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新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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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宁知道老子所阐述的治国之道和修身之说，以及无为的思想本质和汉朝的道教本质上确实不同，与庄子的避世说也不一样，故道：“若是如此，尚可于我儒家相提，昔日孔圣亦尊老子为龙乎！”
　　刘协淡淡一笑，复道：“幼安觉得《楚律》定的法刑可以说是轻还是重？”
　　管宁道：“自然轻重合宜，取民刑为轻，定官刑为重，此乃大治之首，然法家倡导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此乃谬说，害殿下之说啊，又提倡重罪治天下，此亦邪说。殿下既然重道家，当知道老子亦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刘协道：“老子这句话说的很对啊，但有一点，若百姓可活，则畏死，若百姓不可活，则不畏死啊，故法家之根在于儒家，以儒家教化百姓，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再有法家延续大治，稳定国强民富的根基并不能完全只靠儒家。转而过来看，儒家的叶又生于法家，以法家定天下，再以儒家教化百姓，此才是治国之道。令祖管仲曾经说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四维所说得正是礼、义、廉、耻，与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本质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其实，依孤王所看，法儒之争不在于刑，在于法求制，儒求仁，法家讲究以制束民而治天下，而儒家要求帝王以仁教化百姓，其实幼安心中应该清楚，完全以仁教化百姓有可能吗？孤王以为有些人可以教化，有些人却是教化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求于法，法的存在使人畏，虽然不一定归于仁化，但至少不会危害其他追求仁义忠孝的百姓。”
　　复又道：“其实啊，孤王以为儒家所说的治国之道并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大汉虽然实施独尊儒家的策略，但结果呢，汉武皇帝还是穷兵黜武，也还用严法治理天下，故孤王不认为单靠儒家就可以治国，法家的思想对儒家而言是一个最好的补充。法家追求法、术、势三者结合，追求废私立公，讲礼仪反礼权，讲定分止争，追求兴功惧暴，讲好利恶害，追求不法古，不循今，这些都是治国之道，如果没有这些，试问天下会是什么样子，汉室历代皇帝，谁没有用这些呢？而幼安所看到的襄阳大治和孤王的《襄阳治略》本质上也都是法家的精髓。故楚地有今天，法家功不可没啊！”
　　“当然，法儒两家必须要平衡，即不能过于重法，也不能过于重儒，以法儒共定天下，复以法儒共制之，彼此制衡，使大汉的律法即不重刑，也不过于重礼权，使商人趋之以利，使军政官员趋之以功，然又以儒学劝之，使其知孝忠，再以道家规劝百姓守法重道，休生养息，安国定邦，这才是孤王所要的治国之学。”
　　管宁沉默良久，道：“既然殿下如此决议，臣苦谏无功，身为下臣，只能为殿下推广之，但愿殿下所说的治国之学确实能够治理天下！”
　　胡昭喜道：“若有管先生推广三家平衡共治的策略，那天下学士必信之！”
　　刘协道：“如果幼安自己不信服，说于他人，他人又岂能信服。”
　　管宁道：“我祖效力于齐桓公，虽广有功绩，实则忽视了两点，法制定之时不考虑民的想法，又过于强调法的威吓，故虽可立一时之功，难保千秋，以致齐国之败，而李斯又导致了秦朝之败啊！”
　　刘协微微颔首，道：“儒、法、道三家制衡共治，正是要取各家长处，相互弥补，新的法家将由刘巴主力推介，将法的威吓作用改为人之道，追求法是一种帝王和百姓都认同的规矩，而不是简单的法制，以道家的学说劝诫百姓不要犯法，新法、道两家的论点都认为法的恒变性，就是说法的存在是因时而变的，只有最适应当今人之道的法才是合理的。孤王希望幼安作好新儒家的改良，融入商道，对于利国仁忠的商士尊为儒商，将只顾私利的商人视为不仁不义之人；法家纳兵道，除重刑之苛，亦采纳天人合一，万物守道的法；而道家纳入医道，排除丹学，这样一来，三家就可以相互融合，互不冲突，虽略有制衡，亦对天下有利！”
　　管宁道：“愿从殿下之言，臣近日必定重订讲义，不再独尊儒术，求与法、道共融，望殿下谨记今日存善去弊之言，日后不可过于重法重法，亦不能弃儒学！”
　　刘协宽慰他道：“幼安权且放心，孤王必谨记之，三家制衡，各取长者，使天下大治！”
　　在管宁接受儒、法、道三家制衡共治的思想后，刘协对推广这种思想也更加富有信心，同时安排糜竺在商道中要首尊儒家，称自己为儒商，令张机将医道融于道家，而兵道则归于法家分支，讲究以儒约商，以法治军，以道释医。
　　刘协也清楚，最困难得还是将商融入新儒学中，这不仅是商人单方面愿意就可以的，实际上儒学大士有谁不藐视商人的，只是刘协折中制衡诠释，认为儒家的重农的本质不是如何鼓励农的发展，而是要实现农的薄税至无的境界，要令天下百姓务农者少纳税，就必须依靠商人进行补贴和维持。
　　也许，数百年内都不能完全实现百姓务农无需纳税的重农目标，但将其定位新儒家的核心梦想，就一定会有无数的学士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下去，甚至不惜大力发展商业。
　　刘协打算在这一次百家讲坛正式提出自己的治国学说——三家制衡说和强国本策——以儒约商，以法治军，以道释医。
　　这绝对会影响一起更大的风暴，究竟会遇到多少阻力，刘协自己就不清楚了，但一定比上次的内政风暴更加强大。
　　　　第八卷　南北风云　第六章　襄阳盛会
　　　　　更新时间：2009…5…30　1：14：36　本章字数：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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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盛会
　　初泰十一年秋，九月初九，万众期待的襄阳盛会终于拉开了帷幕，从七月底就有学士和商人前往襄阳准备参加开始，到了九月初，整个襄阳城猛然增加了近十万流动人口，为整个襄阳都带来了蓬勃的商机。
　　第一天的百家讲坛由水镜学府总祭司马徵首先开讲，司马徵主讲先秦百家，既是示意百家讲坛的寓意，也在讲坛中点评儒、法、道、兵、纵横、阴阳、墨、农等诸家之长处和短处，为刘协准备的三家制衡说做个铺垫。
　　诸葛亮坐在首排，听着司马徵的讲述和点评，心中涌生敬意，为自己不能从学水镜先生而遗憾。
　　在司马徵之后，庞德公和黄承彦所讲的也各有千秋，但无一不将重点放在论证先秦诸家各有优长之处上，南方楚地学术界早就在刮回归春秋百家共鸣的风，而诸葛亮和很多北方来的学士则罕听如此详论，心中都敏感的怀疑楚地是否又要大改风气，推行百家共鸣的学术环境。
　　在黄承彦主讲的时候，诸葛亮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坐着一名女子，葛衣素袍，貌虽不扬，但眼中神色闪烁，听的很是入神。
　　待听到“民之治在于其好利恶害”时，女子柔眉微皱，仿佛在仔细思考黄承彦正在讲的《韩非子》。诸葛亮暗暗称奇，《韩非子》不流于世多年，楚地的女子竟然也能听下去，心中大为感叹，忍不住走到女子身边，小声将黄承彦正讲的《韩非子》这部分，只言片语般将核心意思点拨出来。
　　女子微微称谢，道：“小女子黄氏，名月英，家父正是开坛之师黄承彦，且谢先生点拨！”复道：“家父所论的‘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这段话我懂，然不知‘时宜而治不易治乱者’，望先生再点拨一二！”
　　诸葛亮更奇之，施礼道：“后进末学诸葛亮，表字孔明，汝南许子将之门生。方才黄小姐所问的，亮并非精通，然略知一二，秦有丞相商鞅，曾言法之策在于‘不法古，不循今’，后韩非子纳其言，故有‘时宜而治不易治乱者’一说，寓意法的制定不应该学古代，也不需要遵循现在实施的，要适合今天的坏境才算适宜，而只有通过适宜的法治理天下，才容易制住乱者。”
　　黄月英续问道：“何为乱者？”
　　诸葛亮道：“先秦诸家，互有交融，韩非子师于荀子，而荀子虽为儒宗，却取纳道家精髓，认为天人之道皆有礼法，故人当遵之，若遵即为守，不遵则为乱，此与老子的无为和有为之说相通，亦可视同乱即老子的有为说，韩非子亦从荀子之言，将有为者示为乱，即违背天人之道者为乱！”
　　黄月英对诸葛亮敬佩有交，道：“先生博学不逊我父，若出仕必扬名天下，为世人敬服，亦能造福苍生！”
　　诸葛亮道：“亮不才，今已为朝廷三公之司徒尔！”
　　黄月英面色不喜，乃道：“楚民素来不知北方之官，方才失礼了！”转身而去，不再理睬诸葛亮，令诸葛亮心中倍感遗憾，念念不忘，再寻之，已然不见踪影。
　　待百家讲坛举行过半，其后诸讲皆不是诸葛亮能够听得，而鉴文会也结束了，诸葛亮便决定辞行北归，临行前特意拜访黄承彦，黄承彦虽然知道他是朝廷三公，如今南北不和，不宜过于深交，然知其才华出众，故见之，与其交谈三日，颇为欣赏，复于诸葛亮道：“公之才，治不逊于文若，兵不输于元直，不效力楚地，此乃楚王之憾事，亦公之失。”
　　诸葛亮感谢黄承彦的称赞，道：“事已至此，虽心中甚憾，但无悔意。若日后兵戎相见，侥幸胜楚王，必留一路令楚王安然归荆楚。”
　　黄承彦甚谢之，诸葛亮亦不便久留，寻机与黄月英小谈片刻后，便在亲兵护卫下，离开襄阳回归北方，刘备惟恐刘协半路下手害之，在南阳城外亲率大军恭候，令诸葛亮感激不已。
　　在诸葛亮离开之后，百家讲坛终于由于管宁的开坛而进入高潮，代表整个南方儒家学说的顶峰人物突然转口宣扬楚王的三家制衡说，令大部分仍然在维护独尊儒术的学士们大感震惊，亦宣告楚地反对三家制衡说的主要力量——襄阳经学院开始倒戈迎向刘协的制衡派，实力相对较弱的江南经学院和西南经学院更没有办法形成反对势力。
　　三家制衡说在楚地隐约已经成为学士的主要流派，这种顺利让刘协感到奇怪，仔细想想在东汉末年之后，由于尊儒的汉室衰落，儒家的地位确实不断下降，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则特别重法家，一旦乱世平定之后又开始重视道家。
　　在历史上的三国时期，诸葛亮手抄申不害、韩非子和管仲的文章给刘禅弟兄学习，刘备自己也嘱咐刘禅学习诸子百家和《商君书》，而曹操的不拘一格用人和氏族发展策略也是对传统儒家的反叛，甚至连孔融写《汝颖优劣论》中更具有反对当今政权的精神在其中，是当时主流儒士逐渐摆脱传统儒家学说束缚的表现。
　　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曾说：“两次党禁，无疑是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对于王朝政权的最后一次眷恋。”他们本意在维护这个政权，而这个政权不仅不保护他们，而且以他们为仇敌，忠而见疑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啊！名士的潇洒风流与慷慨赴义，在当时强烈地震撼着士人们的心。他们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幕幕历史悲剧，与其说是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挣脱，是一种疏离心理的鲜明表现。正是这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疏离心理，为魏晋三国思想领域的大变动准备了条件。
　　伴随着儒学地位的下降，诸子思想必然重新活跃起来。傅雷也曾经考论过这段历史，他说“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此时的楚地正是迎逢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文艺复兴的良机，在士子普遍缺乏维护传统儒术地位的环境中适时地提出了三家制衡说，为三家制衡的实现寻找到了最合适的机会。
　　刘协在仔细思考后，认为这个时候正式由自己提出准备良久的《三家制衡论》，正是绝佳良机，立刻开坛讲三家制衡说，这是对传统儒士的最后一击，做为楚地最高的王者，他的表态终于导致整个学术界的转风，使得《三家制衡论》成为楚地治理学术的核心。
　　整个《三家制衡论》的提出和地位确立没有刘协想象的困难，但儒商的提出还是让很多士子们感到不满，刘协却没有面对众士子的反驳提出任何解释，也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举动，照旧推动其他讲坛的开动。
　　此后，刘协和胡昭在小范围内宣讲财经道，财经道的第一次开坛只有百十不到的人被允许听课，实际在刘协连续讲了三天之后，表示能够听懂五成的也不过荀彧、张昭、蒋琬、诸葛瑾、戏志才五个人，加上胡昭也不过六个人，余者有二十余人称可懂三成，其余众人皆是只知皮毛。
　　然而这一次开讲还是令刘协满意，毫无疑问，蒋琬和诸葛瑾继任三治略公已经变得明朗，而荀彧和张昭也正式着力培养诸葛瑾和蒋琬两位后起之秀，为自己年老之后有人续任打下基础。
　　为了让蒋琬在张昭之后更精通内政经税，刘协将蒋琬调入幕僚院，任幕僚从事，虽然和郭嘉、荀攸等幕僚参事相比，权力和空间小了许多，但却可以经常陪在刘协身边，有更多的机会学习财经道。
　　张昭和荀彧、胡昭相比年长十岁有余，接班人的选拔最为紧迫，而荀彧、胡昭还未到不惑之年，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还有很长的时间进行准备。
　　只是蒋琬也只是一个过渡人选，蒋琬比张昭小了很多，但比荀彧、胡昭却小不了几岁，即使接任张昭之后也不能支持良久，在刘协心中，诸葛亮无疑才是接任张昭的最佳人选，可惜他是很难吸纳到南方政权中来，但刘协在发现诸葛亮的才华确实非常出众，心中千万个不愿意放弃，若要大汉治理的更上一个台阶，实在非他不可。
　　只是将赌注完全放在诸葛亮身上未免过于危险，刘协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将马良这个刚入读襄阳学府的少年推荐到水镜学府，嘱咐司马徵和庞德公着力培养。
　　襄阳盛会仍然在继续，在百家讲坛中间陆续举办了十余场雄辩坛，让前来听课的才子针对富农安天下、楚律、治国平天下、儒商四个题材进行辩论，刘协、荀彧和胡昭三人则坐镇辩坛，听年轻学子辩论，仔细挑选有潜力的年轻人。
　　楚律辩坛中有数千学子涌出进行争论，而整个场面都偏向儒家，法家式微三百余年，并没有多少才俊可以和他们进行对阵辩驳，就在刘巴忍不住要亲自上坛的时候，一名葛巾麻衣的贫家青年忽然登上台。
　　由于此时的天下才俊多出氏族门阀，家族兴旺，人人衣着光鲜，似这青年般素衣朴实的确实很少见，刘协看他面色黝黑，似乎经常在外劳作，衣衫虽然干净却百洗褪色，知道必是寒门子弟。
　　为了减轻新政推行的难度，刘协这些年所有的政策都略偏向世族，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