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好,心脏才会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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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医生毫无信心，可是，谁能责怪他呢？他遇到的大夫把他的求生意志都给扼杀了，没有一丝希望。
　　在拉斯做手术的那天早上，我留意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在等候室里等着，一杯杯地喝着咖啡。等候室是医院里最令人震慑的地点：焦心如焚的家人聚在一起，踱着步，无聊地翻阅着过期杂志，等候着在手术室里生死未卜的亲人。
　　我做过许多年的支架手术，已经驾轻就熟，所以，这也算是我的拿手好戏了。我的手术成功率是99％，因此，我对拉斯的手术结果充满信心。
　　“手术做完了，你感觉就会好多了。”当拉斯躺在手术车上时，我安慰他说。但是，他惟一的反应只是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手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桩极其罕见的意外发生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拉斯的一条血管破裂了，大股血流正涌向他的胸腔。这真是最糟糕的突发事件了，其发生率低于1％。
　　“哦，不！”我喃喃地说，手术室护士也焦急地看着我。
　　“我想莫根医生正在当班，马上传唤他过来。”几分钟后我命令护士说。
　　我发疯似的试着一切我能想到的办法来止血。这时，莫根医生也进入手术室，看着拉斯。
　　“情况很不妙，米米，”他低声嘀咕着，“你应该知道他不适合做搭桥手术的。为什么你还让他做手术呢？”
　　“我希望你能往好处多想想，别太悲观了。”
　　“对不起。”他说了一句，然后回到他的位置去了。拉斯的血管太细了，所以，他接受搭桥手术并生还的几率几乎为零。我们必须找出立竿见影的办法。我的手不断地操作着，脑子里飞快回忆着过去我在医学专著上看过的所有处理办法和听过的急救药。但是，这一刻都无济于事。
　　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还找不到北。我到底在忙些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满心里只挂虑着拉斯，无暇理会自己的疲劳。这一紧急情况使我的头脑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心脏激烈地砰砰跳着。我发现拉斯正在挪动着大腿，在手术过程中，这种动作太危险了。“我头晕得很，大夫，”他咕哝着说，“我胸口非常痛。”
　　几分钟之后，他的血压急剧下降；我似乎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我不能让他倒在手术台上，我必须做最后一线努力，把他的血止住。最后，我把麻醉师也叫过来了，加大了麻醉的剂量，使拉斯安静下来。
　　“只要你坚持一会儿，一切都会好起来了。我们会竭尽所能来挽救你。”我对拉斯喃喃地说。他打了麻药以后，又陷于昏睡中，我意识到刚才我对他说的话，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我想象着如果把我们回天乏力的坏消息告诉拉斯的妻儿时，将会看到怎么悲惨的情景。但是，我很快把这幅画面驱散了。毫无疑问，我必须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否则，拉斯就会没命了。
　　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我根本没法把拉斯破裂的血管封闭起来。快过去五个小时了，我头昏眼花，力不从心，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一种我以前根本没用过的药品：明胶海绵。这是一种凝血剂，通常用于凝结住血流不止的动脉。
　　当我把明胶海绵注射进拉斯的血管时，我万分欣慰地发现血终于止住了。
　　我用力眨着双眼，以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你看到了吗？血止住了！”
　　护士和我一样欣喜若狂。拉斯的血压又恢复了正常，我们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手术。
　　不久之后，当我走近监护室里拉斯的床位时，我停下来观察他，他紧闭着双眼躺在那儿。
　　麻醉药已经失效了，他的面部表情也放松下来，在这终于波平浪静的一刻，我得以一瞥他的另一面——这是一个更为年轻而脆弱的拉斯。
　　我站在那儿，突然想到自己十多岁第一次住院的情形。那时，我多么害怕打麻药，恐惧被一个人留在医院里，母亲的早逝给我带来的创伤仍未平复，医院里的一切都让我畏惧万分。有个好心的护士照料我，她和蔼善良得像天使一样，帮我盖上暖和的毛毯。其实，她并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照顾，但是，她的一举一动却透露着善意与关心，让我放松宽慰。
　　当拉斯清醒过来，睁开眼睛看着我时，我希望也能把同样的讯息传达给他。
　　在那几个血淋淋的小时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在病历单上，我根本无法给予这种感情准确的衡量与解释。拉斯能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一项奇迹。
　　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巡房时，拉斯已经大为好转了。他能够站直身来了，他的眼睛明亮起来，他恢复了生气。
　　我像平常一样问了他一些问题。
　　

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4）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完全不同了。”
　　“好些了？”
　　他有点腼腆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嗯。”
　　他脱去衬衫，我听了听他的心跳。虽然那条我们试图搭架的小血管被我封上了，他的狭心症已经控制住了，但他明显还很虚弱。
　　当我转过身填写他的病情报告时，他低声对我说：
　　“我是印第安人黑脚部落Blankfott　tribe，美国西部大平原印第安部落的一个支系。的后裔，”他说，“我的祖先是最早移居西部的一个部落。我们组成大约只有20个人的小部落进行迁徙，但我们会再汇集起来进行祭祀和贸易。我们还会捕猎野牛。”
　　我停下来不再写了。过去拉斯和我说话，总是万分紧张，我没有听过他这么洪亮而圆润的嗓音。事实上，我们见面以后，他根本没说过几句话。我放下笔来，转向他，很害怕打断他的话。
　　“我们一年中的头等大事便是太阳舞蹈Sundance，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宗教仪式，因在跳舞时有注视太阳的习惯而得名。，我们聚在一起，向上天祈求丰收和安定吉祥。”
　　“直到19世纪末，我们还能击退白人的入侵。但野牛几近灭绝，我们也跟着败落了下去。我们部落里的人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的印第安人管理机构，才能生存下去……”
　　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呢？我只是个医生而已，我非常疑惑地想着。这些事情与他的心脏有关系吗？我的眼睛又瞄了瞄钟；我在他身上已经耗费了不少时间了，但我忍住不去打断他的话。
　　当拉斯继续述说着他的故事时，我的护士从门外探进头了，给了我一个疑问的眼色。我得抓紧时间。可是，我还是向她点头示意，告诉她我还要多留在这里一会儿。然后，我做了我在医学院里从未做过的事。我摆脱了我作为科学从业者的特点——那种冲动、怀疑、力求一针见血地追求事物真相的思维方式。
　　我把我的仪器和病历本都放下来，让我的病人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我们的文化有着讲述故事的传统。我们特别渴望能向别人倾诉自己的生活，然后，反过来也喜欢聆听别人的故事。研究表明，随时随地都发生着的双向聆听与倾诉，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心理创伤的方式。
　　在医学上，这种交流也是很有效的。因为长久以来，这就是病人与医生交流的方式。病人描述自己的病情，医生加以判断，然后得出诊断结果。在血管造影术和心电图发明之前，大多数的医生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行医的。
　　在很多年前，我还待在布鲁克林区祖母的身边时，我就一直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我们有个小小的仪式，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行——公寓里头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正忙着算账，我坐在厨房的饭桌上做着家庭作业。
　　我是一名勤奋好学的好学生，我有奋发向上的机会，不像祖母那样，由于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而无法继续求学。对于我祖母来说，我成了寄托她的理想的角色，她对我诉说着她曾经的梦想，以及她后来被现实磨灭掉的远大抱负。
　　我知道讲这些故事，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她把嘉妮丽家族的优良传统传授给我，而且，在讲述过程中，她也得以发泄在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怒与不满。她让我明白了，我的身上寄托了她未能实现的梦想。
　　我对她的在意与关心，对她也是一种很好的安抚。这是我们的约定：她是倾诉者，我是聆听者。我曾经想学英语专业，那就是因为我知道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应该是怎么样：情节、高潮应该怎么安排，我很清楚我祖母的故事结局，这样的结局，也许会应验到我自己头上。
　　在医学教学和训练中，这种聆听的角色并不受鼓励。在我工作过的每家医院里，总是有一些孑然一身的病人，最后孤独而逝。这些病人通常都是些年迈的老妇人，她们非常渴求有一个能够谈话的对象。
　　有一位主管曾经这样跟我说过：“如果不是你的病人，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这是医院里通常的惯例。他们相信医生的精力有如存在银行里的金钱一样有限，如果你花费太多，很快就会耗尽了，这样的观念在医生群体中已经习以为常了。
　　如果医生力图无所不包、面面俱到，那么，他们最后也会疲于奔命的。
　　我们只能鼓励去接触病人最粗浅的表面。蜻蜓点水式的工作方式在医院里随处可见。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把更多的感情节省起来，放在你自己所爱的人身上。
　　正是因为不满于这样的观念，所以，从很早开始，我就决定把病人视同自己的家人。
　　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倾听病人的诱惑，于是，我开始尝试着听听病人在说什么，其实，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病人渴望医生能听听他们说什么。其实，病人的倾诉比那些心电图表或心脏手术更能反映真实病情。
　　看望了拉斯的那天晚上，我夜不成寐。
　　我从床上起来，打开电脑，搜索着一些关于印第安原住民的网页。在一篇文章里，我读到了有关“达郁卡塔”——这是一个印第安语词汇，意思是“和谐平衡”。
　　我读到了这样的语句：“孤独一人，与世隔绝，没有家人朋友，作茧自缚，这是许多种疾病与身体失调的症因。”
　　

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5）
我想到了拉斯握紧的拳头，和他像石头一样冷硬的脸孔。
　　我理解了他的愤怒。
　　他一度是一个强壮骄傲的男人，可是，他失去了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他发现自己是一名被剥夺者，一名被抛弃者，他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无处可去，心中的苦闷也无人可以倾诉。
　　在美国西部文化中，群体或社区往往会包含个体的价值。拉斯失去了他所属的集体，成了飘浮无定的个人，失去了他可以从中汲取智慧的东西。
　　他有如行尸走肉一般，安静地燃烧着怒火，最后，孤立无援地患上了心脏病。
　　这就是他故事的核心所在。
　　如果我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遇到拉斯的话，我们的故事也许很快就了结了，根本没有任何开始。他一定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办公室的病人流水线中的一员，我只是机械地切开他的动脉，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生活，更不会开启他们的心扉。
　　拉斯出院后，也许还会回到他的家里，继续保持他爱吃猪肉、马铃薯和喝可口可乐的饮食习惯。他继续把自己的沮丧和压抑埋藏在心里，最后，他的血管又会再一次堵塞。
　　我既然帮他治疗过心脏，我的职责就不能无视这样的可能性。
　　但我改变了——因为，我的病人把我改变了。他们向我显示了洞悉心脏真相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心血管病是身体、精神与感情三重作用之下的疾病。也许，在传统西方医学与如今并存的各种辅助性疗法之间，应该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我在斯克里普斯中心参与了“心脏治疗计划”，这个计划专门帮助心脏病人从生活方式入手，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我要求拉斯也加入进来。
　　在我们下一次会诊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尽我所能来帮助你了；现在该是你自己努把力的时候了。我需要你采取一切办法保持动脉的畅通。你以后必须改变饮食习惯、进行适度锻炼、减肥、降低血压。但是，我同样需要你试着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你要相信自己会恢复健康，而且，你自己也要愿意恢复健康。”
　　我把我们这个“心脏治疗计划”的说明册发给他，这个计划的进行地点在太平洋边上。通常而言，这应该是病人非常乐意看到的东西。可是，拉斯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草草浏览了几页，我看到一层熟悉的阴影又笼罩在他脸上。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说。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搞不太明白。”
　　“拉斯……”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层阴影烟消云散了。
　　“我付不起拉约拉的旅馆费用。”他告诉我。
　　我远眺着他身后那蔚蓝的海洋；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纽约人，我有时仍然希望能看到高楼大厦。在我面前的太平洋尽管如此美丽，我却对它无动于衷。
　　我应该怎么帮助我面前的病人呢？我问我自己。他现在正处于转折点上，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从我进入医学院开始，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沟壑已经影响到了我。
　　我的职业训练告诉我，我是医生，拉斯是病人；他生着病，而我是健康的；我有答案，他有疑问。我被教育说，我们两个人的角色应该是界限分明的，我有解答问题的智慧，而拉斯的角色应该是被动地服从与接受。
　　但这样的安排根本行不通。我从病人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从医学期刊论文或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多。而且，如果我对病人保持超脱的态度，会使得我与病人分隔得更远。
　　“我家里有空余的房间，”我听见自己说，“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住在里面。”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觉，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如芒刺背，反复思考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我的同事会认为我的行为不够专业吗？如果我和拉斯以及他的家人交朋友的话，我自己会感觉不舒服吗？如果我的狗不喜欢他们，怎么办呢？
　　我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当拉斯和他的家人参与这个计划的第一个周末，我们便遇到了一项挑战。我提醒自己在厨房里闲逛或从浴室里出来时要穿着得当，脱下白大褂以后，我不再能保持我的尊严了。
　　我现在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站在厨房里，穿着帆布鞋、喂着狗、做着沙拉。当我看到拉斯的儿子帮爸爸去他们的车子里偷偷拿出亮红色的可乐罐时，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这是他自己的事，不是我的。
　　拉斯从我们的“心脏治疗计划”中获益良多，从瑜伽到冥想，到素食烹饪班，都很有帮助。这其中的援助小组和咨询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的援助小组并不能够把拉斯的部落还原给他，但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精神替代品。我发现自己站在玻璃门外看到他时，心里犹豫不决。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知道他正在说话。
　　当我看到他时，一句《圣经》里的名言涌现心头：
　　“每样事物在光线之下都会显露无遗，”圣·保罗说，“暴露在光线下的事物，也会变成光线本身。”
　　研究表明，倾诉有助于疾病的治疗。詹姆斯·W·潘纳贝克对隐藏情绪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发现，诉说自己的情绪与思想有助于健康。拉斯自己后来也说：“直到我敞开心扉与别人交流之后，我发现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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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6）
群体协助正是迪恩·奥尼斯的心脏治疗小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