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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香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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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正是大萧条最严峻的时刻，弗里德曼从罗杰斯大学毕业。由于上述两位导师的影响和推荐，他申请了若干所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很幸运地获得了两份奖学金：一个是布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经过审慎考虑，他选择了后者，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3）
芝加哥大学催人发奋的学术气氛——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弗兰克·奈特、雅各布·文纳、亨利·舒尔茨、亨利·西蒙等都在该校任教，为弗里德曼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与此同时，人生的第四件幸事又眷顾了他——爱神丘比特向他招手，在维勒教授的经济学理论课上，全班学生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使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罗斯。罗斯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由于深受反犹主义的*，全家移居美国。罗斯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严格遵循犹太教的习俗。罗斯从小就开始上钢琴课和希伯来语课，移民美国后才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她的哥哥阿伦18岁就考入耶鲁大学。令罗斯难忘的是，即使移居美国后，他们家的商店也曾被反犹主义分子烧毁，父亲由于睡在商店的后面，才得以死里逃生。有趣的是，由于不安全感的威胁，她母亲很早就为阿伦购买了人寿保险，并成为她惟一的经济来源。阿伦对罗斯半是兄长、半是父亲，是他一生的良师益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是：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吗？什么能创造幸福？
维勒教授讲授的经济学理论课充满了活力与色彩，使学生们非常有兴趣。在维勒的手中，经济学理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运用起来既要谨慎又要严格注意逻辑性，但是用以理解与解释重要经济现象时却得心应手。用马歇尔的话说，他让经济学成了“分析的发动机”。米尔顿是维勒班上最鲁莽的学生，有一次维勒讲课时，混淆了两件事的功能，米尔顿固执地指出了他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尽管维勒在课堂上固执已见，但下课后还是单独向米尔顿承认了错误。多年后，罗斯和弗里德曼将这一课的启示作为一个做人的准则告诉了自己的子女们：如果你犯了错误而又拒绝承认，你就会让自己受到双重损失，一次是你犯错误时，另一次是你拒绝承认错误时。
1934年，在老师舒尔茨和伯恩斯的帮助下，弗里德曼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年薪1500美元的助理研究员职位。欢欣鼓舞的弗里德曼还清了在芝加哥的欠债，迁往纽约，并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与偏重理论研究的芝加哥大学相比，哥伦比亚大学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正是因为在这两所大学都学习过一段时间，才成就了弗里德曼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学术著作，这对于他来说，又算是一件幸运的事。 弗里德曼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做舒尔茨助手的副产品。这篇论文是批评“从预算数据中评估需求的伸缩性的庇古方法”，因为庇古当时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舒尔茨建议将论文投到凯恩斯任编辑的《经济学杂志》，结果遭到凯恩斯的拒绝，并转来了庇古教授的批评意见。最后，该文连同庇古的批评文章共同发表在1936年5月的《经济学季刊》上。庇古是马歇尔的学术继承人和福利经济学的开拓者，行为很古怪，不仅是一名登山爱好者，还是一个著名福音会的成员，当时福音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同性恋者。1935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那里，他对消费者预算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37年秋天，他离开了华盛顿，前往纽约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职业收入结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他与西蒙·库兹涅茨联合出版的《独立职业活动收入》。弗里德曼是通过阿瑟·伯恩斯结识库兹涅茨的，库兹涅茨也是犹太人，后来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弗里德曼的博士论文导师。 （）②。 最好的txt下载网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4）
1945年至1946年，弗里德曼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职称是副教授，教授统计学和经济学两门课。在该校的经济系，没有派系斗争，所有的成员都友好相处，尤其是同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共用一个办公室，使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成为终身的密友。他们不仅是富于激励性的谈话对手和批评者，而且都是为经济学而生，而呼吸，而睡眠。某年冬季的一天，乔治在冰上摔了一跤，进了办公室还在揉胳膊。米尔顿看了一下，宣布没关系，告诉乔治说只不过是轻微扭伤。乔治后来拍了X光片，发现是骨折。事后他经常取笑米尔顿，称他为“弗里德曼医生”。这一年他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房租最高限价政策，标题是“房顶还是天花板”激烈地抨击房租最高限价。有趣的是，等后来米尔顿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由于房租的最高限价使他很难找到一处满意的公寓。无奈之下，决定买一处二手房，恰巧房东也是一位德裔犹太人，才从竞争者中险胜。
1947年4月，米尔顿第一次离开美国，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成立会议。朝圣山不仅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高手云集，成为大多数与会者的人生转折点。哈耶克、冯·米塞斯、马克卢普、哈伯勒、拉帕德、卡尔·波普尔、黑兹利特……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相识，并献身于同样的自由经济原则，而且大都是犹太人。在与会者中，德国的瓦尔特·奥伊根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吃七八年来吃到的第一个橘子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被战争和占领政府强制执行的僵化政策彻底摧毁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与纳粹斗争的勇气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他是路德维格·艾哈德的老师，艾哈德在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和启发，那次改革带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是，他的理论奠定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的基础。”
1950年春，弗里德曼先后去了法国和德国法兰克福。在巴黎，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斯请他吃午餐。由于阿莱斯是个单身汉，所以给他们上了很多种酒，结果使罗斯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那是罗斯用过的最好的安眠药。在德国时，当他们看到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时，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憎恶感和恐惧感。在公园散步时，他们把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生怕孩子们会突然失踪。尽管他们知道公园里没有纳粹分子，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那些纳粹时期发生在犹太儿童身上的可怕故事却总是萦绕在脑海中。
1962年到1963年，是弗里德曼值得纪念的一年，不仅年内有三本书完成并出版， 而且开始了他们结婚25周年的环球旅行，先后去了以色列、南斯拉夫、希腊、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在上述5个国家中停留一两个月，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是短期访问。由于他是犹太人，到了以色列一定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他和妻子却没有回家的感觉，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欧洲犹太人的语言和面孔，而这里却是一个东方犹太人的国家，使他们仿佛置身于外国。因为陪他们游览的是经济学家，所以旅途中的许多专业话题使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经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说：“犹太人以金融才能闻名于世，这是在流浪岁月中锻炼出来的，聪明的犹太人经营着银行，聪明的犹太人在政府机构中监管着银行。政府中的犹太人制定法规，银行中的犹太人逃避法规；政府中的犹太人想办法弥补漏洞，银行中的犹太人再想出办法来逃避；一轮又一轮，终于造就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法规体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5）
朝圣山学会每年开一次例会，平等争论，气氛非常热烈。让弗里德曼记忆犹新的是1972年在蒙特克斯召开的那次。他在会上所做的主席发言的题目是“资本主义与犹太人”， （）②这个发言适逢其时，因为就在会议期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了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惨案。这成为朝圣山学会会议从未面对过的非常事件。消息传来时，学会前主席施莫德建议全体默哀表示悼念。就在这时，一位英国议会代表尖叫起来，反对默哀：“我们为什么不为在爱尔兰被杀害的人默哀呢？”说完后气愤地离开了会场，因为朝圣山会议中的许多成员是犹太人。
弗里德曼的声誉主要来自于他在三个方面的著作：第一，对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研究，使他成为西方“货币主义”的领袖和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驱；第二，在消费函数上的永久性收入的理论；第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其代表作就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新自由主义大致出现于二战前后，其代表人物是奥伊根、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新自由主义者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和价格制度，认为它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赞成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他们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体制发挥最大的功能。对于他们所承认的市场和价格制度的不足之处，他们也赞同国家干预，但应将干预限制在最少程度，并最好通过市场和价格来实现。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主张：“通过自愿交换新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据说这种制度在促进人类的自由上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不可缺少的手段”。 （）②
基于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负所得税设想，尼克松提出了改良的方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虽然后来没有获准，但尼克松仍然任命弗里德曼为白宫研究员委员会委员，在工作3年后，弗里德曼于1973年10月提出了辞职，并给尼克松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你给我在这个委员会服务的机会对我是一次极有收获的经历。它重新唤起了我对这个国家青年男女的素质、人品与能力的信心。”但他在*中对于美国实行工资与物价限制的政策仍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政策对国家造成的损害，“要比后来导致他辞职的行为更加严重”，从长远考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尽管短期内出于政治需要而大受拥护，“做任何事情都要承担后果，背离正常的经济运转规律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②1970年…1971年，弗里德曼和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有过4次会面。弗里德曼在*中写道：“他对经济实情与可选政策了如指掌，没有理由怀疑自己以前对他的智力与知识所做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他绝不说粗话，完全不像政敌指责的那样。”1971年6月，尼克松会见弗里德曼时，希服他能够说服阿瑟·伯恩斯同意授意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货币供应的速度加快。弗里德曼表示反对，并说，加快货币供应将导致通货膨胀。尼克松表示同意，但他认为这将首先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弗里德曼反驳说，也许不值得以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来赢得大选。尼克松这样说：“我们担心的是它有可能发生。”但在另一些场合，弗里德曼见到的尼克松却完全是另一个人：快乐随便，嘻嘻哈哈，挥舞着胳膊，热情洋溢，完全不是白宫办公室中那副不苟言笑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反，弗里德曼对里根总统的印象却很好，认为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捍卫着自由社会的原则。。 最好的txt下载网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6）
1976年10月14日，弗里德曼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在此之前许多人对他和萨缪尔森评价颇高。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获奖感受：“我注意到我个人从获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但诺奖的整个体系在两个方面弊大于利。第一个方面是，公众普遍认为获得专业奖项的人的观点很重要。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很容易让人们把鲍林当成维生素C专家，把肖克利当成遗传学专家，把沃尔德当成智利问题专家。”有趣的是，在颁奖典礼中，由于他是当时执掌智利经济命脉的经济学家小组的导师和非正式顾问，所以有一个年轻人突然在包厢里站出来，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给智利自由”的口号，使会场气氛特别紧张。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是瑞典语学校的校长，由于早在几个月前就获得了入场券，因而才有机会做了一次“非凡”的自我表演。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卡特总统决定给1976年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打电话，结果秘书却打给了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人。这位仁兄曾是福特总统的发言撰稿人，刚从农业部的职位上退下来。当他得知新总统给他打电话时，非常高兴，以为要时来运转了，结果却空欢喜一场。
在此之后，弗里德曼往返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间，或是访问或是旅游或是拍片，非常潇洒。先后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有：以色列、华沙、香港、北京、长春、上海、桂林、广州、新加坡、法国、危地马拉、伦敦、冰岛、墨西哥、希腊、新西兰等。他后来又去了4趟以色列，并希望以色列尽早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他在演讲中说：“在我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合理之处是它的道德力量，而不是它的超级效率……”可惜的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政府必须发挥巨大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在东欧拍摄他的电视系列片《自由的选择》时，他去了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在离开华沙时，他去了当地惟一的一所犹太教堂，遗憾的是，尽管是犹太人的新年，除了大使馆去的一些人以外，很少有当地的犹太人，而且这些幸存者大多是老人。
除了以色列以外，弗里德曼不仅多次来过中国，而且来过中国许多城市。在长春和中国的学者座谈时，有人向他提出了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问题，弗里德曼非常没有外交手腕地坚定地声明：“我从不认为有这样的矛盾，*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要比共产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幸福得多。”最后的结果是，他被有礼貌地告知，需要有一位社科院的专家到他的房间中给他指点迷津。在桂林的时候，一位导游小姐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讲述了她在*期间被迫下乡改造和新婚不久就两地分居的故事。最后，她从弗里德曼嘴里学会了一个名词——“自由选择”，并开始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使用。
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弗里德曼一行吃了一顿难以启齿的晚餐。在一个又吵又闹的餐厅的包间内，上的第一道菜是一条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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