酷，却要在胸中一刀汩汩血流之时与敌手拼血——比谁血流得多，比谁血流得快，你狠，我比你酷。
但革命不是冒充硬汉，不是斜戴约翰·韦恩的牛仔帽，不是手提三尖两刃刀，不是事逼事儿的在胸口粘一撮雄狮牌胸毛，硬的谁不会，头顶上拍上一砖高呼“刀枪不入”然后血流满地不过是义和团的干活。我的担心：一向疲塌懦弱的中国足协要以“硬汉”代替“革命”，换言之以一次家规的肃整代替真正的中国足球秩序重整。在对国安斩杀的大背景下，换一个革命的概念以图：一，避开公众对国足出线渺茫的口诛笔伐；二，继续维系它封建家长式的行业权力。
这很危险！北京国安违反基本竞赛规则应当严处是一回事，但以此为契机不破不立展开革命又是另一码事！中国足协最最偷换逻辑的一种舆论就是———把10月2日北京现代“罢风风波”具体化、技术化也就是说庸俗化———事实上中国足球的原罪不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北京国安，不是某个点球某个裁判某个球员某个总经理，中国足球现在最最需要的就是借机来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北京国安分量还嫌搀杂地方利益恩怨的话，那么中国国家队在科威特的惨败就足有分量推动这样一次革命，中国足球如果不换个活法，将在严正处理了北京国安后涌现出十个、二十个国安，在踢走了败军之将阿里·汉后将会衍生百个、千个阿里·汉。
阎世铎在这场危机公关中较显示的强硬手段承蒙上峰夸赞，但我觉得阎世铎就像当年力挽狂澜的汉军绿营统领袁世凯，我要说的是——“硬汉”不是革命，“硬汉”只是一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权力上的优势———最最悲哀的事情是，中国足球在处理了一个北京国安后，在渡过了出线危机后，硬倒是硬了，就和厕所里的石头一样，但革命遥遥无期。
不是所有灾难都会带来革命，但灾难可以催生革命———面对扑面而来的灾难，灾难之下的人们用何种姿态面对，才决定是否诞生一场革命。
否则，我们在10月14日这一天经历的，不过是粘在胸膛上冒充硬汉的雄狮胸毛般的苦痛，哪里与革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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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像中国式离婚
钱钟书说：“夫妻吵架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战争，就像一把剪子的两叶刀片，你看它们相互砍来杀去，但绝不会伤到对方，大战三百回合后竟相安无事。”
我曾经认为革命就是神仙打架，但现在我觉得革命更像中国式离婚——中国足协和“改革派”们现在正是那把刀光闪闪的剪子，遥踞北京京城南城北的“龙潭路丙三号”和“知春路13号”，看上去是一对冤家掐到出火，其实今天已毫不相干。
这就是中国国情，阎世铎们与徐明们感情已经破裂了，但在一场砸锅摔铁的撕打后，它已经陷入最庸俗的肥皂剧情，然后还要被迫同床异梦地住在中国足球同一屋檐下——然后在暗无天日的内耗中走向情感死寂。
好一场政治的对练，“改革派”要求财务公开，中国足协不理不睬，“改革派”召开足球论坛会议，中国足协把邀请函当成手纸扔进纸篓——张曙光天天念叨着中国足协“行政不作为”，丙三号的驼鸟官员们听到后捂着嘴巴笑：“我偏不作为，急死你，憋死你，等死你丫的……”，
看上去刀光剑影其实找不到对手，或者根本就没有对手，战争场面很有趣，练过某种上乘内功的中国足协任凭对手重拳出击，却能把攻势化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改革派”每一击都没有碰到反弹之力，连仿效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壮都没机会。
在一个政治上早熟但法律上滞后的国度，不要以为“11·17惨败”会给那些正局级、副处级或者科级干部们带来即时冲击。这场战斗的输赢，绝不会因为“改革派”找来国际足联的援助或者司法渠道的救济而决分晓，最终只能等上面的指示，没有楼上咳嗽声，楼下砸烂锅碗瓢盆弄出人命也没用。
所以我们还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一把剪刀在表演，“咔嚓咔嚓”但绝不相干。21日“改革派”又提议要“取消中超常委会”，又提议“政变”改革小组结构和议事程序， 又给总局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但据我估计，足协的同志们还是要对此大笑不止——大笑得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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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很搞笑，他说给总局的那封信将以“信访”的形式交到总局“信访办”，不行就告到法院，再不行就告到“中南海”…… “我只是想讨个说法”，秋菊风餐露宿，就是要为被踢伤“鸟蛋”的老公讨回说法，这场越来越毫不相干的战斗，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呢？
想象这帮身家逾亿的商海在鳄混迹于信访群众人流中的样子，我真的很感慨：北京的冬天来了，风很大的……革命真像一场《中国式离婚》，都进入更年期了，很疲惫，很虚空，但了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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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1）
兼与楼世芳董路程建国商榷 2004年10月22日
当龙来的时候，叶公害怕了；当革命来的时候，呼吁革命的人们却发抖了。
我说的不是徐明、张海们，我说的是当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并迅猛无掣地向保守的堡垒发起无情进攻时，一群平时悲戚于中国足球的穷途末路并狂呼“活不下去”的善良人们，这时候却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以怀疑的目光、以冷嘲热讽的口气，以道德家的姿态抵住历史车轮，说：“要不得呀！不可以呀！要闹出乱子呀！”直至声嘶力竭地向主子大呼：“救命呀！”
今天，一场挽救中国足球的革命行动却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最危险之处不在于我们要革命的对象——中国足协以及它陈腐的体制，而在于鲁迅先生在历史上曾指认过的那群“帮闲”，他们用貌似客观的调子，以冷枪和暗箭（舒桂林先生语），以革命的“血统论”“人格论”“私欲论”……等等诡异角度来有力地、理论化地帮衬中国足协以及它陈腐的体制——革命的过程总是这样荒诞滑稽，究其实质他们是害怕革命会革掉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革命怀疑论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他们甚至可以成为革命的主攻方向。
（一）血统论——
（如果参加革命还需验明其血统是否纯正，那么几千年来的革命史将不复存在，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究其血统和出身，都不配当革命者，这实在居心叵测！）
上海滩的楼世芳先生说：“革命——请不要亵渎这个神圣的字眼。革命，令我想到鲁迅笔下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夏瑜、一个是阿Q，前者掉了脑袋，死后热血还被人用馒头蘸着，以‘治病’的名义吃掉，而那个阿Q，确实从未庄到过城里革过命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只是阿Q回到未庄多了一些吹牛皮的资本而已”……楼世芳在《一统斋》里是读过点书的，所以他还举出圣经故事来：“法利赛人把一个通奸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准备将这女子用乱石砸死并嘲弄耶稣，‘这是摩西的法律，你还有什么话说？’耶稣沉默良久说，‘你们中间，只有没有罪过的人，才有资格扔石头’，然后法利赛人羞愧地一个个走了”，楼先生据此感喟：苍天在上，中国足球圈谁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革什么命呀？什么事不做最好。
楼世芳先生是读过点书的，这从他平时讲话喜欢引经据典可见一斑，但书还没有读够，所以道理就没有通。鲁迅恰恰在《药》里讴歌着为革命丢掉脑袋的夏瑜，但愤怒地鞭挞了那些围观在刑场边上“脑袋像鸭颈一样向上提着”的麻木人们，并且宿命式地安排了华小栓即使吃了蘸了夏瑜人血的馒头，也活不了命。
中国革命缺乏的就是胆敢第一个跳出来造反胆敢丢掉脑袋的人，但不缺在刑场边上伸长鸭颈了围看的麻木观众，更不缺如楼先生这样在革命者脑袋落地时还发出“哄”的一声的卫道士。
——所以，如果你真要以“夏瑜”来比喻徐明、张海们，我倒觉得这真过奖了，抬高了他们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我倒希望他们的革命再赤裸裸再猛烈些；如果你真要以“阿Q”来讽刺徐明、张海们，我倒觉得他们不像阿Q而像小D，当小D也胆敢用筷子盘起辫子的时候，阿Q气愤异常：“妈妈的，就你也配用筷子盘起辫子，就你也配起来革命”……阿Q是有些失落，某一个夜晚当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人起来合伙搬走秀才娘子的大花床却没有叫上阿Q，他也骂：“妈妈的，儿子不叫上老子”。我们知道，这次上海申花是没有赶上革命的班车。
楼世芳先生戟指苍天；“谁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我必须向舒桂林表示足够的敬意，因为他旋即反问：“革命还需要资格吗？”是的，认为小D们没有资格革命的是阿Q，认为阿Q没有资格革命的是赵老太爷，认为赵老太爷没有资格革命的是长毛党人——倘若革命也要问资格、也要问出身，那就永远不可能有革命，这真是中国革命的悲哀。实德、健力宝确实是关联关系的祸首，国安确实也不敢说屁股上没屎，甚至中远、颐中、金德……但我要问楼先生的是——“即使马克思也从没有要求过革命者一定要是圣人，你有什么权力要求徐明、张海们的革命性纯金足赤？”这种苛求革命出身、抬高革命行列门槛的做法，是道貌岸然地变相反对革命和分化革命。
那好！既然如君所言，“因为谁的屁股上都有屎、谁都没资格去扔第一块石头”，那么中国足球就这么混帐王八蛋下去吧，就这样沆瀣一气继续通奸乱仑吧。让我们蹶着肮脏的屁股，把屎风干！
居心叵测啊，按照这个逻辑，武松就不是革命者，因为他街头斗杀西门庆就是犯了“扰乱社会治安罪”，宋江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手刃阎婆惜就是犯了“虐待妇女罪”，陈胜吴广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们首先触犯大秦律例“遑期未行”罪当立斩，甚至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们一个是资产阶级子弟、一个是富农成分出身、一个是江浙富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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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2）
“革命者往往是从旧的堡垒中出来，因更清醒地认识到旧堡垒的罪恶，才有革命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如果书读得够多，请查一下这句著名的革命者成分论断出自哪位伟人之口！这群中国足球最初的革命者，注定不可能是记者、是球迷、是官员，而是如徐明、张海这样的打出旧堡垒的人，因为他们的反击最有力！最到位！最能打到旧体制的七寸！哪怕他们并不十分干净。
谢谢楼世芳先生提起了“文革”，但我要说的是，在“文革”期间最流行的就是“革命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那个年代，很多血统不正、出身不好的人被剥夺革命的权利，那个年代，死了好多人——不知向我力荐《往事并不如烟》并对文革痛心疾首的楼世芳先生是否记得这本书里描写的文革“血统论”对中国人民的戕害！
（二）人格论——
（如果中国足球的问题只要提升“人格”就能解决，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担任足协主席吧！在错误的体制下，再高尚的人格也对大环境无济于事，在正确的体制下，体制会逼迫不那么高尚的人们来适应新形势，打出“人格论”，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清官论”，天哪，包公包大人、海瑞海大人！）
“在一个‘非革命的年代’里，革命通常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字眼……‘革命’俨然一跃成为中国职业足球领域最新流行语……遗憾的是，在革命降临之前，夜幕首先降临了——大宝饭店门外，各家俱乐部老总们彼此说着‘大宝啊，明年见’……”这是由于最近专攻评论的董路先生对于新闻事实把握不准造成的，这怪不得他，因为他以为俱乐部开了个务虚会议就妥协了，没有深入第一线的他不知道的实际情况是，老总会只是斗争中的一个幌子，更激烈的角逐是夜就在“投资人”与阎世铎之间针锋相对地展开。
但因为徐明、罗宁们与阎世铎有一个酒局就认为双方耳鬓厮磨握手言欢就未免武断，革命难道不需要请客吃饭吗？曹操与刘备不是也在亭子上煮酒论英雄吗？李自成与张献忠不是也并驾齐驱笑谈“双雄会”吗？毛泽东与蒋介石不是也在1945年于重庆某个山顶茶居上推杯换盏吗？用这样世俗的标准来怀疑10月18日晚、19日晚徐明们与阎世铎们的碰头性质是一种苛求，至少，这一场中国足球革命是一桩正反利益碰撞的大事件，而不是飞短流长的胡同邻里纠纷——急了，拎板儿砖往阎世铎头上砸去，真正的革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动声色之下却惊心动魄，不是每次都有看官们需要的血腥感官刺激。
今天，对于这场革命的评论有种危险的道德化倾向，用封建的道德标准来误读今天的革命和革命者，除了楼世芳先生手执“血统论”外，还有董路先生的“人格论”，和敌人喝了酒就不是革命者？和敌人握手拥抱就意味着妥协投诚？在我的印象中，董路是一个难得的正直评论人，但如果正直到了《十五贯》里那个“过于直”的县官境界，就会出现狭隘、简单的倾向。
董路认为，中国足球首先需要的是一次“人”的革命而不是“体制”的革命，中国足球的祸根是出现在具体的“人”身上，任何一种先进的体制下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最终结果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并且善良地认为，“即使中国足球始终处于现有体制下，如果相关人等能够实事求是、克已奉公、各司其职、公正公平的话，中国足球也不应该混乱不堪了……”
是的，中国足球从业人员的人格素质低下造成目前中国足球的困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首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下，社会结果的造成根源肯定是体制而非生活在体制之内的人，如果本末倒置的话，那极易倒退向封建的几千年来的“清官论”——希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清官大人就能够改写历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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