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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嫉妒-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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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寝室里同学们刚刚相熟起来的时候，有一天他们讨论起高中时代学农的事情。而“学农”对我来说是多么奇异的一个词语，我本身就是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小孩，当城里的孩子看到种在田里的棉花大惊小怪的时候，我怎么跟他们形容，我的童年就是在拖拉机开过的田埂间长大的。而一个同学说起他学农的那个农场，不就是我小时候天天上学时都要经过的么，他们千里迢迢地跑到我家隔壁的农场里来学农，满是兴奋地闻着傍晚焚烧树叶的气味，这是属于我童年记忆的秋天气味，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启齿跟他们说起这些，直到有人问我：“喂，你们是在哪里学农的？”我就假装拿着一个脸盆去水房里洗内裤了。
但这一切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的口音，一天我向街边一位中年妇女询问一辆我要乘坐的公交车站在哪儿时，我习惯性用本地话（上海郊区话）去表达我的诉求，询问了好几次，得到的反应却是那个妇女不耐烦地背过身，仿佛在说：一个乡下小孩！当时我非但口音很乡下，整个人的打扮也很乡下，布鞋，运动裤，小平头。 我可以变换自己的发型，我可以去淮海路的专卖店里买跟他们一样的衣服，我可以听他们听的音乐，看他们看的电影，却没有办法改掉自己的口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都会的语言，我从未抵达（2）
说真的此前我一直以为我说的话是地道的上海话呢，这里面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我能听懂上海话，于是我就自然以为我说的也是上海话。有一次我还天真地教授一个江西同学如何说上海话，我记得我教他的是“龙虾”的发音，我们家那儿的本地发音“虾”是闭口音，我刚刚教了一句，就有一个同学突然跳出来反对说：“别误人子弟！”那个人跳到我跟我的“学生”中间说：“龙虾的虾，是这么念的，huo，嘴巴保持o字型。”就是这位纯正的上海同学纠正并阻止了我向那个江西同学的教导。天知道，他因此与我结下了梁子，我跟他在大学四年里都对着干，抢女朋友，争当寝室长，明里暗里都说过对方坏话，有几次还差点动手。难道这一切的一切，仅仅是因为他在最初纠正了我的上海话？有时候我也这么怀疑自己。
还有一次在朋友家里打牌，她家里刚刚装修完毕，而装修工人恰恰是我的同乡。当我们热切地讨论牌局时，她忽然转而向我描述装修工人是怎么说“我”这个字的，“浮浮浮”，她用牙齿咬住自己的下唇拼命模仿我说“我”的时候的样子，然后告诉我：“他们说话的腔调就跟你一样！”我相信现在她一定已经把这件事情忘了，在场的所有人大概都忘了，唯独我记得。很难说清楚当时的感受，笼统地说就是，难受。毕竟装修工人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群体，哪怕他们身上有值得骄傲的品质。
现在我已经放弃了，我只能承认自己在语言方面毫无天赋。有时候我听到那些外地或者乡下背景的人勉强说出洋泾浜的上海话，经常为他们觉得可惜，但这就是他们艰辛的蜕变。一次我遇见了一个从小在江苏长大的女孩，奇怪她的上海话说得那么好，她就回答我说：“你要敢说。”是啊，但我不敢说，我害怕，我太要面子，自尊，太敏感。反过来说，在人与人交往中，一些人需要赢得友善，一些人需要赢得尊敬，但我并不认为在一个以上海人为核心的群体内，一个并不熟练掌握上海话的人却必须用上海话交流，以图赢得友善或者尊敬两者之一，这种“献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其实有时候，我还是可以分辨出他们或者她们的影子来，哪怕在淮海路的人流中，在繁忙交错的地铁线路中，在街边的星巴克里面，我还是可以分辨出那些人的影子。他们或许也有一个乡村式的童年，他们家的后院里也养着老母鸡，他们操着各种口音从各种开着拖拉机的田埂间奔跑出来，然而现在他们把自己纷纷藏匿起来了，怀揣着大都市的梦想，把自己藏匿在大都市里，唯恐被发现，自己与那些城里的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不愿意张口说话，唯恐被戳穿，唯恐被人问起：“嘿，你是在哪里学农的？”他们没有学过农，他们从小就知道棉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他们跟我一样，被莫名其妙地往那些繁华的都市里吸引，繁华，更繁华。我能够从人群中分辨出他们的影子，我与他们惺惺相惜。
如今，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为了不再自我怀疑，为了没有心理上的厌恶，我始终拒绝说上海话，而让我觉得最坦然的一个群体，就是“新城市人”的群体，他们与我一样，在念大学的时候来到城市，在念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坐上地铁，接着就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们说普通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美妙！
。。
你是模特儿，我是香奈儿（1）
我喜欢华丽的昂贵的衣服，我喜欢摄影棚里面的闪光灯，我喜欢涂抹在模特脸上和身体上的闪粉，为了这些，一切都可以忍耐。
你是模特儿，我是香奈儿
文/茉莉
每次服装发布会结束以后，我总要坐在镜子前面花很长的时间卸厚厚的睫毛膏，卸妆水把眼泪弄出来，扯假睫毛的时候又会把真的睫毛也扯下来几根。刚才的我足够光鲜么，桃红色的miumiu皮鞋把脚后跟磨出了水泡，但是依然要死撑下去，这是攒了半年的钱买下来的，刚才我看到她们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最后停在了鞋子上。这是走近她们的途径，这是成为她们中的一员的途径，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会了这些。省吃俭用地买一双令她们感到眼睛发亮的鞋；用法语来念那些品牌的名字；住在城中最热闹的地方；喝咖啡要去指定的咖啡馆，因为那里可以买得到猫粪咖啡；尽情地嘲笑和讥讽那些穿过时坡跟鞋，背淘宝上买来的假香奈儿包的小白领们。
物质上虚幻的丰盛让我感到暂时的安全，当我经过香奈儿橱窗外巨幅广告画的时候，迷惘感会充斥着我的内心。或许我想的是在小镇子上度过的岁月，我希望忘记这些，忘记那个会在冬天里穿两件高领毛衣来御寒的小镇女孩。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躲在没有电热毯的潮湿被子里看安妮宝贝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要跟她一样，我要去上海，去那个有二十四小时罗森的大都市。
而现在离那只摆在橱窗里的香奈儿255包或许也已经不太远了吧。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舞台美术，毕业以后就在一个日系的杂志社里做服装编辑，留在了上海，在最热闹的地方租了间房子。 从我家走出来，过一个路口就可以走到锦江迪生，往左拐走一站路便是恒隆广场，五分钟走到最常去吃夜宵的新旺茶餐厅，文艺青年和媒体编辑们常常聚会的咖啡馆就在隔壁弄堂里。爸爸妈妈在得知我毕业以后自己找房子住的时候，曾经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我住在淮海路的隔壁。”他们就放心了。我刚刚念大学那会儿，妈妈来看我，她陪我逛过淮海路，但是哪怕是作为考上大学的奖励，她都始终没有舍得帮我买下橱窗里那条贝纳通的裙子，她知道淮海路很热闹，很昂贵。
但是她不知道，我租下来的房子处于那无数条隐没于淮海路背后的弄堂里的一条。旧得不能再旧的老房子，楼下的厨房是公用的，木头楼梯又窄又破，现在基本都是以并没有便宜到哪里去的价格租给我这样的外乡人，大概是因为很多人像我们都觉得，这才是上海，王安忆《长恨歌》里的上海，局促，市民气，光鲜，虚荣。
搬家的第一天，我就在墙角发现了一只死老鼠，我觉得这仿佛就是一个下马威。
十八岁之前我生活在江苏的一个小镇里，从来没有听说过哈根达斯，镇上只有一个K歌房，做过的最出格的事情也无非是跟表哥们逃课去打台球，一百块钱就可以到最好的餐馆里去海吃一顿。那个小镇唯一出名的地方大概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洗头房。二十二岁以后我大学毕业继续呆在上海，破房子的房租花费了我一大半的工资，跟朋友们去唱歌，只能够去唱最便宜的午夜场。
我的其他同事几乎都是上海小姑娘。第一次在办公室里接到爸爸妈妈的电话，当我用家乡话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侧耳细听。后来有一天当我挂掉电话时，我的主任假装随意地跟我说：“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小一点。”我们的美容编辑却在旁边调侃说：“外地人讲话声音都很大的。”我当时差点就要拍桌子了，但是想想算了。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华丽的昂贵的衣服，我喜欢摄影棚里面的闪光灯，我喜欢涂抹在模特脸上和身体上的闪粉，为了这些，一切都可以忍耐。
我记得第一次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穿着条破洞的牛仔裤，这是我整个大学期间最喜欢的一条裤子，买来花了200块，我在咖啡馆打工每个小时的工钱是12块。但是当我站在发布会现场的时候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很土，我拎着只很久没有洗过的环保袋，上面还有圆珠笔油漏出来的印子，而别的服装编辑们，都穿得比我得体，她们手里都拿着酒杯，我也想学她们的样子，却做不到她们这般镇定自若。大概是因为在自助酒桌边，我分不清这种酒和那种酒的区别，那个酒保用一种标准的刻薄微笑望着我说：“小姐，需要什么？”我叫不出任何一种酒的名字，只好说：“橙汁。” 。 想看书来
你是模特儿，我是香奈儿（2）
我的杂志社很小，刚刚出来，几乎没有人听到过这本杂志的名字，但是那天我看到很多大牌杂志的编辑们。她们都彼此熟悉，谈论着上次去巴黎参加发布会时，看到的听到的八卦，谈论各个名牌的打折情况，我压根插不上话，被彻底地排斥在她们之外。每天回家时，我都会经过香奈儿的店，但从来没有走进去过，或许因为害怕被人辨别出来，辨别出来我用好多个月的工钱也买不起一只香奈儿包，辨别出来我其实并不属于这个大都市的，我是一个冒冒失失的闯入者而已。
跟那些从小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女孩们相比，跟那些家境优越的女孩们相比，很多东西我都学得太迟了。比如说那个总是揶揄我的美容编辑，她说她从98年开始就是《ELLE》杂志的忠实读者，几乎每一期都会买。但是在我家的镇子上，一本《ELLE》曾经是多么稀奇和昂贵的东西，我只有曾经在图书馆里看到过两本过期杂志。我念不全那些服装设计师的名字，有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只是一个滥竽充数者。记得那时候看到过别人评价中国的时尚编辑们说，虽然她们接触到的信息都是最新，最昂贵，最潮流的，但是却没有好好触摸到过一只香奈儿的手袋。这说得简直全部都是我。
但是比起她们来，我一定是最努力的那个。那些曾经不知道如何去念的品牌的名字，那些拗口的设计师的名字，我都用拼音一个个地标注好，我的笔记本上有所有一线品牌的明星设计师的名字，我查他们的简历，背他们的生平，整夜整夜地在网络上看他们的春夏系列，秋冬系列。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场学校里的升学考试，一无所有，唯有背水一战。每次被朋友们带去高级的法国餐厅或者意大利餐厅吃饭的时候，我看菜单总是要看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要把那些看不懂的菜名全部都记下来，这样下次与她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能够轻描淡写地报出那些菜名来，仿佛我有多么地熟悉这些似的。丝芙侬的服务员们大概都认识我了，我去那里试用各种各样的香水，分辨彼此间细微的差别，然后回家后在淘宝上买廉价的试用装，对，我跟她们一样瞧不起在淘宝上买假名牌的小白领们，但是香水，她们能够闻到的只是我常常更换着的香味，柑橘，佛手，麝香。
于是终于有一天，她们说：茉莉，我们都还以为你是上海人呢？仿佛这是多么大的称赞，我假装不在乎，但是其实我在乎，我在乎她们终于渐渐地接纳我，让我靠近她们，让我变成她们中的一员。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家姥姥家过年。姥姥家在乡下，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那里。现在大部分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都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也都跟我一样在大都市里生活。我很少回老家，虽然说也不过是坐辆长途汽车就可以到了，可是回到乡下以后的日子就变得非常漫长，难熬。整个冬天我妈妈为了省电都不肯开空调和暖气，我不得不终日穿着一件被子一样的羽绒大衣，到了晚上就冷得我膝盖疼。然后在饭桌上她跟家里的亲戚也会不停地挑剔我，责备我染头发，说我的假睫毛贴得太长，说我穿的衣服不好看，那件外套是我在买的，花的钱差不多抵我一个月的工资。家里没有网络，只能每天去网吧里上网，网吧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台球房改的，让我感觉仿佛时空穿梭一般。
我过去的朋友们，我们依然会去K房里面唱歌，但是坐在那个弥漫着烟臭的破烂包厢里却纷纷都抱怨起来：怎么歌那么少，音响效果那么差，MTV还都是盗版的，根本就跟钱柜啊，好乐迪啊没有办法比的嘛。其实我们的心都已经不再属于这里了，我很少跟我在上海的朋友们说起我的家乡，因为我说了他们也记不住，他们永远记不住这个地名，甚至搞不清楚我到底是来自于江苏，还是浙江。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在上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看起来是很小说的。比如说我每天下班后都还是会去过去打工的咖啡馆，不是因为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够有别的什么地方让我度过漫长的夜晚，至少那里有一点朋友在。而其他的所谓朋友都是在工作中认识的，摄影师，化妆师，媒体编辑，公关，模特，当我渐渐在工作中如鱼得水起来以后，我也会参加他们的派对，我也会化他们喜欢的妆，扮演酒屋小姐，明明没有去过香港，也可以跟他们讨论香港购物经，我用他们的语言说话，站在淮海路马路边抽烟，在酒吧里喝长岛冰茶到醉。
跟上她们的步伐，跟上她们的节奏，我总是在担心着，被她们看出来，我不属于她们，我不属于那个背着香奈儿包，换季的时候去巴黎和意大利购物的群体。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个空壳，害怕别人过分接近我，害怕任何人看到我卸妆以后的模样，不愿意给任何人看我来上海以前的照片，那个土丫头，是怎么样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踩着miumiu鞋，我正在变成一个跟她们一样的人，这其实让我既兴奋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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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饱满的汁水画一朵破碎之花
弗里达？卡洛，生于1907年7月6日，卒于1954年7月13日，太阳巨蟹，月亮金牛，水星狮子，金星双子，火星摩羯，木星巨蟹，土星双鱼。
用饱满的汁水画一朵破碎之花
文/女祭司
1925年9月17日，18岁的墨西哥女孩弗里达遭遇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根金属柱子从她的胃贯穿到骨盆，这造成了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脚脱臼和粉碎性骨折。此后的三十年间，破碎的身体带来的后遗症如影随形，并且导致了她的终生不育，以及最终的瘫痪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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