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好,心脏才会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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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鲁克林的小小世界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
　　在我们的大街上，财富的累积就意味着散步的减少，还有雪弗莱车与别克车造成的塞车；我爸爸不再喜欢吃通心粉，而是转变成喜欢牛腰肉和蓝奶酪。家家户户的后院都用铁链和栅栏围了起来；上班族们离开邻居们去郊区工作。埃斯波西托老太太和科莫先生从他们孩子家里的卧室搬出来，住到养老院去了。
　　如果我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曾祖父母们，拖曳着他们笨重的农用器具，突然回到了我们家中，他们也许会非常吃惊，因为科学技术、自动化机器和各种休闲方式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大为震惊地看到我们在电视机前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而我们清洗衣服和碗碟的工作都是由机器代劳的。他们看到我们如此与世隔绝和静止不动的状态，肯定会非常不快的。
　　在20世纪，我们已经失去了生活中应有的许多身体功能和彼此之间的依赖——烤面包、搅拌黄油、生炉子、掸地毯，所有这一切都由机器代劳。清洗这样简单的家务劳动原来是那样的烦琐，它包括搓揉、拧干和晾挂，这些都需要花费一定的体力，但它们却能锻炼心脏功能。
　　相比于我们的先人而言，我们的生活过得更为舒适了——哪怕是短距离路程我们也开车而不是步行；我们坐电梯，不再爬楼梯了；黄油、冰激凌、奶酪这些过去用手工制作的奢侈食物，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事实上，一个典型的现代人花费在家务和工作的时间，只有19世纪的人的一半。但我们的心脏更加脆弱了。
　　在1900年以前，心血管疾病还不多见；人们更多地死于肺炎、感冒或肺结核。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延长了2倍之多。20世纪时，人们平均只能活40来岁，而到了21世纪，平均寿命已达77岁了。生命在可喜地延长，伴之而来的却是长时期丧失劳动能力和疾病缠身。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头号杀手，高居美国死亡原因的榜首，相比其他疾病，心脏病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
　　在此期间，在我的家中，我父亲约瑟夫也悄悄成为死于心脏疾病中的一员。他在我母亲逝世差不多10年以后，同样死于一次心脏病发作，使得我们余下的家庭成员更加惧怕这种神秘而阴森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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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为人知的心脏（3）
我的祖母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末，她是本森赫斯特那个旧部落里的最后一名成员。她是仅余的一个采梨果的人，只有她还会手工制作面条，而且，她还是一名知道街区里所有孩子教名的长者。
　　在她弥留于病榻的最后时日，现代科技的浪潮不仅席卷了我们的街坊邻居，而且还占领了整个医学领域。一度停止跳动的心脏在起搏器的帮助下会重新跳动起来。输氧仪把空气和氧气输入已经衰竭的肺部。人工输液使得那些无法进食的病人得以延活，但这些手段也同样延长了他们异常痛苦的濒死过程。现在，病人不再待在家中，身边环绕着家人和朋友，他们更多的是在一间无菌病房中结束生命。
　　我的祖母不需要这些延长生命的程序。她也许无法理解她心脏充血的病情——她狭窄的大动脉瓣膜使得她的心脏过度操劳，血液无法流畅，心肌也变得僵硬——但她却能情绪化地感知这一事实。她知道她的心脏像一座陈旧而迟缓的闹钟一样，逐渐地磨损衰竭了。
　　“我可不想死在医院里。”我祖母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她想留在她的公寓里安然地度过最后的日子，而非在一间摆满了滴答作声的仪器和静脉注射器的房间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些新的科技手段给我们的家庭造成了一种医学上的艰难选择，我们的祖先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局面。当那些医疗机构的治疗手段仅仅只能延长她的生命，而非治愈她的疾病时，为什么我的祖母只能离开她的公寓住到医院里呢？可是，和大多数面临如此困境的家庭一样，我们不得不屈从。
　　她在医院里做了全面的检查，依照这种治疗系统，任何症状都必须作出诊断。
　　我年迈的祖母却比那些运用输氧仪和其他医疗设备的年轻医生们更清楚这个事实——他们没办法治好她的病。她是对的。
　　她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得多。
　　“一切都变啦！”她向我抱怨着这个新世纪中出现的新事物。这话也是真的——在这个世纪里，还有什么没被发明出来呢？
　　她站在厨房水槽旁削土豆皮，经常三言两语地发表着对各种革新和进步的看法——月球旅行、拉链、原子弹爆炸、抗生素、电脑以及透明胶带等。
　　但是，伴随着这些新进步的，却是另一些我们很难估量的改变——随着人们之间日渐疏离与隔膜，布鲁克林不再是过去那个温暖的社区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改变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但却没有仔细考虑过它们对我们死亡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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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颗脆弱的心脏（1）
医生的手术刀能解剖人体的每一个部分，但却永远无法解剖人的精神。现代医学的一切手段都只是在关注人的物质身体，而不是人的灵魂。因此，有时候，心电图显示出的数据远不如与病人的一席长谈。但遗憾的是，现在医生的面孔越来越冷漠僵硬，他们只相信仪器显示的证据，而不考虑病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心脏病医生，我花费了许多时间，才拥有了开明舒展的心胸。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就仿佛加入了一个秘密社会——里头有着属于自己特有的亚文化，有整套的语言、符码和等级，而且，不允许成员带入任何的个人感情。
　　这些事情，他们并不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但他们会慢慢地示范给你。
　　我刚刚就读医学院时，我们要上解剖课。在那天，50多名新生拥进了实验室。
　　只见明亮刺目的灯光，白刷刷的墙壁，甲醛的甜味弥漫四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排排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上面覆盖着尸布。
　　教授站在我们面前指导我们操作过程，但我根本没有细心听他的话，我满脑子都是那些躺在那里的尸体——他们曾经是别人的祖母、父亲或妻子。
　　我特别害怕掀开尸布，凝视着那些脸孔，看到他们穿破的耳朵、头上的卷发、脸上的皱纹，正是这些特征，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的解剖同伴卡洛尔和我分到了一具骨骼粗大的女尸。
　　轮到我们操作时，我把尸布拉开，两个人站在那儿，一言不发，盯着女尸仍然涂着珊瑚色指甲油的手指，那修整过的眉毛，她的左手手指上还有一圈凹痕，那里也许一度带着结婚戒指。
　　“天哪，我对这个女人可动不了刀子。”卡洛尔喃喃地说。
　　“为什么？”
　　“她的样子可像我妈妈了。”
　　我转过头瞅了卡洛尔一眼，她的脸色变得和我们要解剖的尸体一样煞白。
　　“好吧，我来操刀，你帮我念操作规则。”
　　卡洛尔舒了口气，打开了《操作手册》，“我们现在首先得切开她的颈动脉。”
　　我们就这么开始了，一步步进行着解剖过程。
　　我们就像个机械工，切开和肢解了许多器官，割下了一条胳膊，一块脾脏，一块心脏瓣膜，以至于尸体被大卸八块之后，躺在我们面前的女人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堆器官零件。
　　上了几周的解剖课之后，我们切割和肢解了许多具尸体。到后来，我们几乎都忘了自己正在处理的尸体一度也是有呼吸的、活生生的肉身。
　　有一天，我进了教室门，看到一个男生肩膀上扛着一条人腿，缓缓地走着，这景象再也吓不倒我了。这事终于发生了——这意味着，我算是入行了。
　　不仅医学院的教学希望我收敛和掩藏起个人情感，许多病人也希望我们这样。
　　当我还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部当实习大夫的时候，我负责照管一名叫做安的女病人，她才30多岁，却患有严重的白血病。她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喜剧演员，性情活泼多变，神采飞扬。她和她丈夫是一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当我巡察病房时，我总能看到他们头靠着头在走廊里玩填字游戏。我满心畏惧地看着安在几个月以内迅速地消瘦衰竭下去；刚开始，她那浓密卷曲的红发全掉光了；然后，她明媚的脸色也消失了，连眉毛也都脱落了。即便遭遇到如此非人的磨难，她还是显得相当地乐观向上。
　　“米米大夫，你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六个字母的单词，意思是‘预言家’？”有一天我帮她输血时，她问道。
　　“不，你得用你自己的脑子才行。”
　　她穿好衣服后走到了门厅，突然我听到她叫了起来：“ORACLE（预言家）！我想起来了！”
　　我真无法想象她从哪里得来的坚韧与勇气。
　　最后，她承受了许多次严酷的化疗之后，开始迎来了一线希望——她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了。安的化验结果正常稳定，她正在康复中。下一步，她将去斯隆·卡特灵医院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那天，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我看到安从康奈尔医学院部出院了。她瘦骨如柴，穿着蓝色衣裙，光着头，胳膊被丈夫搀扶着。这就是我要当医生的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现代医学的奇迹。
　　她的家人都在欢迎安的凯旋归来。我听护士站的人说，那个周末她家里开了一个晚会，全国各地的亲戚都过来庆祝。渐渐地，她消失在我的雷达监控仪上，取而代之的是别的络绎不绝的病危者。
　　几周以后的某一天，当我在一楼碰到安的丈夫时，我大吃一惊。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还以为安早就去斯隆·卡特灵医院了。”
　　她的丈夫避开了我的视线，眼睛盯着墙上的一处污垢。他看起来胡子拉碴，精疲力竭。“安上周又莫名其妙地说起胡话来——我们不得不再把她送回来。”
　　我试图掩饰我马上猜测到的事实——癌细胞也许已经转移到了安的脑部了。
　　那天傍晚，我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走进了安的病房去看她。
　　“嗨，安。”我说道，摸了摸她瘦削的手臂。她奇怪地斜着眼看着我，好像根本想不起来我是谁，或者我是个什么东西。之后，她的病情迅速地恶化。她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和我们对话，她的眼睛满屋子打转。她丈夫坐在她身边，试着给她指示方向，但根本没有用。
　　

第二章　一颗脆弱的心脏（2）
我尝试着和她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尽量保持乐观与愉快，但看到我们曾经抱有那么大的希望的安如今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
　　我的脸部肌肉开始抽搐，这预示着我很快就要落泪了。很快，泪水充盈了我的眼眶。我拍了拍安的手，迅速走到了走廊外面。
　　她的丈夫跟在我后面，一副出离愤怒的样子。“你这样的表现太不职业了，这样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你的感情，就等于告诉病人他没救了。”他说。
　　这是我的一名同事曾经告诫过我的事情，现在，却从一名病人家属口中再次听到了。
　　这是个沉痛的教训，我把它牢牢记在心中。可我真的无法隐藏自己的感情。
　　在我内心深处，我开始把已经围起来的心墙再加上一层厚厚的砖。
　　在我读书和实习的那几年里，只有一个声音对这种冰冷漠然的医学原则进行了反驳，那就是我在康奈尔医学院部遇到的一名老医生。
　　他一头银发，有些驼背，口袋里揣着听诊器和反应锤，看起来像从上个世纪走出来的老古董。
　　那时，我相当自负傲慢，我在班上成绩排名第一。看着他，我心里嘀咕着：我精通目前最先进最尖端的医学技术，这个古怪的老家伙能教给我什么呢？
　　当然，我仍和别的实习生一样，跟在他后头，一个个地看望病人，他给病人讲一些笨拙的笑话，听他们讲一些又臭又长的奇闻轶事。
　　我不时地看看手表，希望能尽早结束巡房，这样我好赶紧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统计实验结果、撰写入学报告、填写化验单等，可那名老大夫却磨蹭个没完。
　　当终于看完了最后一名病人时，他摘下眼镜，一脸肃穆地看着我们。
　　“在我今天离开你们前，我要告诫你们一件事，这也是你们在医学院里学不到的一课。如果你能够和病人好好交流，让他们跟你说说自己的事，而你也真的在细心聆听，往往他们的诊断结果就出来了。但如果你总是打断他们，不理睬他们，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你们，你就需要做上许多化验才能得出最终结果，而且，你还有可能把明明就摆在你面前的答案给错过了。”
　　当时，我心不在焉，药物剂量、心脏病的警讯、肝病、肝炎，还有我治疗的病人脸上痛苦的表情，我脑袋里想的都是这些事情，因此我根本没把这位老大夫的建议放在心上。就算我认为他的话是对的，谁有那么多闲工夫呢？
　　在我任实习大夫的10年中，我的身体达到了超负荷状态。我严重缺乏睡眠，压力巨大，所以，我时常觉得自己好像在晕车或喝醉了酒，好像在一个漫长的梦里梦游一般。
　　那些日子里，我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试着让工作运行良好，不要出什么致命的纰漏。我整天忙于各种琐碎的事情，亲手照看陌生人的生命，甚至处理他们的尸体——他们的胸和脚，他们的胎块和腺体，他们各种稀奇古怪的血液指标、咳嗽和肿块。
　　但是，在重重压力下，我仍然时常回想起那名老医生的忠告。
　　在医学院时，我很喜欢和一名中年非洲裔病人华盛顿先生聊天。他是一名货车司机，和蔼可亲。他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颈部以下的身体部位全都瘫痪了。
　　由于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可怕与致命，华盛顿先生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病号。诊断结果表明他很快就要死去，因此，也没有人在他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了。
　　除了那个大大的英俊的脑袋和那对富含表情的眼睛以外，他全身都动弹不了。在我看来，他的眼睛好像聚集着他全身的气力。
　　当我停下来和他谈论他的病情时，他用那双充满雾气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因此，我无法不听他讲述他的太太制作甜土豆饼的好手艺，或是他在高中时的拳击课程。
　　有一天，他告诉我：“你知道，当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没人听我说什么，但在车祸以前，我完全是个健康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货车出了事故。我好几个月前撞了次车。我曾在急诊室做过全面诊断，医生告诉我没什么事——只是有点儿刮伤。可是，几周以前我突然就动弹不了了。我想，我的病情肯定和这次车祸有点关系。”
　　我看了他的化验单——那次车祸也记录在他的过往病史上，但没有人询问过他，更没有人把车祸与他现在的病情联系起来。
　　“你和别的医生提过这件事吗？”
　　“提过的，我试着跟别人讲的，可没有人注意。”
　　“好吧，”我告诉他，“让我好好查一查。”
　　我的主治医生是一名神经科医生，素来以傲慢无礼而闻名。
　　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在审察病历。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挂着明显的不耐烦。“有事吗？”
　　“我刚刚和603号病房的华盛顿谈了谈。他告诉我他在一次车祸时撞伤了颈部，从那以后就生病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次CT扫描，再好好看一看。”
　　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