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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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一九七六年台湾拍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的画面是这些壮士们在天崩地裂的战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声雄壮、国旗飘舞，然后国军壮士们踩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无比坚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剧终。
　　前方一片模糊——他们无比坚毅地踏步到哪个“前方”去啊？
　　被集体记忆删除了的是，这三百五十八个人，步伐整齐，走进了英租界，马上被英军缴械，关进了收容营，从此失去自由，成为孤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被英军监禁，被日军包围。孤军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会引来卫兵的侮辱和殴打。监禁四年之后，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军入侵租界，孤军立刻成为战俘，分送各地集中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苦劳后勤。
　　“八百壮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进了老虎桥集中营。
　　老虎桥集中营在哪里？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桥监狱的旧址，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四边是热闹的酒店商厦，中间围着一个军营，有卫兵站岗。
　　刚拿出相机，卫兵直冲过来，大声吼着，“拍什么拍什么？这是军事重地你拍什么拍！”
　　我拍什么？就是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懒得理你。
　　我走到对街去，一回身对着他“喀嚓”一声，干脆把他也拍进去。
　　日军在老虎桥监狱关了近千名国军战俘，每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狱房里，睡在稻草铺的地上。每天战俘由监视员带到工地做苦役——建机场、挖防空洞、筑防御碉堡，是的，和婆罗洲或者拉包尔的英澳战俘，做的是一样的事。
　　老虎桥的很多监视员，是的，也来自福尔摩沙。
　　粮食不足，医药全无，大狱房里的国军战俘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尸体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狱卒把逃亡国军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惊肉跳的哀嚎呻吟之声，传遍集中营。
　　隶属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陈炳靖在轰炸越南海防时被击落遭捕，辗转送进了南京集中营，他目睹国军战俘的状态：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批四十余人的国军入狱，他们棉服胸前两侧均有刺刀穿孔，且带有血迹，经打听之后，我才知道此批国军战俘在战场上有数百人，日军要他们全都趴在地上，开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两刀，此批人是没有当场被刺死的，才押送来此。
　　南京战俘营的“狱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陈炳靖提到其中有两个人对国军战俘特别残暴。他听说，在战后，这两个福尔摩沙兵在台湾南部被杀——当年的受害国军踏破铁鞋，找到了他们。
　　而陈炳靖自己，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一个台籍日兵，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陈炳靖终日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每日的凌虐已经不堪负荷，俘虏生病，没有医药，只能自生自灭，他一心想死。
　　在悲凉无助的深夜里，一个黑影子悄悄出现在他床头，是国军俘虏中担任护理的人，手里拿着针筒，准备给他注射。陈炳靖全身火烫、神智几乎不清，却还觉得不可置信，问说，哪里来的药剂？
　　黑影子说，十五个台籍监视员之一，是学医药出身的。知道了陈炳靖的病情，从日军那里把药偷了出来，交给他，要他来救陈炳靖，同时吩咐，绝不可外泄，否则身为监视员的台湾兵会被日军枪毙。
　　终其一生，陈炳靖都在寻找这个台湾人。
　　关进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一百多个“八百壮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65，拉包尔之歌
　　小时候看过二战的电影吧？桂河大桥啊、六壮士啊什么的，都是美国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国人。如果是演欧洲战场的，那么德国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痴；如果是演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每个都长得很丑很残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岛战役之后，盟军拚命轰炸，军国日本的战备工程突然加速转动，吸进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是一个漩涡的中心：台湾和朝鲜殖民地的军夫军属、以武力掳来的各路国军战俘，以及从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征来骗来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码头。
　　几路人马几乎同时上了船，驶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国军俘虏，在刺刀包围下，被运到上海码头，上了船。
　　这些统称“国军”俘虏，其实成分很杂。有在不同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正规国军部队，包括衢州会战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军，有敌后抗日的各种势力，包括共产党的新四军和不同路数的挺进队，包括国民党戴笠创建的游击队，譬如忠义救国军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团及纵队，也包括地下抗日志士，其中也有老师、学生、记者。
　　五十七位“八百壮士”，也被塞进了船舱，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并被日军编成了“中国军人勤劳团”，开往拉包尔。
　　这时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刚到婆罗洲才几个月，还正在好奇地熟悉环境。在南投，住得离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选进了第三回“特设勤劳团”，和南投埔里其它三十九个年轻人，正在做离乡的准备。二十岁不到的男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埔里乡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
　　——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油，才烧得干净。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个。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喔……。”
　　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