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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腐败与治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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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儿玉誉士夫，说起来他对暴力的痴迷虽然一以贯之，但二战前后的儿玉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从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黑社会带头大哥！儿玉身上所体现出的“行动派”右翼对“任侠系”黑社会的渗透和统合，其实恰恰代表了二战后日本右翼和黑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1936年从监狱放出来后，儿玉誉士夫旋即加入了右翼政治团体“国粹大众党”。1937年，他获得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的赏识，逐渐开始介入对中国的情报特务工作。淞沪会战后日军侵占上海，儿玉誉士夫受海军委托在上海建立特务情报组织，这也成为他聚敛财富、建立贯穿日本政经两届人脉的起点岩川隆著：《日本的地下人脉》，光文社1983年版。作者在此书中认为，日本政治影响很大的政治资源圈子有“中曾根康弘的海军人脉”、“岸信介的满洲人脉”与“儿玉誉士夫的上海人脉”。能与两位首相的势力并列，可见儿玉的影响力……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的儿玉，年仅27岁就指挥着一个可以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特务组织——“儿玉机关”。据美国陆军情报部的内部报告，儿玉机关当时在上海不但插足盐铁交易，强占矿产资源、农场、养鱼场等，还经营秘密武器工厂，甚至贩卖海洛因。其所拥有的财富，一度达到了惊人的17亿美元。日本宪兵还曾经因儿玉中饱私囊太过分而将其逮捕入狱。但由于得到当时日本右翼元老、神风敢死队首倡者大西泷治郎海军中将的庇护，儿玉很快就被放了出来。1942年他还煞有介事地参加了日本第21回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在东京5区的所有候选人中得票率位列第8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二战前的儿玉，仍然只是一个标准的行动派右翼分子，尽管崇尚暴力，且与某些黑社会人物关系不错，但却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儿玉已经开始渗透并控制黑社会组织。他所掌握的儿玉机关，也还是一个拿编制、有经费的正规特务组织。
第22节，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一度非常积极地打击极端国家主义，摧毁日本“行动派”右翼极端势力的组织，明确战前曾在政府机关出任公职的右翼政治家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多数右翼政治团体被强行解散，一度有烟消云散的趋势。然而，由于中国等二战中备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话语权，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清算工作完全被美国一国利益所左右。昭和电工案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担心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等进步力量借助工人运动的力量掌握政权，影响自己的防共反共大业，竟然将盟军统帅部的首要政策目标从遏制军国主义变成了反共，负责反共情报工作的盟军总部参谋二部（G2）逐步掌握了对日政策的主导权。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CharlesAndrewWilloughby）与日本右翼走得也比较近，曾遭打击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马上死灰复燃，借机抬头。1952年（昭和27年），时任法务总裁木村笃太郎就以反共的名义提出，要拨专款3亿日元建立一支忠于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二十万人拔刀队拔刀队：日本西南战争中，由精于日本剑术的东京警察和旧日本武士组成，专门用于贴身白刃战的部队，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敢死队”。”。这一构想，虽然由于时任首相吉田茂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流产，但木村等人却转而借助“任侠系”日本黑社会组织的力量。据说，为了获得黑社会的“协力”，木村向黑社会老大提出了“今后对于赌博犯罪，只要不是现行犯，就一律不管”的条件作为交换。
日本的“行动派”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这两个中国人听起来可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行动派”右翼鼓励个人“敢想敢干”，通过暴力实现极端国家主义的政治诉求，其逻辑非常简单血腥——“不喜欢支持孙中山的首相犬养毅没问题，杀上门去砍了那个老头，然后大喊几声天皇万岁，你就是日本的英雄”；而后者则同样崇拜天皇，将其视为黑社会组织的最高精神领袖。在“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内部的重要仪式上，那些作为见证人的黑社会大佬的背后或者头上，总是会挂上写着“天照皇大神”的条幅，颇有“天照皇大神（天皇）”才是这些宗教仪式的最终见证者的意味。在赞成使用暴力、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等方面，“任侠系”黑社会与“行动派”右翼更是如出一辙。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行动派”右翼不屑于干一些“任侠系”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开赌场妓院等事情，他们谋求的首先是国家权力，其次才是财富。一般来说，“行动派”右翼的财富来源相对更为“体面”，社交圈中政要名流多一些。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对于儿玉誉士夫这样的右翼“行动派”，往往还心怀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敬意，遇有黑社会组织发生内部冲突的时候，右翼大佬们常常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这实际上也是二战后右翼政治势力渗透、统合黑社会组织的基础。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一度被美国人作为甲级战犯关进了监狱，他从上海搜刮回来的财富也面临被没收的危险。但和岸信介等其他日本甲级战犯一样，面对美国一方面不废除天皇，另一方面强力弹压右翼政治团体的两手，都来了一个大变脸，转而鼓吹“日美同盟”，声称只有和美国合作才是日本未来的出路，表现出日本右翼彻头彻尾“欺软怕硬”的功利和现实。据说，从监狱放出来时，儿玉就已经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专门负责帮助盟军查获被其他人隐匿的战前日本军用物资。然而，2007年3月12日，美国解禁的一份中央情报局对日机密文件中对于儿玉的评价很低——“几乎不具备什么收集情报的能力，是一个专业的骗子，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捞钱”。
儿玉誉士夫将政治化“任侠系”黑社会团体与捞钱几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例如，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3月，134个进步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当时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的左翼进步力量全部参与进来。另外，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也意识到了危机，成立“全日本爱国团体会议（下文称全爱会）”，将当时比较活跃的日本右翼政治组织几乎都统合起来，试图与前者对抗。4月26日，“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全国统一行动，发动群众请愿、集会和示威。日本国会收到请愿书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次，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请愿”。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方面却提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于6月19日访日。由于日本警力已经完全用于应对游行、抗议和示威，如何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就成为让岸信介政府非常棘手的难题。按照当时接待艾森豪威尔工作总负责人桥本登美三郎的计算，为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需动员8万人，以当时的警力状况，缺口大约在4万人。因此必须借助民间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的力量。具体负责与“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各位大佬交涉、协调的，正是儿玉誉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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