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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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军入缅作战。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英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在仁安羌被围，向中国军队求救。孙立人即令一一三团星夜赶去，发现日军只有一个大队（营），迂回至仁安羌北面，截断了英军的退路。英军七千多人，竟然束手无措。一一三团当即发起猛攻，将日军击退。
　　　　对于在打通滇缅公路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新三十八师，此举实在算不了甚么，大概连孙立人也没怎么往心里去。新二十二师和下面将陆续写到的一些将军的功绩，也并不在新三十八师和孙立人之下。但是，由于孙立人直接救了英国人的命，又是在美国点化的，于是就大受洋人青睐。先是送一顶“东方隆美尔”桂冠，后来又给戴上一枚英国皇家“自由”勋章。
　　　　不过，这荣誉毕竟是在战场上实实在在打出来的，是中国军队的光彩。
　　　　还有他的性格。
　　　　大凡在美国吃过面包的人，都有那么点无拘无束，放浪形骸。孙立人倒不必言必称美利坚，但他的基于学识和战功的孤傲、倔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会搞人际关系，也是有名的。据说，后来在台湾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的军事汇报从未准时出席过。原因是不愿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敬礼，迟到可以避免，因为蒋介石到场了。
　　　　美国式的民主令人羡慕，但孙立人是生活在中国，是封建专制的中国。而且，他不是工程学士，而是位将军。他侥幸没在大陆成为战犯，但他脱不过“孙立人兵变”（35）。他没有申诉机会，百年之后将成为千古迷案。但这种命运，从他接受美国式教育回到中国那一天，是不是就已经定了？
　　　　而现在，这位不屑与周至柔等人为伍的孙立人将军，在伦敦授勋完毕，也没和老头子打个招呼，又应史迪威之邀，去大洋彼岸旅游参观了。
　　　　当这位“东方隆美尔”踏上黑土地，站在他早就应该站到的位置时，杜聿明督率他的大军，已经快攻入四平了。
　　　　孙立人面对他的三个师长，将胸前那枚“自由”勋章向上移动了一下：这里将佩戴和明天一起到来的”青天白日”勋章。
　　　　之三：黄埔老大哥正在指挥部队向四平开进的郑洞国，远远地望见孙立人赶来，就停在路边等候，将新１军“物归原主”了。
　　　　他黑了，瘦了，长脸上灰蒙蒙的、厚实的嘴唇爆了皮，一双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似的。
　　　　一个农民最幸福的，莫过于捧着金灿灿、饱鼓鼓的稻谷的时刻了。对于一个将军，最欣喜、最荣耀的，莫过于攻下一座强兵据守的重要城池，并在万人瞩目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这座城池了。
　　　　郑洞国是最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了。从４月１０日起，他就一直在四平前线指挥战斗，指挥所先后由开原推进至昌图，又进至双庙子，多次到前线督战。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进入四平，夺得首功，只是举步之劳。可他好像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他把新１军指挥权交给孙立人，就不声不＝响地退回双庙子前进指挥所了。
　　　　这就是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
　　　　一个纯中国特色的将军。
　　　　在实力雄厚的黄埔系将领中，和杜聿明同为黄埔一期老大哥的郑洞国，以他的敦厚，忠诚，勇猛，打仗稳当，独树一帜。
　　　　１９２５年春，孙中山下令东征打陈炯明。攻到淡水城下，以校长身份指挥黄埔学生军的蒋介石，在官兵中征选“敢死队”百余人，强攻淡水。枪林弹雨中，敢死队员郑洞国第一个攀上云梯，冲上城墙。
　　　　“七七事变”后，做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从古北口抗战到保定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会战，宜昌会战，直到１９４３年率远征军进入印缅作战，北征南杀，大小几十战。身上伤疤之多，据说在东北国军高级将领中，是数一数二的。昆仑关战役中，他亲率荣誉第一师担任正面主攻。冲上去，打下来，全师伤亡近半。当年的敢死队员红了眼睛，亲自督战。号称“钢军”的１２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就上他的部队击毙的。
　　　　在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退居印度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里，连孙立人都对美军将领的骄横跋扈愤愤不平，郑洞国却能和他们处得来。
　　　　红领巾时代，对于连环画、小说和银幕上那些“叛徒特务狗汉奸”，就有深刻印象。即便是在那从生活到文学都模式化了的年代，舞台、银幕上只要一出现这类角色，冷漠的观众也会发出一阵笑声。
　　　　在这位能和美军处得来的郑洞国将军身上，你看不到那种媚骨和奴相。他有时也不得不忍耐着点，但更多的是凭借他的坚毅、尊严、正气和大度，去面对他置身的那个世界。他的这种品格，赢得了同事、部下和上司的敬仰和信赖，也征服了以主子自居的美国将军。这种品格，本来就是人类应具的高尚的美德。
　　　　就是因为这种美德，杜聿明把他从汤恩伯的第３方面军挖来，当杜聿明的副手。
　　　　就是这种美德，后来他明知不可为也为之，去到了长春那座死城。
　　　　从他指挥他的部队在黑土地上打响第一枪后，这种美德就化为负数了。
　　　　也是“各为其主”吧。
　　　　之四：逐次抵抗大师孙立人入缅作战失败退入印度时是新３８师师长，从印度反攻前任新１军军长。廖耀湘则依照同样的顺序，由新２２师师长升任新６军军长。
　　　　都是王牌师和王牌军的师长、军长。
　　　　在某种程度上，新２２师打得比新３８师还出色，因而廖耀湘就显得更加非同凡响。
　　　　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在优势日军攻击下，为避免被敌各个击破，杜聿明命令第２００师撤出同古，又命令新２２师在斯瓦河两岸阻滞敌人，掩护主力集中，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
　　　　从斯瓦至平满为一条隘路。日军攻击部队为第５师团三个联队和第１８师团两个联队，并配以重炮、坦克和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面对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新２２师沿途构筑阵地逐次进行抵抗。待日军进入预设阵地，埋藏的地雷炸弹一齐引爆，两侧伏兵和正面阻击部队齐出反击。开头，日军凭借武士道精神，不顾伤亡，顽强攻击。两、三次后，就不敢冒进了。新２２师就虚设一些阵地，引诱敌人上钩，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出击敌人侧后。４月１０日后，日军又调集第５５师团，全力攻击。新２２师仍以这种虚虚实实的战法，痛击敌人。战斗半月之久，日军伤亡惨重，始终摸不清新２２师虚实。１６日，新２２师安全进入平满纳，将穷追不舍的日军引入预定地域。
　　　　对此，杜聿明曾评为远征史上“罕见的战例”（37）。
　　　　写完这段那天晚上，笔者做了个梦：炮弹把斯瓦河溅成漫天瓢泼大雨，河面上漂满翻着肚皮的死鱼。涂着太阳徽记的飞机，在亚热带丛林上空尖啸着，红色的火焰将绿色的世界一片片烧成焦黑。
　　　　在这红绿黑之中，在火与血中扑抱在一起撕打翻滚的士兵——这一切都是无声的。
　　　　我站在廖耀湘跟前。他站在堑壕前，不理睬我这位“共军”，只顾擦他那副眼镜。一会儿，那副眼镜变成了望远镜。擦完了就放在眼前张望。眼睛望着，嘴里下着命令，表情温文尔雅，身子一动不动。他的命令我一句也没听懂，好像讲的是法语。对了，他在法国圣西尔军校镀过金。在西方，圣西尔军校与西点军校齐名。可他没直接救过洋人，洋人就不捧他。一排炮弹在前面筑起一道火墙，冲击波把他的军帽掀掉了，头上光秃秃的像个葫芦瓢……
　　　　醒来想起，他的光头是见自《辽沈战役亲历记》中的一幅照片。
　　　　现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４日，这位“丛林之狐”一样的逐次抵抗大师，又率领他的新６军由开原以中长路以东山地，准备迂回至四平以东火石岭子地区，攻击共军之左侧背。
　　　　由开原至火石岭子，公路两侧都是山地。西侧山地纵深小，距中长路近，共军不可能埋伏大部队。东侧正好相反，又是共军进出南北主要通道，还有可靠后方，是新６军北进最危险的方向。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和经验都告诉他，应该走那条最危险，但有时却是最安全的路。
　　　　他走对了。
　　　　他以配属新６军的７１军８８师作预备队，将新６军三个师分成左右两路纵队，实行广正面前进，彼此互相掩护。一路遇敌，若敌兵力不大，另一路仍可一意前进。
　　　　他学乖了。一是接受了８７师的教训，二是刚在本溪打了几仗，认识了土八路也不像想像得那样好对付。而且，当年打日本也常这么干，轻车熟路。
　　　　５月１４日上午，左路先头团在威远堡门附近与共军遭遇，前卫营一个连长阵亡。这是新６军闯到关东后，阵亡的第一个连长。战至下午，共军主动撤离。
　　　　从开原出发前，廖耀湘就得知林彪调３纵沿中长路东山地南下，准备迂回四平国军之右侧背。威远堡门战斗，廖耀湘判断只是３纵先头部队，缴获资料却出乎意料地证明就是３纵主力。他立即得出结论：既然３纵主力不能阻止一个团的攻击，那么一个新２２师就能击破北进路上任何共军。
　　　　１８年后，廖耀湘在回顾这段“罪责尤深”的历史时，字里行间不无得意之色：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的作为，可以说大都取决于战地负责实际指挥之责任者的决心意志和企图，尔后新六军敢以六个师北上长春与东出梅河口（而且东出梅河口是我个人的主张，呈报杜聿明决定的），实直接与威远堡门之战斗结果攸关。威远堡门不仅给我个人带来了嚣张的气焰，也给整个新六军的所属各部队带来旺盛的士气，但同时也带来了轻敌的心理。对新六军而言，可以说威远堡门之战开启了顺利进犯四平与长春的端绪。这个并不闻名也并不为人所注意的小战斗，其影响是很深远的。（38）
　　　　５月１８日下午，新２２师先头部队到达火石岭子以南时，发现共军在公路两侧山上构筑阵地，连警戒都未布置。到达火石岭子车站时，一列从梅河口驰来的军车，不知车站已经易手，还在向前开进。
　　　　比之汤恩伯之流，廖耀湘等人从意志、决心到战术，简直是天壤之别。
　　　　杜聿明笑了
　　　　——续战犯录之一
　　　　此刻的杜聿明，面黄肌瘦，１。７米左右的汉子，据说体重还不到１００斤。１月３０日，他率领１３军进占阜新后，即感到腰腿疼痛不支。咬着牙挺到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就再也撑不住了。２月１８日，乘专机飞北平，住两个月院，割去左肾，未等彻底痊愈，就又匆匆降临黑土地。
　　　　对于杜聿明来说，最清新的空气，不是林间湖畔拌着花香鸟语的气息，更不是简直要令他窒息的来苏儿味儿，而是带着血腥气的硝烟，是卷着尸臭的火药味儿。毫无疑问，他是在骨肉相残的战场上病倒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是在内战中累病的。从古北口抗战到昆仑关大捷，特别是入缅作战败走野人山，在那空气都能攥出水的亚热带雨季原始森林里，没有雨具，没有住处，野人似的辗转跋涉两个多月，谁能断言病根不是那时落下的？而且，倘若此刻黑土地漫卷的不是内战硝烟，而依然是抗战峰火，又谁能说他不会同样走下病床，踏上战场？
　　　　不过，就像老战友郑洞国的美德早已变成负数一样，杜聿明现在对蒋介石愈是披肝沥胆，对他的将来也就愈加不利。
　　　　４月１６日，杜聿明返回黑土地时，局势是这样的。
　　　　四平方向，新１军和７１军攻击受挫，非增加兵力打不开僵局。本溪方向，４月１７日，熊式辉亲自指挥５２军２５师和新６军１４师攻击，２５师一个团被重创，逐放弃攻击。
　　　　从兵力看，四平和本溪共军各有１０万余人。论火力战斗力，四平优于本溪，林彪又亲自在四平指挥。而本溪与沈阳唇齿相依，为沈阳门户，共军集结本溪，直接威胁沈阳安全。如将本溪共军压迫至连山关以南，即可抽离一个军以上兵力增援四平。而且，新６军主力在辽阳，５２军主力就在沈阳附近，稍加调整，即可攻击。
　　　　不到１００斤的身子朝大衣里一裹，杜聿明驱车奔沈阳南郊的红庙前进指挥所了。
　　　　行前，在报纸上发条消息，说他已到四平前线督战。
　　　　林彪也惯会来这手。
　　　　从沈阳起飞的飞机，带着隆隆啸声，一批批从头上掠过，再一批批转来。在远方那心驰神往的蓝天与大地交接处，炮声、炸弹声就像沉雷似的日夜轰鸣。还有身边几部电话机不时响起的铃声。这铃声突然响起来是最讨厌的，特别是对一个身体衰弱的病人。可杜聿明喜欢听，因为那铃声是从前线传过来的，他已经两个月没听到这铃声了，更何况这铃声传递的都是好消息，据说音乐可以治病，他需要的就是这种音乐。他觉得此刻就像置身在一座现代化的音乐厅里，倾听一曲由他创作并指挥的交响乐。
　　　　也出了点不谐和音。
　　　　坐在原苏军司令部的东北行营大楼里的熊式辉，听着南方一阵紧似一阵的轰隆声，唯恐杜聿明重蹈覆辙，心头像有堆蚂蚁在爬。一大早，就让参谋长赵家骧打电话，要杜聿明回来，另谋万全之策。
　　　　对于这位像自己一样腿不大好，被人并称“东北二瘸”的行营主任，杜聿明在心头是没怎么瞧得起的。若论官场倾轧、角斗，他或许不是对手。可现在是战争时间，东北的一切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熊式辉也军装笔挺，耀眼的红领章上，每边还比他多一颗金黄色的星花。可那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而已。他杜聿明司令长官才是堂堂正正的驰骋疆场的国军将领，蒋介石是靠他来打黑土地这块天下的。
　　　　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位陆军上将，他毕竟是他的上司。熊式辉只要随便往老头子耳朵里吹吹风，他杜聿明打几个好仗，再瘦下去一圈，也是难以抵销的。
　　　　从战场到官场，他都不想吃亏。
　　　　但他现在不想回去。他理大，熊式辉官大，理没官大。蒋介石两次限令攻占四平的期限都过去了，熊式辉一筹莫展。进攻本溪失败后，听说每天晚上都用安眠药安眠。没有平地不显高山。现在正是大展身手的当口。只要能迅速打开僵局，首先是打开本溪方面的僵局，他就能用事实征服熊式辉，使熊式辉放手让他指挥作战。同时也在重庆谈判桌上压下一个沉重的砝码，给老头子送去一份最好的礼物。
　　　　他决定拖到晚上再说。打得好，熊式辉不会强迫他改变决心。碰了钉子，再改变计划也来得及。
　　　　他给新６军军长廖耀湘和５２军军长赵公武打电话，命令他们全力猛攻。
　　　　他成功了。
　　　　他在四平也得手了。
　　　　５月１２日，新６军向开原集结时，杜聿明在沈阳向廖耀湘交代任务，指出：共军若继续据守抵抗，新６军就向左旋回，直接攻击共军左侧背；共军若撤退，即进出辽河套南岸，截断共军向北退路，压迫共军主力于辽河套内歼灭。
　　　　林彪跑了。
　　　　杜聿明逐下令向长春推进。
　　　　蒋介石有些犹豫。他担心在长春会遭到顽强抵抗，又会形成四平那样旷日持久的胶着状态。不如养精蓄锐，待与中共彻底闹翻时再打。反正和战开关都在他手里。
　　　　杜聿明进攻长春腹案，是在本溪战斗进入尾声时就打好了的。
　　　　他向蒋介石派来视察的副参谋长白崇禧，据理力争：第一，攻击四平街的目地，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即吉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