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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最重要的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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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棒和胡萝卜共同作用下，猫不断上爬，直到最终到达树尖，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我们观察到的关键一点是，即使在低收益环境中，猫也在追求高收益并承担新增风险的后果，尽管它们自己往往并未察觉到这一点。
债券投资者称这一过程为“攫取收益”，传统上用于表示随着较安全投资的收益下降，投资者为了得到在市场上涨之前的惯有收益而进行高风险信贷投资。这种为了延续收益而承担新的加剧的风险的模式往往在周期中不断重复。那些收益攫取者的座右铭似乎是：“如果不能通过安全投资得到你需要的收益，那么就通过高风险投资去得到它。”
在上一个10年的中期，我们目睹了这一行为的不断上演：
（信贷危机之前），投资者无法抵御杠杆的诱惑。他们借入低成本短期资金—期限越短，成本越低（如果愿意承诺按月还款，你的贷款成本就可以很低）。他们用这笔钱去购买流动性不足和（或）包含基本面风险因而能够提供高收益的资产。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们凭借两枚提供低风险高收益的“银弹”—证券化与结构性的最新承诺，占领了华尔街。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投资很合理。它们承诺了令人满意的绝对收益，因为杠杆购买的收益大于资本成本—收益会很可观……只要不发生意外。
然而就像往常一样，对利润的追求导致了错误。预期收益看起来很好，但也有可能出现一系列极其糟糕的结果。许多技术和结构的成功靠的是未来走势与过去相似。我们所依赖的许多“现代奇迹”并未经过验证。
《这一次没有什么不同》，2007年12月17日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早期投资者中的佼佼者如今已不再是主要竞争对手（甚至退出了竞争）。一些投资者由于组织模式或商业模式的缺陷而步履蹒跚，其他投资者则因为坚持在低收益环境中追求高收益而不复存在。
你无法创造并不存在的投资机会。坚持追求高收益是最愚蠢的做法—这个过程会榨干你的利润。愿望不会凭空创造机会。
在价格高的时候，预期收益低（风险高）是不可避免的。这简单的一句话对如何采取适当的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何将这一观察应用到实践中呢？
2004年，我写了一篇叫做“今日的风险与收益”的备忘录。如第6章所述，我在其中表达了我的观点：第一，当时资本市场曲线“低平”，意味着几乎所有市场的预期收益和风险溢价都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第二，如果预期收益提高，很可能是通过价格下跌达到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能怎么做呢？几周之后，我提出了几个可能性：
投资者该如何应对一个似乎只提供低收益的市场呢？
否认并进行投资。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你不会心想事成。简而言之，当被推高的资产价格表明获得惯常收益不可能的时候，作出惯常收益预期是毫无意义的。我很高兴收到了彼得·伯恩斯坦对我备忘录的回信，信中他有一些精彩的言论：“市场不是有求必应的机器，它不会仅仅因为你需要就提供高额收益。”
径直投资—试着接受相对收益，即使绝对收益不具有吸引力。
径直投资—忽略短期风险，关注长期风险。这种做法不无道理，特别是当你承认市场时机难以判断、资产难以进行战术性配置的时候。但在这样做之前，我建议你先得到投资委员会或其他投资成员同意忽略短期损失的承诺。
持有现金—对于需要满足精算假设或花费率的人、希望自己的钱永远“被充分利用”的人，或对长期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赚钱而自己没赚感到不安（或者会丢掉工作）的人来说，这样做是有难度的。
就像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不厌其烦地重复的那样，将投资集中在“特定利基与特定人群”上。但是随着投资组合的增长，这样做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识别真正有天赋、有纪律、有耐力的投资经理当然并不容易。
事实是，当投资者面临预期收益和风险溢价不足的情况时，是没有简单答案的。但是我坚定地认为，有一种做法—一个典型误区—是错误的：攫取收益。
考虑到今天处于低风险一端的投资预期收益不足，而被大肆宣扬的解决方案位于高风险的一端，许多投资者正在将资本转向更高风险（或至少不那么传统）的投资。但是他们进行高风险投资的时候，恰恰是投资的预期收益达到历史最低点的时候，他们因风险递增而获得的收益增量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他们正参与到在以往预期收益更高的时候拒绝做（或做得较少）的事情中来。这可能恰恰是通过提高风险增加收益的错误时间。你应该在别人都离场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们和你竞逐的时候承担风险。
《又来了》，2005年5月6日显然这篇备忘录写得太早了。2005年5月不是离开旋转木马的最佳时机，2007年5月才是。过早的善意提醒会带来过于超前的痛苦。即便如此，2005年5月的过早离场也远远好过在2007年5月仍然滞留。
我一直在试图阐明投资环境对投资结果有着重大影响。在低收益环境中得到较高收益，需要具备逆流而上的能力，以及找到相对较少的制胜投资的能力。这必须建立在高超技巧、高风险承担和良好运气相结合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高收益环境所提供的高额收益机会是通过低价买进实现的，并且通常是低风险的。举例来说，在1990年、2002年和2008年的危机中，我们的基金不仅取得了罕见的高额收益，而且是通过损失概率很小的投资做到这一点的。
买进的绝佳机会出现在资产持有者被迫卖出的时候，在经济危机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资产持有者出于以下原因，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强制卖家：
他们管理的基金被撤销。
投资组合不符合投资规定，例如不满足最低信用评级或最高仓位限制。
因为资产价值低于与出借方在合约中约定的金额而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
我已说过很多次，积极投资管理的真正目标是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买进。有效市场假说认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它的反对理由似乎很有道理：人们何必以特价卖出某种东西呢，特别是潜在卖家都明智而理性时。
一般来讲，潜在卖家会在卖个好价和尽快卖掉之间作出权衡。强制卖家的妙处在于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被枪指着脑袋，必须不计价格卖出。如果你是交易的另一方，那么“不计价格”这四个字将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词汇。
如果强制卖家只有一个，无数买家会蜂拥而至，交易价格只会稍有下降。但是如果混乱大规模扩散，就会同时出现大量强制卖家，能够提供必需流动性的人则寥寥无几。授权交易的难题—价格急跌，贷款撤回，交易对手或者客户恐慌—对大多数投资者有着同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可能会跌得远低于内在价值。
2008年第四季度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一个混乱时期对流动性需求的绝佳例子。让我们以持有优质银行贷款杠杆投资的实体为例。这些贷款的评级很高，在危机发生的前几年能够无条件信贷，因此，借入大笔资金，通过债务组合杠杆投资来提高潜在收益是很容易办到的。通常一个以“保证金”交易的投资者可能会在价值1美元的附属担保品跌到85美分以下时同意追加新增资本。而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样的贷款几乎从来没低于“面值”（也就是100美分）交易过。
信贷危机爆发后，对于进行银行贷款杠杆投资的投资者来说，一切全都不对劲了。（而且因为这些所谓的安全贷款的收益率实在太低，几乎所有买家都是用杠杆来提高预期收益的。）贷款价格下跌，流动性枯竭。由于多数交易是利用借入资本进行的，因此信贷市场的紧缩对大批持有者造成了影响。潜在卖家数量激增，付现买家消失。随着新增信贷难以获得，再也没有新的杠杆买家能够挺身而出，吸收如此巨大的卖量。
贷款价格跌到95美分，90美分，85美分……随着所有的投资组合都达到“触发点”，银行开始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或提出资本输注要求。在这种环境下几乎没有投资者有追加资本的资源和胆量，于是银行接管投资组合并将其清算。“整体竞购”开始被广泛使用。投资者会在下午收到整体竞购通知，然后被告知次日上午进行拍卖竞标。仅有的少数潜在买家出价极低，以期拿到真正的便宜货（人们不必担心出价过低，因为整体竞购一个紧接着一个）。银行并不关心是否得到了公允价格，它们需要的不过是足够抵偿贷款的收入（可能是75或者80美分）。超额部分都归投资者所有，银行并不在乎。因此整体竞购会以奇低的价格进行。
贷款价格最终跌到60多美分，每一位得不到新增资本的短期信贷持有人都有可能被清出局。卖价低到荒谬。在2008年，优质贷款指数比高收益次级债券指数衰退得还要厉害，释放出一个确凿无疑的无效信号。以你买进优先受偿债务的价格，即使发行公司最终只值一两年前收购基金出价的20％~40％，你也能保本。承诺收益率是很可观的，事实上大部分证券在2009年都显著上涨。
这就是耐心等待机会者采取行动的时机。只有已经认识到2006年与2007年所蕴涵的风险并且作好准备、等待机会的人，才有这样做的能力。
在危机中关键要做到远离强制卖出的力量，并把自己定位为买家。为达到这一标准，投资者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坚信价值，少用或不用杠杆，有长期资本和顽强的意志力。在逆向投资态度和强大资产负债表支撑下，耐心地等待机会，便能在灾难中收获惊人的收益。
第 14 章 认识预测的局限性我们有两类预言家：无知的，和不知道自己无知的。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想到自己不知道某些事情令人忧心，而想到这个世界在被一群自以为是的人控制着，更令人恐惧。
阿莫斯·特沃斯基赔钱的人有两种：一无所知的和无所不知的。
亨利·考夫曼我从上百万条类似的名言警句里选用了三句来开启本章。认识预测的局限性是我的投资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坚定地相信了解宏观未来很难，很少人拥有可转化为投资优势的知识。不过我要补充两点：
对细节关注越多，越有可能获得知识优势。通过勤奋的工作和专业的技术，我们能比旁人知道更多关于个别公司和证券的信息，但想要在对于整个市场和经济的认知上做到这一点就很难。因此，我建议大家要努力做到“知可知”。
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的另一个建议是，投资者应尽量弄清自己在周期和钟摆中所处的阶段。这不会令未来变得可知，但它能帮助人们为可能的发展作好准备。
我不会试图去证明未来无法预知的观点。我们是无法证明否定句的，当然也包括这一结论。不过我还没有碰到过永远知道宏观未来走势的人。同样，在你追随的所有经济学家和战略家中，有谁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对的？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我用了引号，因为我在这个领域付出的努力实在有限，此处仅将逸事当成严肃研究）主要包括：了解预测并观察预测的无效性。研究的结果是我写了两篇备忘录—《预测的价值，或雨来自何处？》（1993年2月15），以及《预测的价值II，或给男人一支雪茄》（1996年8月22日）。在第二篇备忘录中，我用了《华尔街日报》上的三组半年经济调查数据来检验预测的效果。
第一，预测大体准确吗？答案显然是“否”。平均下来，6个月后及12个月后的90天国库券利率、30年期债券利率、美元兑日元汇率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相差15％。6个月后的长期债券利率的平均预测值与实际值相差96个基点（差异足够大到每1000美元产生120美元的出入）。
第二，预测有价值吗？准确预见到市场变化的预测是最有用的。如果你预测到某种东西今后并且永远不会变化，那么这样的预测不会为你赚太多的钱。准确预测到变化才有可能带来高额回报。通过对《华尔街日报》数据的观察，我发现有几个重大变化（如果在当时作出准确的预测，就能帮助人们获利或是避免损失）完全没有被预测到：1994年和1996年的加息，1995年的减息及美元兑日元汇率的巨幅波动。总而言之，预测的变化和实际变化之间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第三，预测来源于什么？答案很简单：预测大多由推论而来。预测的平均有效率在5％以内。像许多预言家一样，经济学家们都紧盯着后视镜驾驶。他们只能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存在，却不能告诉我们要去向何方。这验证了那句老话“准确预测很难，预测未来更难”。由此推而可知：预测过去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第四，预测准确过吗？答案是相当肯定的。举例来说，每次在作半年预测时，都有人能够将30年期债券收益率的预测误差控制在10到20个基点内，即使利率变化很大。这样的结果比共识预测的70到130个基点的预测误差要准确得多。
第五，如果预测有时候很准—准得一塌糊涂—那么我为什么这么抵触预测呢？因为一次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长期都准确。
我在1996年的备忘录中进一步列举了“提醒你应谨慎听取胜利者预测的两件事”。首先，调查发现，除了取胜的那一次外，胜利者通常预测得并不准确。其次，调查发现，胜利者的错误预测中有一半比共识预测错得还要离谱。这篇备忘录里最重要的当然不是数据，而是其中的结论（假设结论是正确并且可以推广的）及其影响。
有一种方法有时候是正确的，就是一直看涨或一直看跌；如果你持有一个固定观点的时间足够长，迟早你会是对的。即使你是个门外汉，你也有可能因为偶尔准确地预见到别人没有预见到的东西而得到大家的赞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预测总有价值……对于宏观未来的预测可能偶尔准确，但并不是经常性的。仅仅知道一大堆预测里有几个准确是没用的，你必须知道哪几个是准确的。如果准确的半年预测来自不同的经济学家，很难相信共同预测到底有多大价值。
《预测的价值II，或给男人一支雪茄》，1996年8月22日………这一关于预测的讨论表明，我们面临着两难境地：投资结果完全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一切。然而，尽管在一切“正常”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有可能推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在最需要预测的紧要关头，我们却几乎无法预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
多数时候人们会根据既往预测未来。
人们不一定是错的：未来多数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往的重演。
从这两点出发，可以得出“预测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正确的”的结论：人们通常会根据既往经验作出通常准确的预测。
然而根据既往经验作出的准确预测并不具备太大价值。正如预测者通常会假设未来和过去非常相似一样，市场也会这样做，从而根据既往价格延续性定价。因此，如果未来真的与过去相似，那么赚大钱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那些作出准确预测的人。
然而，未来每隔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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