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贵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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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3月，急流勇退的蒋孝勇带着全家准备离开台湾。他在临行前决定公开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的专访，这是他在即将告别台湾之时一次袒露心境的谈话，他认为这是一种必须和责任。
　　蒋孝勇对蒋经国去世以来，台湾政治社会的各种变化，表示不愿意看到自己祖上被人家做一些不当的羞辱。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家庭和中国近代史，过去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总是要打个休止符的。这是我的立场。很明显可以看到，对我而言，父亲辞世以前，没办法打一个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小孩子跟我有同样的遭遇。”他将用悲凉的低调消弭蒋家在台湾的影响。
　　对于蒋孝勇一家移民加拿大，很多亲朋好友不以为然。有的朋友甚至指责蒋孝勇是极其不负责任，他们毫不客气地质疑蒋孝勇说：“大家都在这儿，这是最需要为台湾尽自己力量的时候，你却脱逃，跑到加拿大去。”
　　“你完全错了！”蒋孝勇反驳，“我到加拿大，是极负责任的行为。我如果留下来跟这帮人一样搞的话，我不早就发财了？但是我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我才到加拿大去。今天大家要为台湾努力，讲得好听，你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把台湾败成这个样子，这叫努力？我认为这是可耻！”
　　蒋孝勇一家移居海外时，很多人并不不赞成也不理解，然而日后这些人很多却改变了看法，并亲口告诉蒋孝勇说：“孝勇啊，你当初走的时候，我是百分之百地反对；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是百分之百地赞成。”为什么会有如此改变？这是因为台湾真的变了！变得大家都无法接受了。
　　3月8日，蒋友柏一家人正式离开台湾，赴桃园机场送行的亲朋好友很多，将小小的贵宾室挤得水泄不通。
　　中兴公司的工会特意用纯金打造了12生肖送给蒋孝勇，这份心意几乎让蒋孝勇感动得落泪。蒋孝勇在中兴12年时间，可以说是一手把中兴扶持起来，如今要说走就走，真是难舍心疼。
　　这时的蒋友常却按捺不住远行的兴奋，一路说说笑笑地等待着他们的异国之行。而蒋友柏却开始有点忧郁，因为要离开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心里总有难舍的牵挂。
　　当飞机缓缓地滑向天空时，弟弟友常在一旁高兴地大喊。友柏却发现父亲默不作声，不住深情地看着那片绿色的岛屿渐行渐远，眼里分明噙满了晶莹的泪。无限山河，别时容易见时难！友柏心里若有体悟，他知道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也许很难再回来，但他还是强装成坚强的小男子汉，安慰着爸爸说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在友柏幼小的心里面，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他们家是在祖父过世之后，匆忙之间逃出去的。只是这样的想法，他一直藏在心底而没有跟父母交谈，只是有这样的怀疑。
　　直到后来父亲蒋孝勇得了癌症，他守在病床前跟他有一段长谈，才解开了长期盘据在心中的那个谜。其实，在蒋经国过世之时，蒋孝勇认为他在政治、事业以及家族里，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所以才决定离开台湾。
　　飞机载着这个特殊的家庭，飞向世界另一个角落。对于蒋孝勇全家的出走，台湾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蒋家王朝根拔台湾、“家天下”气数尽散的表现，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陌生的异国生活
1989年3月下旬，蒋友柏全家顺利到达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这时候的台北正是花红柳绿的阳春，而蒙特利尔却是漫天雪花飞舞的寒冬。记得几个月前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派赏心悦目的清秋，没想到这么快就恍如隔世。这个城市迎接从遥远的台湾来到的一家四口，竟是他们以前从来都没见过的暴风雪。
　　在蒋友柏的眼里，蒙特利尔无疑好似从温暖的天堂，一下子变成了冰天雪地的荒野。真是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
　　万事开头难。蒋友柏全家背井离乡，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不光是小友柏没有心理准备，其实蒋孝勇夫妇也没有很好的计划。他们在刚去的那一整年中，友柏的记忆里几乎一直在找房子。
　　在蒙特利尔买房子，光有钱还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蒙特利尔天气特别冷，那里基本有5个月时间处在冬季之中，四处是白皑皑的积雪。他们去的时候又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之季，所以，必须要找到采光好、格局方正，又正好大小能合适那套买好的中式家具的恰当之所。他们全家冒着风雪齐齐出动，看了不下于一百多套房子。友柏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父母每到一家先把雪靴脱掉，然后从一楼看到三楼，再穿着雪靴走出去。
　　在费尽一番周折后，他们终于看中了一幢盖在斜坡上的房子，石头堆砌得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充满着异国的情调。一家人在交清房款后，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从此开始了一种大别从前的生活。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曾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第一家庭，在一个陌生的异国他乡，开始一个普通的平民生活谈何容易。
　　方智怡打从学生时代和蒋孝勇谈恋爱约会，身边就有人不断地“帮助”。记得那次蒋孝勇因脚伤住院，方智怡每次从学校下课，都有蒋家随从开车接她去探病。自嫁入蒋家以后更是养尊处优，厨师、司机、管家、随从各个随时待命，有专门的保姆帮她带孩子，还有专属的化妆师为她打理门面。这么多年来，让这位少奶奶唯一操心的，就是适应第一家庭的种种规矩。
　　现在方智怡却要一切从头再来，所有家务都得靠自己来打理，做一家老小的保姆。已过了而立之年的她，很多事情不得不从头学起，不得不学着自己做勤杂工。从做饭到打扫卫生，都要她亲自动手。友柏、友常和爸爸倒是鼎力相助，从置办家里的锅碗瓢盆开始，他们去哪里都是一起上阵。对娇生惯养的方智怡来说，简单的家务杂事还好，唯独进厨房总让她手足无措。
　　幸好蒋孝勇“多才多艺”，烹饪缝补样样精通，尤其是烧菜最受两个孩子欢迎。这些多亏了蒋孝勇5年的军校生活，那样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苦都能吃下来，让他的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友柏、友常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爸爸总是细心地把它缝补好。每当蒋孝勇下厨做菜时，方智怡会在旁边打下手，洗菜切菜、打扫收拾，全然成为一对居家夫妇。至于饭后的洗碗，则是全家轮流坐庄，友柏、友常这两位小公子哥儿，经常为那油腻腻的饭碗发愁，却无法逃脱。
　　有一次方智怡回台湾给母亲过生日，一些朋友看到她那双粗糙的手，心疼地摸着说，你实在很辛苦呀。但方智怡说，自己很快乐，虽然很平淡，不过很充实。生活让方智怡自己都不敢相信，可以一个人没朋友，一天到晚面对老公和孩子。
　　这时友柏和友常兄弟俩开始进入当地一所私立学校，友柏插班读初一，友常读小学。学校离家有段路程，需要一辆车来回接送，买辆车提上了一家计划的日程。
　　买什么车呢？作为孩子的友柏毕竟图新鲜，他那时对跑车很感兴趣，怂恿老爸买辆宾利双门跑车，他觉得这种车开起来才够酷。蒋孝勇对他说这种车是不实用的，后座的人出来很不方便。但友柏却执意地说没关系，反正他和弟弟坐在后面。
　　车子是买回来了，但正如蒋孝勇所料到的，漂亮是漂亮，但果然不够实用。后来一家不得不又买了辆日产的吉普车，这样的经济型车成为全家的最爱，因为在雪地里十分好用。有了这辆车后，蒋友柏发现失去往日忙碌的父亲，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开着吉普车接送他们两兄弟。
　　父亲还带着友柏和友常，一起动手把家里的一方小院子分成四个均匀的区域，一起去外面买来各种花草种子，做起勤劳的花农来。他们家也像当地普通百姓一样，每年六七月间在院子里种满了莳草。院落里争奇斗妍，一派欣欣向荣，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笑声。
　　一家四口在这里虽然变成了平头百姓，却让蒋友柏感到一种过去没有感受到的愉快。这对蒋友柏后来的人生倒是一件好事，给了他一个全新的环境，让他有机会做一个“凡人”。因为多年之后，在他回台湾时，“蒋”这个姓已经变成寻常百家姓中的一个而已。
　　

树欲静而风不止
风起于青萍之末，捕风捉影来兴风作浪是政客们的拿手好戏。台湾政客们并没有因为蒋孝勇的急流勇退，就对蒋家善罢甘休了，清算蒋家影响和历史的运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因为蒋孝勇毕竟还担任着中兴这家国民党党营公司董事长一职，所以他无法摆脱和台湾的矛盾。作为国民党中常委的他，与台湾的政坛也是藕断丝连，不时地接到一些涉及国民党当局的机要文件。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蒋友柏经常在夜里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很多时候看他抽烟抽得越来越凶，每天在缭绕的烟雾中唉声叹气。蒋友柏知道父亲从一些文件和报纸中，看到了一些新上台的官员和民进党又在变花样地攻击蒋家。虽然他们一家人远避天涯，但台湾一些政客并没有放过他们。
　　蒋友柏从母亲口中得知，这时台湾对父亲攻击最多的是一个叫*的人。他污蔑说蒋孝勇在蒋经国在世时，利用手中职权大搞工程。甚至挖出蒋孝勇与臭名昭著的“台电购煤营私案”、彰化“滨海开发舞弊案”有直接关联。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让蒋孝勇气愤之极又无可奈何。
　　然而，此时祸不单行的是，他们全家接到了大伯蒋孝文去世的噩耗。
　　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的第一个孩子。蒋经国夫妇在苏联婚后没多久，蒋孝文就呱呱坠地了。他可以说是蒋经国夫妇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里的结晶，所以，蒋经国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了孝文的身影，就等于重现年少时代在西伯利亚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由于是长子长孙的关系，蒋家上下都很宠爱蒋孝文。孝文血液里充满着俄国人生性早熟而热情奔放的因子，又兼具中国孩子聪明顽皮的特性。蒋经国和蒋方良在他身上付出了无数心血，可是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孝文跟随父母回到祖国，可是在台湾成长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
　　蒋孝文少年时代学业成绩并不理想，尽管蒋家的家教向来严格，但喜欢过夜生活的他经常深夜偷偷溜出，叫侍卫把吉普车推到距离官邸远处，坐着吉普车扬长而去。蒋孝文凭借着显赫的家世，三天两头的在外惹是生非，无照酒醉驾车、殴打警察等是家常便饭，甚至开枪差点射杀官邸卫士李之楚。这个淘气包让蒋家人十分头痛。蒋介石在世时希望蒋孝文从军，接受军事训练磨练，于是送他进入凤山军校就学，然而因在舞厅为争夺舞女而闹事，中途被迫灰溜溜地当了逃兵。
　　蒋经国认为蒋孝文成为问题青年，归咎于蒋家的溺爱和庇荫，于是1955年把他送往美国旧金山留学。这位花花公子离开家庭的约束更加有恃无恐，女朋友多到十根手指头数不清。为了让这个纨绔子弟早点收心，在蒋经国夫妇的安排下，他在美国和同盟会先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徐乃锦婚后不久生下了蒋友梅，这是蒋家第四代的第一个孩子。
　　门当户对的婚姻生活没有束缚这位花花大少，不争气的他并没就此收敛，依旧我行我素地过着*不羁的生活。终于在1970年时发生惨剧——因遗传的糖尿病外加酗酒，蒋孝文一次醉酒后突然昏迷，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智力退化到只及四五岁的儿童。
　　在蒋友柏幼年的记忆中，大伯蒋孝文一直是卧病在床的，由大婶徐乃锦随侍在侧照顾着。友柏感觉很多时候大伯可爱得像个孩子，比他们对世界还充满着好奇，有时还能跟他们乐到一起。
　　爷爷逝世的时候，蒋友柏看到大伯在家人的搀扶下出席了告知式跟祭拜。但也许爷爷的过世带给他的打击太大，那段时间大伯只要看到爷爷遗照，都害怕地用手遮住脸，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长年虚弱的身体加上巨大的精神打击，蒋孝文的健康急速恶化，1989年4月14日，因咽喉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距离蒋经国逝世不过15个月，终年54岁。
　　得到蒋孝文离世的消息，蒋孝勇再也忍不住了，他要回到隔膜已久的台湾，去送送他那位不幸的哥哥一程，去看看那位命运多舛的母亲。友柏和友常也流着泪，吵着要一起回朝思暮想的台湾，但父亲并没有同意缮
　　　。　想看书来

重新发现父亲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蒙特利尔又进入一个绚烂的季节。蒋孝勇从台湾彻底抽身而出，不再去掺和那潭浑水。蒋友柏和家人又恢复了往日宁静的生活。
　　平淡给他们一家人带来了默契，也让蒋孝勇重新整理了凌乱的心绪。蒋友柏明显感觉到父亲跟在台湾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对他们兄弟俩从教育方法到态度大别从前。
　　在台湾时，友柏做错事情，父亲不是打就是骂。蒋家的规矩特别多，而友柏偏偏又是不守规矩的小孩，所以总是少不了棍棒伺候。他经常被父亲打得鬼哭狼嚎，让身边人都实在看不下去。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蒋孝勇从蒋经国那里学来的。蒋孝勇小时候没少挨过蒋经国的打，所以，他要把蒋家这个传统继承下来。在台湾，有时友柏兄弟和父亲相安无事，一旦父亲凶起来他们会不寒而栗。
　　蒋友柏对最后一次挨打，至今还念念不忘。那次蒋友柏太顽皮了，一下子惹怒了蒋孝勇。蒋孝勇平常做事极其细致，他看书喜欢做笔记，一般先用尺把重点的部分，画上整整齐齐的线条，然后再把好的句子抄到本子上。那次父亲在房间大喊找不到尺子，让友常去找一把尺子来。结果友常挑了一把大大的钢尺，送进去之后，才知道父亲是要用尺子教训哥哥。事后，友柏把弟弟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你猪八戒！不会找个塑料尺子呀！”
　　然而，一家人到加拿大后，在异国他乡相濡以沫，朝夕相对心心相惜。父亲的脾气似乎好了起来，不再动辄打骂了，而是像朋友一样经常聊天，有什么麻烦相互倾诉。有蒋孝勇的亲自教诲，母亲方智怡这时倒不太管孩子们。
　　友柏第一次抽烟也是在这时候。14岁的他平时看到父亲抽烟的样子很好奇，觉得自己都长这么大了，应该要酷酷地抽烟才算男人。他偷偷地拿了蒋孝勇的香烟，躲到厕所里腾云驾雾起来。
　　细心的蒋孝勇很快发现自己的香烟少了，想起友柏经常鬼鬼祟祟地躲在厕所，他立即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把友柏叫到书房，出乎意料地递给他一支香烟，并郑重地宣布儿子现在可以在家里抽烟了，当时友柏一下子真是被雷倒了。一贯率真的友柏真的开始抽烟了，蒋孝勇果然没有食言，再也没去干涉。
　　父子之间渐渐地这样建立起信任，两人可以一起出去玩耍，可以共同坐下来谈心。后来蒋孝勇自己也坦言，比较起来他与儿子友柏建立感情，要比自己小时候与父亲经国先生建立感情，年岁要早得多。
　　侨居的日子无疑是极其平淡的，蒋孝勇几乎无具体的社会事务可做。于是，他开始静心整理祖父蒋介石和父亲蒋经国的日记。祖父的日记在逝世前交给父亲，父亲逝世后连同祖父日记一同交给了蒋孝勇。他在移居海外时将所有的日记和文稿资料一起带走，然后全部复印一份，分别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