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家随笔精选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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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负跸裼�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的踏着方步进来，如常的安祥坐下，然后如常的慢腾腾的戴上那付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的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的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的翻了翻，缓缓的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价收了。他绘声绘影的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的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的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的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



………【第四十六章　记郁达夫】………

　　　　唐彛�

　　　　我初睹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风采，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的宴会上。那次《自由谈》黎烈文请客，一来约请经常写稿的人岁首欢聚，随意闲谈，二则就为郁达夫夫妇饯行。那时达夫先生已经移家杭州，住在大家路场官弄，但一九三四年元旦他们是在上海度过的，当天下午打算遄返杭州，再有一个多月，便是阴历年底，家家户户，已在准备过甲戌春节了。

　　　　我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的《屐痕处处》，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我十分心折。例如《青岛杂事诗》第一首：

　　　　万斛涛头一岛青，

　　　　正因死士义田横。

　　　　而今刘豫称齐帝，

　　　　唱破家山饰太平。

　　　　悲愤忧郁，一枝笔横扫敌、伪、顽三个方面，诗人的爱国情杯也有所表达。寥寥数语，深入肌理。因此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甚于他的小说。不过我们的读书会里有个同事，却是“郁达夫迷”，一部《沉沦》不知读了多少遍，凡是达夫文章，片纸只字，他都背得滚瓜烂熟。郁达夫追求王映霞，虽然报上登过消息，但详细情节却是他告诉我的。我对这类恋爱故事不感兴趣。不过新闻人物，近在眼前，自然也不能视若无睹了，好在客人尚未到齐，正有时间让我一面聊天，一面对他们细细端详。

　　　　达夫先生大概还不满四十岁吧，看去比较清癯，头发丛长，眼睛又细又小，额部稍窄，双颊瘦削，穿一件青灰色袍子，态度潇洒，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体态匀称，真所谓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两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是一个举止大方、行动不凡的女人。难怪达夫先生一见倾心，如醉似痴，颠倒至于发狂的地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过着婚后最幸福的生活，你怜我爱，形影不离。

　　　　除主人黎烈文外，这时到席的已有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鲁迅、阿英和我，我们一面闲聊，一面等待。映霞女士很少说话。接着而来的是胡风、徐懋庸、陈子展、曹聚仁诸先生。最后到达的是林语堂、瘳翠凤夫妇。她们似乎早已熟识，王映霞找到了谈话对象，虽然没有懈怠同席的人，却更多地去同林夫人瘳翠凤低语，窃窃地谈着似乎只属于女人们的私房话了。

　　　　那天鲁迅先生兴致很好，说话不少，其次是郁达夫和陈子展两先生，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林语堂。中外古今，滔滔不绝。古益轩是湖南采馆，当时上海请客，喝的一般都是黄酒。主人要菜馆准备了上好的绍兴酒，殷勤劝客，达夫先生喝得多了一点，王映霞频频以目止之，没有收效，她便直接阻拦主人，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听从医生嘱咐，不能过饮。主人自然从命，达夫先生面露不愉之色。陈子展从旁打趣说：

　　　　“到底是医生的命令，还是太太的命令呢？”

　　　　达夫苦笑了。王映霞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婚后不久，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静安寺附近嘉禾里，寒冬十二月的一天，有个朋友约达夫去浴室洗澡，洗完同去吃饭，直到午夜不见回来。映霸通宵没有合眼。天刚黎明，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阳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达夫*屋内，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这是真的。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都由王映霞偕同，即使这样，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但我不会喝酒，只能陪着他聊天，吃花生米，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慢慢地，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不来找我了。

　　　　达夫先生学贯中西，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他讲外国文学，从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渊博精辟，时有独到之见。我简直插不上嘴。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每缝见面，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尤其是他的《都门秋思》诗。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达夫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读书多，对“狂”和“狷”又有许多发挥，给人以闻之憬然的启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听鲁迅先生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他说：

　　　　“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也许在什么笔记里吧？”

　　　　“也许。你不觉得这故事和《泰绮思》有点相似吗？可是思想完全不同。真有趣。”

　　　　鲁迅先生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某地有位高僧，洁身苦行，德高望重，远近几百里的人都仰慕和敬佩他。临死时，因为他一生未近女色，抱憾没有见过女人**，辗转反侧，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的一样的啊！”说完就断了气。

　　　　我们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达夫先生去福建后，除了鲁迅丧仪上见过一面，谈了几句，音信就断绝了。虽然有时我也想起他，只是人天遥隔，存问为难。一九三九年读到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毁家诗纪》，凄婉绝伦，好夫妻成了冤偶，为之不愉者竟日。在我的印象中，达夫先生为人*，映霸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等到日军投降，郁达夫在南洋殉国，消息传来，疑信参半。我总以为有朝一日，他会突然回来，像过去一样高兴地拉着朋友同上酒店，惭愧我毫无长进，仍然只能陪着他吃花生米，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被称为“苦刑”的日子啊。倘能再度聚首，重睹风采，即使受的真是苦刑，那也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直这样期待着。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季节又届春天，翻读相传是郁达夫一九四五年*苏门答腊时所写的诗句：“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恍然觉得我的想念达夫先生，同样是在罗浮梦里，“忆家”的达夫终未归来，那么，这种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



………【第四十七章　记优级师范馆】………

　　　　王画初

　　　　在胜清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秋间，京师大学堂成立。原当时大学堂奏定章程，同时在京师分设四馆：曰师范馆，曰仕学馆，曰译学馆，曰医学馆。后又添设进士馆，共为五馆。此外尚有一实业学堂，而皆统属于管学大臣。我是考入师范馆的一人，即追忆当年在师范馆五年的经过情况，分述如下。

　　　　当时师范馆的学员，有由各行省考选保送来的，有在京师自行投考的。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而人情积重，亦未尝尽忘科举，故虽身列学堂，仍赴乡会试中式的，实大有其人。直到甲辰年，即光绪三十年，始废止科举。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此亦当时*一般士子心理，及制度蜕嬗之迹象也。

　　　　师范馆成立最早，嗣后袁世凯督直隶，在保定设立高等师范学堂。为预储中学师资起见，其修业年限为短，而奖叙亦较师范馆为低。每肄业二年，即可出任中学教习，但服务后，仍可回校继续修了未竟之业，此所以与师范馆有别也。

　　　　师范馆，在第一年所定课程，为补习普通学科，大致如现在中学的课程。外国语分英、法、德、俄、日，任学员选习一科目，但日语则须人人皆学。国学方面，有经学大义，有中外历史地理和国文。此等科目，担任教习的每延揽国内名流，但学员不感多大兴趣。在办学的当局，足见仍未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到第二年，普通学学完了，即分设四类，第一类国文外国语，（英、法、德）任学员自择一种，分班授课。第二类，中外史地。第三类理化数学。第四类博物动植矿*农学等。我是第四类的学生。分类肄业之后，至光绪三十二年年终期满，翌年正月考试毕业。以上为旧班师范馆学员的历程。又在三十三年招考新班师范，同时设了大学预科，不详述。

　　　　大学堂即在大马神庙，今北大故址。设备情况，有各种讲堂，有理化器械药品室，有博物标本室，有自修室，有宿室，每二人占一间，有公共饭厅，有浴室，膏火饭食，皆官费。有藏书楼，在北院，中文书籍为多，彼时报纸杂志，尚未发达。大约学员自携书籍，及应时的读物，如《饮冰室文集》，几于人手一编。此外关于新学的，以《富强丛书》，《瀛寰志略》，为最通行。

　　　　生活方面：早晨起床，鸣铁钟为号，上堂以摇铜铃为号，就寝亦然。开馆则敲锣为号，仅饭食一项，早粥，午晚皆四碟八碗，米面食皆备，可谓国以大烹养士罢！而学员中的贵公子哥们，也往往闹饭厅。但究竟来自乡间的人多，而附合起哄的殊少。在管理的提调们，还能善处，从未酿成过风潮。

　　　　现在的大红楼那块地方，是师范馆的大*场。除每年春秋二季，开开运动会，余时皆任学生们作踢球场。

　　　　管理员：

　　　　张百熙冶秋管学大臣

　　　　吴汝纶挚甫总教习，未到任

　　　　张鹤龄筱浦总教习

　　　　蒋式惺性甫教务

　　　　李希圣亦园

　　　　曹广权

　　　　曾广钧重伯斋务

　　　　三多柳桥

　　　　金梁息侯其他职员不及备载

　　　　继张百熙后为张之洞香涛，继张鹤龄之后为李家驹柳溪，继蒋式惺之后为戴展成〈诚〉。

　　　　中文教习：

　　　　史地屠寄敬山

　　　　经学大义王舟瑶

　　　　外国教习，及中国助教：

　　　　心理、论理、教育日本服部宇之吉

　　　　教育日本法贵，图画高桥，日语铃木

　　　　物理化学释加

　　　　数学太田达人

　　　　动物学桑野

　　　　植物学矿学矢部以上皆日人

　　　　助教习：分任日语翻译

　　　　范源濂吕慎哉程家柽

　　　　胡宗瀛刘翼周

　　　　旧班师范馆学员，是在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考试毕业的。四类即四班，共毕业生一百另五名。在毕业后，各省有调回本省服务教育界的，也有自由选择愿分发某省服务的。我是学博物科的，由大学留在北京，当时有三旗小学，即附设在大学堂外院，我便是那小学教习之一。后由学部派充八旗高等学堂任博物教员，凡五年。同时各省旅京中学堂的博物课，多半由我担任。现在旧班师范馆毕业的同学们，已是寥若晨星了。以我所知现存的人，有山西刘盥训芙若，山东于洪起范庭，江苏邹应莞淑文。另有未及毕业而赴日本留学的，如河北谷钟秀九峰、王桐龄峄山仍健在。外此则不闻消息。犹记我入学的时候是二十二岁，在同学中比较年轻，今且七十一岁，同学少年多不在，那就无怪其然了。



………【第四十八章　回忆“亢慕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