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进化-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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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自由意志的严肃问题具有启发价值，但我们只有在已经矫正了隐含在它们传统设定中的错误指导之后，才能进行这项再检查。
第10节，小飞象丹波的魔羽和宝琳娜的险境
　　　　小飞象丹波的魔羽和宝琳娜的险境

　　　　在迪斯尼经典动画片《丹波》（Dumbo）里，有关那只学会展开它的巨耳飞翔的小象，有一段关键情节，将信将疑的——其实是害怕的——丹波被他的乌鸦朋友们哄骗，要他跳离悬崖进入空中，以向自己证明他能飞。其中一只乌鸦有个聪明想法。趁丹波没看见，他从同类身上拔下一根尾羽，然后郑重其事的递给丹波，宣称那是一根魔羽：只要丹波用鼻子抓住它，他就能飞！

　　　　这个情节很简练，没有解释，因为连小孩也无须讲解就能抓住要点：那羽毛不是真的有魔力，它是个假体装置，一根能借助积极思想的力量让丹波离开地面的信念拐杖。现在想象该场景的一个变体。想象这些乌鸦中的另一只，一个乡村怀疑论者，足够聪明而看出了诡计，却又不够聪明而没看出其功效，他正试图告诉丹波真相，而此时丹波正站在悬崖上，紧紧抓着羽毛。“让那乌鸦闭嘴！”孩子们会尖叫道。拦住那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快，不然他会坏了丹波的好事！ノ米ノ花ノ书ノ库ノ ；http：//www。7mihua。com

　　　　在一些人眼里，我就是那只乌鸦。留神，他们警告。此人会带来严重祸害，无论他的用意有多好。他坚持谈论本来最好留着不去探索的主题。“嘘！你会打破魔咒的。”这一劝诫不只是针对童话，它有时正适合于现实生活。

　　　　一次关于性唤起和勃起的论据翔实的生物力学专题研讨，可不是前戏中的好话题，而对仪式和装束的社会效用的反思，在一次葬礼致辞或婚礼敬酒中，也是不受欢迎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明智地将注意力从科学细节中转移开，此时无知实乃天赐之福。自由意志话题是不是另一个此类例子呢？

　　　　丹波的飞翔只是恰好依赖于丹波相信他能飞。真相并非必定如此，如果丹波是只鸟（或只是头更自信的大象！），其才能不会如此脆弱，但因为他是他所是，他需要他所能得到的全部精神支持，而我们的科学好奇心不应被允许去妨碍他柔弱的心智状态。

　　　　自由意志也像这样吗？拥有自由意志依赖于相信你拥有自由意志，这是否至少是可能的？而如果只要可能是这样，我们难道不应该避免表达那些可能会正确或错误地削弱那个信念的学说？如果我们做不到把嘴堵上，我们是否至少有义务闭嘴或换个话题？肯定有人是这么想的。

　　　　我在这问题上工作的许多年里，已认识到一个模式。我的基本看法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即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哲学考察并不高于或优先于自然科学考察，而是与这些真相探索事业构成合作伙伴关系，哲学家的适当工作是澄清和统一常常相互冲突的看法，以获得一个单一的宇宙图景。那意味着欢迎来自良好确立的科学发现和理论的礼物，并将其作为哲学理论建构的原材料，所以，做出对科学与哲学都是有见识的建设性批评是可能的。

　　　　当我展现我的自然主义成果，展示我关于意识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t）理论（比如在《意识的解释》（1991A）里），以及我对创造了生物圈及其全部衍生物——包括我们的大脑和脑力产物——的无思想无意图的达尔文算法的解释（比如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1995）里）时，我收到了许多不安的反馈，其中充斥着与纯粹怀疑不尽相同的非议或焦虑。
第11节，
　　　　通常这种不快之声是低沉的，就像远处的隐约隆隆雷声，只是无意中扰乱议题的一厢情愿。常常，在对话者抛尽他们的全部异议之后，有人便会暴露出驱使着其怀疑的幕后动机：“别的都好说，可那样的话自由意志怎么办？你的看法不会摧毁自由意志的前景吗？”这种反应总是受欢迎的，因为这支持了我的如下信念：对自由意志的关切是多数对物质主义（materialism）尤其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的抵制背后的推动力。

　　　　汤姆沃尔夫（TomWolfe）谙熟于如何紧跟时代精神，他在一篇文章中抓住了这一基调，并配了个与之相称的疯狂标题：“抱歉，可你的灵魂刚刚死了。”他这是在谈论他所误称的“神经科学”，他还为该新学科指定了首席思想家：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他当然根本不是神经科学家，而是昆虫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和他的亲信党羽，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和我。沃尔夫觉得自己看到了不祥之兆：~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因为意识和思想完全是你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物理产物——又因为你的大脑在出生时已完全铭刻（imprinted）好了——是什么让你觉得你拥有自由意志？它是从哪儿来的？（沃尔夫，2000，p。97）

　　　　对此我有个答案。沃尔夫恰恰错了。别的不说，你的大脑并非“在出生时已完全铭刻好了”，这还只是对自然主义的广泛抵制背后的最次要误解。自然主义不是自由意志的敌人，它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种肯定性解释，它对该议题的混乱局面把握的更好，实际上，好于那些试图用一套“晦涩而惊慌失措的形而上学”（彼得斯特劳森的精辟短语）来保护自由意志远离科学之爪的观点。

　　　　在我1984年的《活动余地：值得渴望的种种自由意志》一书中，我展示了一个解释版本。但我发现，人们甚至常怀疑我的意思是否可能就是我说的那样。他们（包括汤姆沃尔夫）都深信，从物质主义里当然不可能为自由意志找到空间，对此，沃尔夫至少有时还会带着讥讽地表达他的愉快兴致，（“我喜欢跟这些人交谈——他们表达了一种毫不妥协的决定论”），其他人则不会。比如，布莱恩艾波雅（BrianAppleyard）就数次写书警告世人，但根据另一位危言耸听者莱昂卡斯（LeonKass）的说法，他自己已经不起诱惑而堕落了：

　　　　艾波雅（非常恰当的）讨厌基因中心主义（genocentrist）的含义，想象并表达了它或许会被发现是错误的希望，无论如何他都会坚持，那必须被抵制。但他自己并未在哲学上武装起来从而能说明它错在哪里。更糟糕的是，他看起来是这种想法的不自觉受害者，被最极端还原论的（reductionist）、最浮夸的生物学先知的夸张宣言所迷惑，这群先知包括：弗兰西斯克里克，理查德道金斯，丹尼尔丹内特，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爱德华威尔逊。（卡斯，1998，p。8）

　　　　决定论、基因中心主义（genocentrism）、还原论（reductionism）——小心这些浮夸先知，他们即将颠覆值得珍爱的一切！如此频繁的面对这些非难（和我们将会看到的曲解），我已认识到需要某种自辩（apologia）。我如此起劲的散布这些观念，是在做什么不负责任的事情吗？

　　　　在他们的传统象牙塔里，学者通常不太忧虑他们对其工作的社会影响所负责任。比如，虽然关于文字和言辞诽谤的法律并未豁免我们任何人，但我们中多数——包括多数领域的科学家——通常不会主张，与文字和言辞诽谤无关的思考，可能给他人带来即便是间接的伤害。为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和宇宙学家提供职业过失保险显然是个荒谬想法，这一荒谬性也是对上述事实的一个方便检验。
第12节，
　　　　一位数学家或文学评论家在履行其专业职责时，到底能做什么，才会需要职业过失保险的安全保护伞？她可能在走廊上不小心绊倒一个学生，或把一本书掉在某人头上，但一般会认为，除了这些特殊副产品之外，我们的典型活动是无害的。但在那些涉及利益更重大——也更直接——的领域一直有着保持格外小心、并为确保不出现伤害后果而承担特定责任的长久传统（就像在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Oath）中明确承诺的那样）。

　　　　工程师们了解，他所设计的桥梁可能涉及数千人的安危，他们在特定约束下进行目的明确的操作，以便确定，根据现有知识，他们的设计是安全而可靠的。当我们学者有志于对“现实”（相对于“学术”）世界拥有更大的影响时，我们需要采纳那些更具应用性学科的态度和习惯。我们需要让自己对所说的话负责，认识到若我们的话被相信，可能会产生或好或坏的深远影响。｜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不止如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话可能被误解，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所说的话容易被误解负有责任，正如对这些话的“适当”效果负责一样。原则并不陌生：工程师设计了一个若被误用就有潜在危险的产品，他就对误用的效果和对恰当使用的效果同样负有责任，因而必须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避免外行对产品的危险误用。

　　　　尽可能述说我们所能搜罗到的真相，是我们的首要责任，但只有真相还不够。真相可以造成伤害，特别是如果人们误解它时，认为真相是任何主张之充分辩护的学者，或许未曾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有时候，一个人的真确陈述被误解（或其他误用）的可能性，和这种误解传播的可预见伤害，将是如此巨大，他最好闭上嘴。

　　　　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宝琳娜艾桑格（PaulinaEssunger）构思了一个生动例子，将话题从哲学幻想之地带到了冷酷现实中。她曾从事艾滋病研究，很清楚该领域面临的危险因素，所以我把她的例子称作“宝琳娜的险境（PerilofPaulina）”：

　　　　比方说，我“发现”，理想境况下（病人完全遵守医嘱，完全没有诸如恶心等抑制药物作用的情况发生，完全没有外源病毒品系的污染，等等），实施一套四年治疗方案后，艾滋病毒可以从一个被感染个体身上被根除。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是错的。我可能错的很简单很直接。比如我算错了什么东西，误读了某个数据，误诊了某位患者，或者也许外推得太远了。

　　　　因为它们的潜在社会影响，我也可能恰恰错在把结果出版了，

　　　　即便它们本身是对的。（此外，媒体可能在传达故事时犯错，可能在他们如何传达故事上犯错。但他们所负的某些责任看来会回落到我身上。尤其是如果我用了“根除”一词，那在谈论病毒的语境中常指从地球表面清除病毒，而不“只是”从一个被感染个体身上清除它。）

　　　　比如，一种非理性的沾沾自喜可能会在（好比）男同性恋者中传播开：“艾滋病现在可以治愈了，我不必再为它担心了。”由于这种沾沾自喜，这一人群中无保护高风险性行为带来的意外可能会再次上升。而且，治疗处方的广泛流传，可能会因为周期性出现的病人不遵医嘱，而导致抗药性病毒在受感染人群中的惊人扩散。（艾桑格，私人通信）

　　　　最坏情况下，你可能治愈了一例艾滋病，知道你治愈过一例艾滋病，但无法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负责任地将这项知识公开。忿忿于高风险社区的沾沾自喜或鲁莽，或责备摇摆不定的病人中途放弃治疗，都毫无益处——这些是你的出版行动的社会影响的可预见的自然（虽然可悲）后果。
第13节，
　　　　你当然应该想方设法阻止这些对你的发现的滥用，并制订计划以实施任何你能采取的安全措施，但或许，在最坏情况下，你的发现的可见好处，却根本无法实现：你就是无法将它从这儿带到那儿。这不仅是个严重悖论，更是个悲剧。（她假设中的情况从某些方面看显然已经成真：对即将来临的疗法的乐观，已经在西方世界高危人群的性活动中导致了危险的松懈态度。）

　　　　所以，原则上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当我试图发布一个自由意志问题的自然主义“疗法”时，是否可能遭遇这种系统性的挫折来源呢？实际上，有少量这种来源，而且它们确实是破坏性的。存在各种公共利益卫士，他们——带着最良好的意图——想要让那乌鸦闭嘴！他们准备好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赶在某些严重伤害产生之前，去劝阻、压制或弄臭那些被其视为正在打破魔咒（breakingthespell）的人。

　　　　他们已执着于此多年，而当他们的运动变得俗套起来，当他们的简单谬论已被其科学同僚一次次揭露，这场运动中的残渣余孽却仍继续在污染着讨论空气，扭曲一般公众在此主题上的理解。比如，生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Lewontin）、莱昂卡明（LeonKamin）和斯蒂文罗斯（StevenRose）曾说，他们觉得自己就像

　　　　一支消防队，不断在半夜被叫出去扑灭最新的火灾，总是在应对燃眉之急，但从未悠闲从容的拟定真正的建筑物防火计划。这次是智商和种族，下次是犯罪基因，接着是女人的生物学次等性，然后是人性的遗传不变性。所有这些决定论大火都需要赶在整个学术界都化为灰烬之前用理性冷水去浇灭。（列万廷等，1984，p。265）

　　　　没人说过一支消防队一定会公平的战斗，而这支消防队向被其视为纵火犯的人扔了比理性冷水多得多的东西。他们并不孤单。从政治光谱的另一极，宗教右翼也已娴熟掌握了漫讽（caricature）手法的辩驳艺术，并抓住每个机会猛扑上去，用耸人听闻的过度简化代替对进化事实的慎重清晰表达，如此他们便可对之加以呵斥，并警告世人小心。

　　　　我同意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被他们当做攻击靶子的人中，确有人曾做出过一些不幸的夸大其辞和过度简化，我也同意：这种责任疏失确可能真的有其恶劣效果。而且，我不会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他们的战术；如果我遇到的人在传达一个我觉得如此危险的消息，以至我不能冒险去听个明白，我至少会有强烈的冲动去歪曲它，为了公共利益去漫讽它。

　　　　我会希望给它起个好绰号，就像基因决定论者或还原论者或达尔文原教旨主义者（Darwinianfundamentalist），然后拼尽力气抽打这些稻草人。就像俗话说的，这是个脏活儿，可总得有人去做。我认为他们做错的地方是，把负责任的、谨慎的自然主义者（像克里克和沃森、爱德华威尔逊、理查德道金斯、斯蒂文平克（StevenPinker），还有我自己）混同于少数鲁莽的夸大其辞者，并偷偷将一些我们已小心否认和批评的观点强加给我们。

　　　　这作为一种策略是聪明的：如果你真想抹脏什么东西，就用把宽刷子，只是为了安全，别让那些邪恶家伙躲在品行端正的人质盾牌后面！但这确实有一种攻击并误伤到某些天然盟友的效果，而且坦率地说，意图再好，这也是不光彩的。

　　　　我们自然主义者所面临的宝琳娜险境是，每当我们提出我们立场的慎重精确版本，公共利益卫士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