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通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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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下当时兴办的一个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以外，所有的革新措施都一风吹了。就是这个大学堂也不再是培养革新者的摇篮，而是变成了造就封建士大夫的书院。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促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中国这个根本事实并没有改变，这场革命也没有取得成功。从形式上看，有了约法（临时宪法），有了国会，有了若干公开活动的政党，当时的中国，有点像共和国的样子了。实际上，全部政权都操纵在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手里。他们可以任意践踏临时约法，而另立有利于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所谓“约法”；可以把国会当作玩品，今天强迫国会选举某人为总统（不照办，就不准议会散会，不让议员回家），明天使这个国会无法活动，后天又成立一个新的御用国会；可以凭借实力扶植一些政党来为自己抬轿子，也可以压制另外一些政党的活动，直至随心所欲地宣布某个政党为非法。所谓“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表的招牌。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却成了封建专制政权的变种，这个历史事实确实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孙中山自己就说：清朝被推倒之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坏虽成功（按：其实也没有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尤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而民愈不聊生矣”！真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陈独秀也曾愤然说过，这是什么“中华民国”，其实是“中华官国”、“中华匪国”而已。这场革命也流产了。

　　　　总之，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得并不少，但其结果，既没有使中国赢得民族独立和政治自由，更没有使中国变得富裕和强盛。相反地，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了，人民越发贫困了，国力更加衰弱了。以为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就会很快地富强起来，这种幻想终于被无情的历史打得粉碎。实践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不能不对于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从根本上产生怀疑。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呢？这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不容许。

　　　　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便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一个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与它们发展经济文化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无论怎样虔诚地向西方学习，怎样热烈地向它们表示友谊，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不能得到它们的同情和支持。事实上，袁世凯就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的。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这是讲得十分深刻的，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资本主义建国方案之所以在中国行不通，更是与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这个情况分不开的。
第10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发生一百年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刚刚发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一是外国资本的压迫。它们在中国倾销商品和直接投资经营产业，致使中国的市场为它们的廉价商品所占领。二是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它们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其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三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民购买力极其微弱，致使国内市场显得非常狭小。四是封建官僚政府的压榨。它们所实行的苛捐杂税等政策，使民族工商业获利变得十分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观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地主农业经济和个体农业经济占着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在华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占了绝对优势，民族资本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就近代中国产业资本的情况来说，1894年，其总额为8952��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5443��5万元，占60��7％；官僚资本2796��6万元，占31��2％；民族资本722��5万元，仅占8��1％。1913年，产业资本总额为154095��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123709��4万元，占80��3％；官僚资本14887��5万元，占9��7％；民族资本15498��7万元，仍只占10％。据专家估计，1911年，资产阶级的概数仅为52630人。

　　　　第二，在民族资本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了很大部分。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民族工业大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多数为手工工场，劳动生产率低，其产品缺乏竞争力。

　　　　第三，相当多的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他们的亲友中的许多人是地主，在农村从事封建剥削。他们自己也往往把经营工商业获得的利润到农村购置土地，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从事封建剥削，从而兼有地主身份。他们同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正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状况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有力的证实。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戊戌变法的倡导者把推行新政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开明的皇帝载湉一个人身上，随后又把排除顽固势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新兴的军阀袁世凯一个人身上；他们不敢也不愿依靠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甚至错误地认为这种农民运动是足以使国家陷于“忧危”的境地的。他们痛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根本的原因正在这里。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但是，他们在这场革命中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主要是：第一，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因而也就不能以之号召和团聚全国的革命力量。第二，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虽然也联合过新军（多数为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农民为主的秘密结社），但并没有集中力量深入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他们甚至不赞成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反对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第三，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妥协地坚持进行到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些弱点，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场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当然，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斗争，尽管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斗争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封建主义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启蒙，就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就曾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在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些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势力灭亡中国的企图，是一种打击和扼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种推动。

　　　　对于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意义，尤其必须给予足够的估计。这是因为：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给予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阵脚，中国的反动派再也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了。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它制定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临时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从此以后，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由于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而归于破产。第三，辛亥革命在一些方面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临时政府又颁布了若干保护和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从而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次革命还使得中国近代的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也比晚清有了较大的进步。第四，辛亥革命还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革命本身，给予人们以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既然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被拉下马了，那么，还有什么反动、落后的东西是不可以推翻或改造的呢？这个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普遍高涨，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为追求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而斗争的勇气。虽然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建国方案是破产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却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追求也延绵不绝。就是资本主义建国方案遭到破产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的，它成了人们探索挽救祖国危亡途径的一个崭新的起点、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许多真诚地为实行这个方案而奋斗过的人们，后来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成了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这绝不是偶然的。
第11节。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

　　　　（一）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

　　　　尽管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但人们并不是一下就认清了这一点的。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开始的。他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过，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并非旁观者。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他们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入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的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由于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些启蒙思想家堪称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需要说明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