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贵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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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经国的“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缮
　　在众人眼中严厉却又亲民的蒋经国，在蒋友柏看来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纵使他贵为万人尊崇的领袖，在友柏面前也只是一个普通家人。
　　在年幼的友柏眼里，爷爷是个慈祥的爷爷，经常穿着素色的夹克外套，戴着鸭舌帽，穿着布鞋，整日在外面奔波。他与士兵拼酒、与少数民族一起嚼槟榔；他不结交商人文人，只有民间友人。他就像台北街头巷尾的老爷爷，没有丝毫大官架子和官僚气息，吃的用的和其他家人一样。他可以跟小友柏开玩笑，可以经常讲故事给他听，甚至趴在地上给孙子当马骑。
　　虽然蒋经国没什么架子，但对孩子们要求还是比较严格，从吃饭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蒋友柏兄弟每周都要陪爷爷用餐，但是用餐礼仪完全是军事化管理。
　　例如，大人没动筷子前，小孩子不能先动筷子；吃饭时不能讲话，手肘也不能放在餐桌上；饭菜放进嘴里后，嚼东西时嘴边不能张开；一定要把自己碗里的菜肴吃完；吃完后要把空碗收拾好，放在盘子上；大人动才能动，大人停也要停；离开餐桌时，一定要说“爸爸、妈妈，我吃好了”，等大人说“可以”之后，才能在说完“大家慢用”后离开座位缮
　　这个规矩蒋介石以前是这么教蒋经国，蒋孝勇小时候蒋经国就这么教他，现在蒋经国又这么教孙子。俗话说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蒋家的规矩这样代代相传，到了第四代真的有些贵族的教养了。
　　蒋经国非常疼爱友柏，对小孙子的脾性摸得一清二楚，认定他做事不喜欢按牌理出牌，喜欢剑走偏锋。俗话说三岁看老，蒋经国在友柏和友常两兄弟还小的时候，就和蒋孝勇夫妇提过：“友柏，将来会在事业上面有所发展，是属于开疆拓土的性格；友常，将来会是个将才。”
　　蒋经国阅人无数，果然预见非凡。他的两位孙子多年后的确如此，哥哥蒋友柏为事业负责开域，频繁曝光；而弟弟蒋友常则镇守一方，鲜有露面。
　　

特殊的识字课
蒋友柏小的时候，父亲蒋孝勇教育他总是见缝插针式的。有时生活中一件普通的小事，蒋孝勇也会说出很多人生的大道理。现在的蒋友柏通常对那些游玩记忆逐渐模糊，父亲的有些话却始终回响在耳畔。
　　比如，有一次全家去海边游玩，好像是野柳地质公园，蒋孝勇对蒋友柏指着海边岩岸的海浪告诉他：“想要浪花美丽，必须用力地冲击岩石，虽然痛，但是值得。”那一天的其他情景，蒋友柏是全忘了，但是父亲留给他的这一句话，却让他牢牢记住。
　　父亲常常利用马路路名和路标教蒋友柏“识字”。台北市那么多条道路，教给蒋友柏的第一个知识就是中国地理。因为基本上台北的路名都是以中国各地城市的名字命名，犹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
　　这要归功于友柏的曾祖父蒋介石，他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曾祖父在台北复制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失地。
　　蒋介石还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被他重新命名，从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
　　蒋介石用此独特命名方式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蒋孝勇也用这些路名教导小友柏传统文化知识。
　　不过这么多路名，大都是蒋孝勇主动跟儿子谈的。其中只有两条路的路名，是蒋友柏主动向父亲问起，一条是“仰德大道”，另一条是“一江街”。
　　蒋友柏仔细观察过台北道路，几乎所有的路名都是路、街或是巷、弄，从没在别的地方看到叫“大道”的。只有他们阳明山别墅附近，有条蜿蜒的路叫仰德大道。所以，他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我们家前的路名叫做仰德大道？”
　　这时蒋孝勇很得意地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八个字小友柏自然完全不懂，就一脸迷茫地问父亲：“什么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蒋孝勇之乎者也地解释了半天，友柏还是没听出个所以然。可能因为友柏对古文缺乏理解能力，没搞清楚这句话与“仰德大道”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友柏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地穷追不舍，这时蒋孝勇有点不耐烦了，在沉思几秒钟之后，对他敷衍了事地说：“就是这样，别再问了。”
　　这件事件让蒋友柏印象深刻。所以他日后吸取教训，不能跟自己孩子敷衍，否则他们会记一辈子。不知道就直接说不知道，否则真的会打击小孩子的好奇心。现在蒋友柏自己做父亲后，对孩子们所提出的问题从来不敢敷衍了事。
　　当然蒋孝勇教育成功的案例居多，像关于“一江街”的来历就是经典。
　　蒋友柏和父亲有一天经过南京东路，他看到与南京东路交口有一条小马路，路标上写的是“一江街”。蒋友柏对这个奇怪的路名很有兴趣，便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叫做一江街？哪一条江？长江吗？”
　　这么一问，马上把蒋孝勇的兴致给问了出来。他声情并茂地给友柏讲了一段有关“一江山之役”。这段精采的故事让蒋友柏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个爱国的将军在明知必将阵亡的情况下，还是从台湾出发到浙东临海“一江山”这个小岛，带领几千名部队对对面解放军作战。他在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狂涛中，全无国民党在大陆兵败的怯战之态，打出一场悲壮而惨烈的恶战，直至最后全军覆没。而他也在最后一刻拒绝投降，引爆手榴弹宁死不屈。虽然他所带领的部队全军覆没，但是解放军为了攻占“一江山”这个小岛也伤亡惨重，这在当时是较为罕见的情况。
　　这个将军叫做王生明，是国民党军中一名鼎鼎有名的悍将。台湾当局为了纪念他，所以把台北市的一条街取名叫“一江街”。
　　这段故事说的是1955年，撤退台湾的国民党仍在大陆沿海进行游击战。一江山是大陈列岛中一座，解放军当时采取先攻大陈岛而不是金门岛的战术。从这次战役之后，国民党虽然丧失了浙东沿海岛屿前哨，金门、马祖成了台湾的前沿阵地，但大陆对台湾的打击力度却明显变弱，台湾的安全得以保证。所以蒋孝勇才说，这都是那位将军为台湾牺牲的功劳。
　　“一江街”的故事，在蒋友柏小小的心里刻下深深的印痕，变成一辈子无法忘怀的烙印。让年幼的他深深地以为所有的“国军”与国民党人都如这位王生明将军这样“忠党爱国”。之后在小小的他面前，只要谈到“国军”，只要谈到中国国民党，他就有一股热血沸腾的感觉。
　　除了这种即兴教育，蒋友柏幼年时经常遇到父亲脑筋急转弯的考题。比如他们全家喜欢出去爬山，有次去隐谭玩，好不容易爬完上千层阶梯时，蒋孝勇突然问友柏他们，一共爬了多少阶梯，答对了的大大有奖。
　　当大家一脸茫然时，蒋孝勇却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的数字。在大家满脸惊诧的神色下，蒋孝勇意味深长地说：“虽然只是踏一小步，但是每一步都要放在心上，每一步都要好好走，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
　　这样的家教方法是蒋孝勇从祖父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孝勇小时候跟随蒋介石去金门，有一次蒋介石带他走完一段台阶，也问出同样的问题。当蒋介石看小孙子答不上来时，于是语重心长地说：“要留意小节，你才能看到大处。”
　　这段教诲让蒋孝勇终身铭记，他把蒋家的家教很好地继承下来。所以，诸如此类问题总不断地出现在他们家庭游戏中，比如一路上路过几个红绿灯啦？天空刚飞过几只小鸟啦？路边刚有几位行人啦？有时不一定有准确的答案，但谁的答案更合理，就会有奖品可以拿。
　　蒋孝勇这样教育友柏他们兄弟，是想培养孩子们随时随地的观察能力，也强化他们对环境的随机应变能力。
　　

上学的日子
从蒋友柏两三岁时起，方智怡就开始未雨绸缪，四处给他物色学校。方智怡的母亲就是幼稚园老师，因为出身教育之家，所以她对孩子教育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而且一直兴趣浓厚。等友柏和友常上小学，方智怡还着手创办自己的怡兴幼稚园。
　　方智怡觉得小孩子在6岁前就像一张白纸，因此选择好的学校尤其重要。蒋友柏的堂哥堂姐都是很小就送到美国读书，她不想这么早就让孩子出去，成为生活无法自理的小留学生。
　　方智怡跑遍了自家附近的几所学校，每到一个学校总要亲自和老师谈谈。她发现这些老师大都会认为，只要把孩子交给他们，一定会把孩子训练成某方面的通才。而一般学校一个班级孩子总要有五六十人，吵吵闹闹得像一群小麻雀，这样的学校环境让她不太满意。因为大班级、大学校，学生人数超过校长、老师人力所及，形成的教育问题甚多。所以她需要寻找一个班级少、人数少的小型实验学校。
　　一直到蒋友柏5岁时，方智怡经过数年考察，终于选择了阳明山脚下明德路200号的奎山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始人熊慧英是王夫人。王乃蒋经国的得力干将和宠臣，从江西赣南时代就死心塌地地追随蒋家。由于这层家庭渊源关系，把小友柏放在这里，会让全家比较放心。最重要的是方智怡比较认同这所学校的教学理念。
　　奎山学校创建于1951年，是一综合性的从幼儿园起，经小学而至中学的小班制小型实验学校。熊慧英当时因洞察大班级养鸭人家式的恶质教育环境是造成学生问题、青少年犯罪的渊薮，为此开创小班级、少班数的小型学校做教育研究实验。虽在创校的过程中历尽艰难，熊慧英却仍秉持理想坚持到底，终于选定了阳明山下的校地筹办奎山学校。
　　奎山学校不是一所教会学校，却以基督教教育为根基来进行学生品格的培养，但又没有通过教育来达成传道。这所学校目标是藉《圣经》教训之熏陶，使学生有良好品格、牺牲精神和基督化人格，以服务社会。协助基督徒学生加深对基督的信仰，同时也协助非基督徒学生培育崇高的精神价值和生活理想，尊重信仰自由而绝不勉强任何学生信教。
　　让蒋友柏上奎山学校，不仅是因为方智怡觉得这个学校有宗教氛围，更主要的是她觉得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先进。这所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总人数加起来不超过300人，十二个年级平均每个年级不到60人。奎山学校实行的是当时罕见的小班教学，老师对学生个人情况和家庭背景了如指掌，可以随时知道孩子的学习状态。
　　蒋友柏的幼稚园、小学生涯和初中一年级都是在这所奎山学校度过。这里环境优雅，教育理念先进，基本是贵族化的办学模式，能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家世都不一般。但任何一个学生和蒋友柏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是出自响当当的蒋家。
　　每天蒋友柏上学放学都会有专车接送，每次进入校门都会由七海官邸警卫组派遣两个保镖随扈。如果他在教室上课，保镖就把守在教室门口。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保镖尾巴似的跟在后面。有时上课忘了带课本，还可以叫保镖回家拿。
　　蒋友柏在学校里，处处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比如小学时经常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这让小友柏感到无比的自豪。而每次老师一提到“先总统”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让小友柏真的感觉姓蒋是件无限荣耀的事情。
　　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是，每次他回答历史问题，老师是不能打错的，因为对别人来说那是历史，对他来说只是家事，当然谁也没有他知道得清楚，因为从小家里都当成故事来讲，耳朵都磨成老茧的他是熟得不能再熟了。所以，只有他的回答版本才是正确的，他的历史课从来都是最高分。
　　虽然友柏每次考试都是最高分，但他并不喜欢读书和做作业，因为这个没少挨爸爸的打。蒋孝勇经常不厌其烦地教诲儿子，字要写得端正，作业要按时完成。友柏没达到这个要求，就得享受“家法”伺候。
　　蒋友柏虽然从初中开始即留学国外，但他的国语水平毫不逊色。这是由于他在奎山学校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这所学校比较重视国文教育，古文和诗词都是每年必不可少的课程。例如他小时候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从4岁开始读《三字经》，我觉得它们都可以运用在生活里，例如《三字经》中的‘兄则友，弟则恭’，就是教我和弟弟如何相处。”
　　小学老师熊锦霞回忆道：“他一二年级时非常害羞，胆子很小，下课时都不太敢到操场上玩。到了三四年级胆子开始越来越大，变得比较顽皮。尤其到了五六年级到初一，几乎成为全班的开心果，尤其会逗老师开心。每次学校演出，他最喜欢演的是猪八戒。那个年代的小朋友都喜欢演孙悟空这样的角色，让谁演八戒都会抗拒，只有蒋友柏喜欢戴上猪鼻子演八戒。”
　　当然，因为蒋友柏的家庭背景，出入时时有保镖护送，所以少了很多人身自由。想想看也是挺别扭的事，到哪里都有人跟着，让他很难和同学交朋友，少了不少同学之间友情的温暖和嬉戏的快乐。同学都知道他的家世，没有人不怕他的。
　　像蒋友柏的堂姐蒋友梅读书时，同班同学都有不敢高攀之感，令她深感孤独寂寞。蒋友梅为了博得同学们对她的好感，常常故意将自己带去的百元大钞“丢”在地上，然后自己捡起来大声问：“是谁丢了钱？”大家面面相觑。因为当时新台币最大面额的钞票就是100元一张，自然很少有小学生上学身怀此等“巨款”的。蒋友梅说：“没有人丢，那就做班费！”因为蒋友梅所在学校的校规规定，学生在班里捡了钱，如果没有人认领，就充为班费。
　　然而，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心理是截然不同的，虽然蒋友柏有时偶尔会感觉有种没有朋友的孤独，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优越感，他在学校里像个小霸王一样。整个童年的记忆，让他感觉姓蒋真的很“拽”。
　　

“地下总统”的赤子之心
蒋友柏父亲蒋孝勇性格谨慎细腻，和玩世不恭*冲动的大哥孝文大不相同，与莽撞倔强好勇斗狠的二哥孝武也相去甚远。他说话做事如履薄冰，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是子女中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蒋经国的日记曾经这样写道：“孝文糊涂、孝武荒唐、孝勇可爱！”对几个儿子的欣赏程度高小立判。
　　蒋孝勇从小就知道父亲的心思，总是能帮父亲先想一步。他最懂得讨好父母欢心，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做得无懈可击。比如每次母亲蒋方良过生日，孝勇都会把父亲蒋经国要送的礼物准备好，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礼物都是事先想好的最合适的东西，连包装纸都精心挑选过。他打理蒋经国身边的事情无微不至，小至穿衣吃饭大到党政大事，都可谓体之入微。
　　后来蒋经国的很多家务事都是由小儿子来打理，特别是到了晚年，每次出门都要带着小儿子。因为蒋经国身体不好，光有身边侍卫人员还不见得好用，许多事情还得亲人做才放心。
　　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