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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进化-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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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如何能够那么做？道金斯没说，但我觉得，模因视角实际上恰恰打开了我们满足他的宣称所需要的前景。这需要不少步骤。首先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对模因——无论好的、坏的还是中性的——的使用，确实有着为人类打开一个原本关闭着的想象世界的效果。鲑鱼为产卵逆流而上时，或许有着千百种计谋，但她完全不能盘算放弃其繁殖计划的前景，并决定转而将其时光消磨在研究海岸地理学或尝试学习葡萄牙语上。
依我看，这一华丽新立场的创建，是真灵长类革命最惊人的产物。所有其他生物被进化设计为以繁殖成功这一至善为基准去估价所有选项，而我们则能够像变色龙变换颜色那样随时在千百种追求目标中轻易变换。鸟类和鱼类甚至其他哺乳动物，对狂热是完全免疫的，狂热是单单折磨着我们物种的文化传染病，但讽刺的是，文化是通过把我们变得对目标和意义以其他动物从未有过的方式更加头脑开放，而让我们对此类病症易感的（susceptible）。
当一个主体或意向系统（考虑全部因素后）就哪条行动路线最佳做出一个决定时，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最优性判断是从谁的视角出发做出的。至少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经济学家中，一个差不多是默认的假定是，将主体当做一种点状的笛卡尔式福利所在地。我在里面能获得什么？理性的自我利益。但是假如在自我角色中必须有某些东西——某些为我们所考察的决策制定者明确“何人受益？”这个问题之答案的东西——那就没必要像通常那样做上述默认处理。一个作为终极受益者的自我，在原则上可以是高度分散的。比如，我可以在意他人或在意一个较大社会结构。并没什么东西将我限定为一个“我”而不是与之对照的一个“我们”。（如果你把自己变得足够小，你可以外部化几乎任何东西。）
一种传统做法是将此称为“无私”的在意，但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多：对“真正”无私性的探究是个注定会失败的任务。注定失败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天使，但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因为真正无私性的定义标准，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是系统性的不可捉摸的。最好想想人类审视自己的至善作为扩展自我范围的可能性的能力。我仍可将追求自身利益（NumberOne）作为自己的任务，而同时不仅将自己的身体，也将我的家庭、芝加哥公牛队、乐施会（Oxfam）应有尽有，包括在自身利益之中。
这里有一个以这种方式看待自我的好理由：假设我是一个主体，处于讨价还价情境中，或面临囚徒困境问题，或面对一个胁迫性要求，或面对敲诈企图。即便我在保护的“自我”不是我那个自我，即便我不是正试图保护譬如说我的皮肤，我的问题也并未因此得到解决，也未缩小，甚至没有被显著调整。一个知道我在意什么的敲诈者或捐助者，能够创设一种情境，在对我重要的事情上击中我，无论对我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已到达交响音乐厅的门口，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探索。我们必须看看文化进化——有时受制于生物进化——如何得以产生那些构成了我们的概念大气层、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社会条件，在其中我们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我们怀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在具有道德重要性的意义上经常是自由的，可以去做我们决定的任何事情。
第22节，达尔文主义解释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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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主义解释的多样性
伦理观念，政治、宗教、科学观念——所有这些观念和将其具体化的制度，在生物学时间上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也并无神奇之处。文化并非只是像一群空降细菌那样，在某一天降临到一队人科动物头上。要理解经文化传播的观念如何扩张了我们的自我，我们必须看看这些祖先主体必定活动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结构。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会看到，各种很大程度上未经探索的达尔文主义假说，将在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考察中得到检验，正是这段历史创造了我们的文化遗产及其各种组成部分的存在理由。
当文化环境改变时，一种经文化传播的习惯可以在一夜间蒸发，而这可能会通过选择性环境传回余波，因而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反馈回路去加速进化，而且经常是在我们会感到遗憾的方向上。沃尔特迪斯尼的卡通片《小鹿斑比》（Bambi）发表于1942年，它在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美国人对猎鹿的态度（卡特米尔（Cartmill），1993）。今天鹿的数量在美国一些地区已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导致了莱姆病（Lymedisease）的一次小规模流行，该病是因鹿蜱咬伤在旷野中步行的人类而传播的。在非洲维多利亚湖沿岸的马松佐（masonzo）文化中，铝罐在一代人时间里便取代了传统的苏库玛（Sukuma）篮子：
这些不透水篮子是妇女编织的，在庆典上被用作容器，用来盛被大量消耗的稷酒（pombe，一种小米酿的啤酒）用锰染色的草叶以有着象征意味的几何图案编织成篮子。并不总是能找出图案的意义，因为玛莎白希（mazabethi）——以伊丽莎白女王命名的铝制餐具，在英国统治下被大规模引入——的到来，象征着马松佐文化的终结。我曾在一个小村庄与一位老妇人交谈，她在三十年后仍对玛莎白希的出现感到恼火“Sisiwanawake［1］，我们女人，经常坐在一起一边相互闲聊一边编篮子。我看不出这有啥不好。玛莎白希结束了这一切。”（戈德施密特，1996，p。39）
钢斧被引入委内瑞拉的帕纳热（Panare）印第安人的后果甚至更悲哀。
过去，在石斧还在使用时，不同的个人走到一起，集体劳动，砍倒树木以清理出新园子。然而，在钢斧引入后，一个人单独就能清理出一个园子协作不再是必需的，也不是特别频繁发生了。（米尔顿（Milton），pp。37…42）
这些人丢失了他们传统的“合作性相互依存网络”，而现在也在丢失他们在数世纪中积累起来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世界的动植物区系的知识。通常他们的语言也将在一两代中消亡。像这样的事情会在我们当中发生吗？有没有来自技术或科学的礼物可能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造成像简单的钢斧带给他们的浩劫？何以不会？我们的文化是由造就他们的文化的同一种材料造就的。（让那乌鸦闭嘴！——或许只有现在，我们才都发现可能真的有理由去阻止乌鸦。）
这些例子显示，由文化维持的特性是高度脆弱并容易在某些条件下消亡的，这是令人不安的。但这也是充满希望的。一种文化毒瘤——诸如奴役或虐待妇女的传统——有时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一点点实践上的调整而烟消云散。不是所有文化特性都这么美妙。一种由文化所强化的习惯可能比其有用性存活得久很多，因文化成员所强加的惩罚而持续存在，这些成员可能对他们由习惯塑造的传统的最初原理没有知觉或只有朦胧的领会。
第23节，
比如，反对吃猪肉的禁忌，在其最初确立时，可能曾有过完全合理的理由（是或不是漂浮性的），这理由如今早已失效，但该禁忌已不再需要用它来维持。如果一项特性是有遗传基础的，那么其存在理由（raisondêtre）的终结与其消亡之间的时间延迟可以长达数百代。一个老套例子是我们的嗜甜口味，这在我们的狩猎采集时代是有重大意义的，那时能量获取是攸关生死的事情。而现在，我们的环境中糖无处不在，它成了一个我们必须用种种经文化传播的反制手段加以克服的诅咒。（你们当中所有认为这不可能的基因决定论者，把手举起来——唔，我一只手都没看到。）
遗传的和文化的（以及其他环境的）因素之间有着大量复杂互动的可能性。仅仅是时间尺度的不同便可确保这一点。比如，考虑一个有关为宗教给出一个达尔文解释的可能性的不完全调查【下面不多几段取自丹内特（1997A），有所改动。】。宗教在人类文化中无处不在，尽管它带来可观代价，却仍很繁盛。任何显然超出其功能所需的现象都需要一个解释。我们不会惊异于一个造物顽强地用鼻子在土里翻掘，因为我们以为它是在寻找食物；然而，如果它在拱土的时候有规律的停下来翻筋斗，我们就想知道是为什么。可以假定（无论对错）这一额外活动会带来什么利益？从进化的观点看，宗教显然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最精致的翻筋斗嗜好，而这本身需要一个解释。对此并不缺少假说。宗教（或宗教的某些特性）可能就像：@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钱：这是一种良好设计的文化附加物，其普遍存在可轻易得到解释，甚至其合理性也可被证明：这是一种你可以指望一次次重新发现的有用技术，是收敛的社会进化的一个例子。社会从中受益。（它有点像社会性昆虫留下的外激素踪迹，用来协调它们同伴之间的活动——其功用只能在群体背景中得到理解，这提出了所有关于群选择的问题。）
金字塔图式：这是个巧妙设计的大骗局，由一代代精英分子（经由文化）传递下来，这些精英用它获得对其同类的优势。唯有精英从中受益。
珍珠：这是个僵硬的遗传控制机制对不可避免的烦恼做出响应时所产生的美丽的副产品；有机体借此保护自己免受内部伤害。园丁鸟的凉亭：这是某种类似于失控的性选择的产物，生物策略的鬼斧神工搭上了一部正反馈自动扶梯。
战栗：这显然是一种身体的莫名兴奋，实际上，通过提高体温，在体内平衡上可以扮演一个良性角色。在多数但不是所有它出现的情况下，战栗者从中获益。
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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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入侵的寄生物已霸占有机体，并驱使它走向有益于寄生者的方向，不管对有机体带来什么后果，就像蚂蚁大脑中的吸虫。
有关宗教的真相可能是这些或其他假说中某几个的混合物。但即便如此——尤其是果真如此时——在我们清楚区分这些可能性并逐一加以测试之前，我们对宗教为何存在仍无法获得一个清晰认识。它们并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它们都是达尔文主义思考的实例。所有这些假说都寻求通过发现一些利益和一些用以支付成本的工作来解释宗教，但它们在回答“何人受益”上有着惊人的差异。受益的是群体，还是精英，还是个体有机体，或者这只是一个“红皇后效应（redqueeneffect）”［3］，其中所有各方不得不跑得尽可能快才能留在原地，或者还有其他某种进化利益？这些假说中没有一个诉诸“宗教基因”——尽管基因在为宗教的某些方面设定部分可能前提条件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然，实际上或许存在宗教基因之类的东西。比如，强烈的“笃信狂热”是一种特定形式癫痫的定义性症状，而已知癫痫是存在遗传易感性的。文化环境——一系列传统、实践和期待——可能会成为特定稀有表现型的放大器和成形器，倾向于将它们转变成萨满或祭司或先知，他们的预言只是他们就近听到的无论什么消息（就像你在学习你的母语）。
“预言天赋”能够仅仅以这样一种方式就“在家族中传承”——存在对之负责的基因，如同存在对近视或高血压负责的基因一样。（是的，是的，我知道，“严格地说”，不存在对近视或高血压负责的基因这种东西，那些被这么叫的基因只是对这些疾病的易感因素。让那乌鸦闭嘴！）如果存在任何宗教基因，那实际上将是各种达尔文主义可能性中最无趣也最没知识量的一种。重要得多的是这些可能起放大作用的条件的进化（和维持不消亡），而这几乎肯定完全不是由基因支配的。那是文化进化。
当我在抵挡对达尔文主义思考的漫讽时，我可能也在就它们中的另一个发出警报，我将后者称为裸体主义谬论。我还记得，《美国日光浴者》杂志（其中少数几期曾在我还是个少年时到过我汗津津的手里）曾大肆宣扬裸体在本质上的自然性：这是对我们赤裸动物古风的回归，是我们与“自然之母意欲我们成为的样子”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胡扯。不是指关于自然之母意图的部分——我恰恰乐意为使用这一生动短语而辩护，该短语是对进化所发现并支持的设计中的漂浮性理由的适当简称。胡扯的是这样的观念：自然之母意欲之事依事实本身（ipsofacto）（在此刻对我们）就是好的。
无论何时若这一精神打动你，你大可以脱光你的衣服，但别错误地假设，通过如此变得“自然”，你会以某种方式改进你的状况。（实际上，对我们物种来说穿衣服和一只寄居蟹借用一个贝壳一样自然，对于寄居蟹，光着身子乱跑是非常不明智的。）近视是自然的，但多亏了眼镜。自然之母希望我们吃掉我们能够染指的任何甜东西，但这不是顺从这一本能的好理由。许多经由文化进化的人类生活特性，很明显是对这种那种过时“本能”的成本合理的矫正（坎贝尔（Campbell），1975）——而其他一些特性，如我们将看到的，是对这些矫正的矫正，依此类推。达尔文过程是由基因组中等位基因之间的底层竞争所发动的，但在我们这个物种里，适应性已将基因发射台远远抛在后面。
第25节，娇贵工具，但你仍不得不使用它们
娇贵工具，但你仍不得不使用它们
我们的意见，被环境柔柔的轻推，趁我们漫不经心时自我修订。我们用沉稳的声音告诉它们，不，我现在没兴趣做出改变。但不存在原封不动的意见。它们不在乎我们是否想要坚持它们，它们做它们不得不做的。
——尼科尔森贝克（NicholsonBaker），《思想的尺寸》
在过去几十年中，每个人都读过或见过无数专门谈论自恋文化、怀疑文化、欲望文化或无论什么文化的书。这些书里的观点总是一样的：在你想象中似乎有着充分根据的信念或偏好，被发现只不过是你的“文化”的隐含假设在你头脑中植入的映像。你是宗教怀疑论者并不是因为你不相信诺亚和方舟的故事，而是因为你是怀疑文化的一个成员。
——亚当哥普尼克，《纽约客》（1999年5月24日号）
在我们能够舒适地继续行进之前，需要对这一气氛紧张的背景中达尔文主义思维的一个更深的抗拒来源加以揭示和化解。对达尔文主义思维的一个深层而持久的误解是，以为无论何时我们对人类现象给出一个进化解释，无论从基因还是模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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