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毕业-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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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厌倦就像饥饿一样，诱导人放纵，诱导人放弃本性，放弃就象流水一样……”
　　然而柔韧如我，比别人多了一份自我救赎的意识。生活要继续下去，就应该从虚无的边缘将自己打捞上来，加踏实地，专注得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
　　几个月的求职过程，渐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工作其实和婚姻如同一个道理，精辟如钱老先生的概括，也就是“围城”而字，多数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是最不济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抱怨。
　　“Subtle　is　the　lord”　好像是爱因斯坦一句名言，关于这句话，我把它剽窃过来，解释为：只有细节才能拯救人类。对于像我一样即将步入工作的毕业生，关键就是克服急躁的毛病，把心情放的平和一些，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我非常感谢燕园三年的成长，它对我来说是划时代的。从大学时代的浪漫和书卷中走出来，从黑与白、善与恶的绝对中走出来，从言语和概念的条条框框中走出来，从绝对的自我中走出来，走向独立，走向成熟……
　　

我和岛城有个约会（1）
杨纪国，男，200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同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现就职于青岛市政府
　　2004年3月17日，我终于在青岛市委组织部的网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二个。几天后，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我电话，通知我即将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我和岛城有个约会
　　杨纪国
　　在2001年，就业对我而言，是个遥远的话题。同屋的哥们穿着廉价的西装，拿着充满了吹嘘粉饰的简历在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上被欺凌与被侮辱，我却享受着考研成功后的喜悦与闲适。那年的就业形势不错，大家普遍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有的同学甚至说北大毕业的学生不管什么专业，都能找到非常好的工作。所以我去那里读研三年后，前景之广阔他们都根本无法预测。带着这种狂热的自信，我在秋天来到了北大。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研三。
　　三年级开始的时候我突然有些恐慌。刚入校时候的宏伟设想似乎一点都没有实现。如果想出国的话，现在就应该考G考T了，可是我直到2003年的夏天才托福报名，后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复习着，终于取得了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如果想到报社或者出版社的话，早就应该找相关单位实习了。可是我在非典前曾经联系了去戏剧出版社实习，非典后我就把实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想去外企工作的话，应该有一口流利的外语，可是我自从研究生入学英语免修后，就从来没练过。看着曾经想象的道路如此被自己的懒惰一个个的否定掉，我感到了几分颓唐。剩下的路看来只有公务员一条可以走了。
　　考公务员无非是十一月份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十二月份的北京市公务员、各省市组织的公务员考试。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我听到的都是些负面的消息。那里收入太低、提升太慢、在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北京市的公务员各种收入颇为丰厚，可是很难进入到核心部门。而各省市组织的公务员考试一般说来对本地人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回济南正好遇到青岛胶南市在山东大学选调学生去那里工作。女友就帮我投了一份简历。结果他们马上给我电话，让我去谈一谈。他们组织部的杨主任热情而又健谈，说到了很多的优惠条件。硕士生去那里工作可以拿到10万元的住房补贴，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就可以有20万。这样就可以马上在那个海滨小城买到一套房子了。正好那几天也有时间，我和女友决定去看看。
　　胶南市委市政府坐落在海滨的新城区，一座漂亮的办公大楼，前面是几百亩的森林公园，不远处波涛澎湃。咸湿的海风吹在脸上，我在问自己：我会在这个地方长久的工作下去吗？我和杨主任来到八楼的组织部长办公室。听说他们的组织部长只有三十六岁，曾经援藏三年。我第一次来到一个市委常委的办公室，这里可以眺望不远处碧蓝的大海。组织部长正在接电话，放下电话落座后，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意味深长地问我第一个问题：“听说北大有个毕业生在陕西卖肉？”随后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想来这里工作？我身上猛地一颤，知道在组织部长的眼里我背后学校的重量，于是我缓缓地告诉他，我想来这里工作，是因为我认为地方上的空间更大，更可以作出一番事业。我在乎的不是工作地点在哪里，关键是我的事业在哪里。组织部长好像对我的这番话很满意，然后马上笑眯眯地对我说，那就把你安排到市委办公室工作吧。面试就这样结束了，我知道如果北大毕业的学生去一个县级市工作，所谓的面试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形式。太容易得来的东西让人总是怀疑它的真实价值，我觉得这种工作来得太轻松了，反而没有去珍惜。同来的几个山东大学的同学在当天晚上就签约了，我则告诉组织部再给我一段时间考虑考虑。
　　回到北京后，我对青岛的单位就多了几分好感。在圣诞节那天，青岛市委组织部的来了。他们只有两个人来北大宣讲，但是效率很高。在礼节性地表达了对北大的仰慕和欣赏后，就开始介绍青岛的情况和选调生的前途、待遇等等。然后把投简历的人们分成两个部分，开始面试。前面几个同学面试后，都感觉太简单了。他们只是看看简历，然后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来青岛工作，接着塞给一张名片。这不太像面试啊，几个同学都这么说。
　　终于轮到我了。组织部这个招聘的年轻科长对我好像很感兴趣。我估计一方面是因为我天很冷却穿着西服衬衣，连毛衣都没有，看起来很精神。再者就是我的简历做得简单明了，完全是针对组织部的选调而设计。我把他们想了解的几点东西做成表格的形式。第一栏就是组织协调能力，写满了自己曾经组织和参与的活动，这应该是公务员最为看重的能力吧。第二栏是教育经历，突出了我本科也是毕业于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这在山东人看来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第三栏是所获奖励。列举了我研究生期间获得的光华奖学金、学习优秀奖，让对方知道我研究生期间的成绩是不错的；我本科所获的辩论赛奖和优秀班干部奖突出了我的口才和组织协调能力。第四栏是科研与社会活动。在这一栏里我突出了自己不仅在学校努力学习，承当了一些科研项目，还在课余时间参加了很多的社会活动，增长了才干。此时我才庆幸自己课余时间的“不务正业”……本科期间我就在专卖店作过店员，给山东省统计局作兼职调查员，在多次的给顾客介绍产品和入户调查中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说服能力；研究生期间经常和图书公司合作编书，锻炼了自己的耐性和办事能力；在外面给留学生交汉语，虽然我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对他们的汉语学习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是那段经历还是使我有了国际化的初步视野。这次初试让我感觉颇为良好。
　　

我和岛城有个约会（2）
几天后赴青岛参见笔试名单出炉，我赫然在列。2月份，我到青岛考试。虽然是山东人，我还是第一次来青岛。清晨我走下火车，来到长长的栈桥，看到海鸥自由自在飞翔，海浪轻柔地拍打着这座年轻的城市。考试很简单，给了几则材料，要求写关于安全生产的申论。时间是三个小时。
　　这次考试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有二百多硕士参加考试，按照青岛市的招聘计划，他们录取五十人左右。我用了两个小时答完，出来后才发现自己的题目中犯了一些很低级的错误。比如在处理某地的化学品污染时，我拟定的处理措施连“立即疏散群众”都忘了。当时对自己的考试成绩真是有点担心。捱到3月8日成绩公布，我考了78分。这个分数不高不低，过资格线没有问题。然后就是等待出体检名单。这个时候听有的朋友说分数线可能会划得很高，一是分数只有七十多，而且我的专业也不占优势，在一群经济、法律、管理的小硕包围下，我有几天感到自己的前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妙。
　　当看到前景若明若暗时，等待就变成了一种煎熬。我坐立不安，想各种方法来打发那几天等待的时间。有时候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个危险的游戏。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一个工作上，别的什么都没有联系。这不就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找工作过程中最大的禁忌吗？如果青岛拒掉我，我就要面临无业可就的困境了。
　　3月17日，我终于在市委组织部的网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二个。几天后，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我电话，通知我即将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和别的同学相比，这份工作来得似乎更容易，但是同样弥足珍惜。明末大儒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明道也，救世也”。这句话曾经多次让我心潮澎湃。愚笨如我辈者，离明道救世似乎还有距离，但是只有先积极地“入世”，才能在日常的琐屑事务中树立“救世”的长远目标，才能在多年的求学后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
　　

流水章（1）
李芳，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98级本科生，2002年保送本院研究生，现就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别人看到的通常只有风光的结果，其实结果背后的故事才更值得回味。
　　流水章
　　李芳
　　序：约稿时说好这是一篇关于找工作的文章，提起笔思来想去，却觉得正是大学六年的点滴积累才有了今天的收获，别人看到的通常只有风光的结果，其实结果背后的故事才更值得回味，于是记流水帐一般写下了自己大学六年的过往，并美其名曰流水章。
　　大学
　　不知道有多少有人记得，初三历史书第一页左下角的那张北大西门古色古香的照片。多年前见了第一眼，便被这扇古老而神秘的门给牢牢抓了住。一九九八年的秋天，我如愿以偿的跨过那扇大门，望着门里的美景，喜悦何其多，欣慰尽在不言中。
　　曾经学过八年美术，要不是因为西门的这张照片，可能就去考美术学院了，如今不但没有走上艺术的道路，反而终日出没入于商学院研读“唯利是图”的理论，出落得愈发庸俗。为了恢复本色，我在北大团委宣传部谋了一个差事，为校报、校刊作美术编辑。后来不知怎的，领导一定要调我到摄影组专门负责摄影记者的调配，当时百般不舍编辑部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十二分的不愿意。领导找我谈话后才明白，这原来是升官了。搞艺术的人总有些清高，不愿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本来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却还要把别人框进来，整理出个一二三来，真是绞尽脑汁，终于明白了管理学课上老师所言，管理既是科学更是艺术。虽然此艺术非彼艺术，但可以假借其名来安慰自己，我为此项艺术贡献了一年的青春，也因此成了所谓的学生干部；多了一点找工作时得以炫耀自己的本钱。
　　大三的时候，一个朋友找上门来，要我帮他挖事业的第一桶金。他要创业用他自行开发了一项技术，他相信卖掉它，他就有了用来安家立命的本钱，他的语气中洋溢着年少的激情和执着。虽然我不相信创业会如此简单天真，但不忍辜负他一片诚意，也正好想走出校园感受一下社会，便答应了他。调动了边边角角所有能够利用的人际关系，终于帮他跟两个大户拉上了干系——摩托罗拉和西门子。奉献至此，觉得已足够对得起与他的友情，原本对他的技术也没有过高期待，便申请退休。离开之前，我劝他不要辍学，也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结果到被我不幸言中，两家大公司的专家对他的技术并不感冒，他后来还是乖乖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去了，我也因此更加对“创业”二字有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西门子有一个小部门，叫做用户界面设计中心。主管姓袁是个留德博士，我为了给创业的朋友拉关系，经一个朋友的朋友认识了他。当时用户界面设计中心成立刚五个月，正缺人手，所做的业务主要是市场调研与产品外形设计，正好结合了我的专业知识和个人爱好，所以当我表示了前来实习的愿望，袁先生很爽快地接收了我。我对袁先生是非常感激的，实习的一年时间里，他从来没有把我看作实习学生看待。上班之初，他安排我作他的助手介入一个重大项目，等我有了起码的经验，便开始让我全权负责整个的项目流程。袁先生还经常教导我职场中为人处事的规矩和专业人士举手投足的礼数，令我的精神风貌有了大大的改观。在西门子的一年，是我大学六年唯一的工作实践经历，虽不比牛人们简历中的丰富多彩，却是绝对的高质高量。
　　工作让我看清了一件事：大学所学的理论，用在工作中只是涛涛江水中的一滴，我知道的还太少，因此大四时面对是工作还是保研，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于是，我的大学生活又多了两年，这其中包括在蒂尔堡的半年。
　　别处
　　蒂尔堡是荷兰一个城市的名字，是我曾经居住了半年的地方。应蒂尔堡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邀请，作为来自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唯一交流学生，我在二千零零三年的最后一天飞抵荷兰。
　　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包容的城市，有明晃晃的红灯区和满街飘散的大麻味为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际大都市，这里大的商店和饭馆在周末照常营业，所以每当我周末在蒂尔堡郁闷得发昏，就拉上几个朋友赶火车去阿姆斯特丹排解心中的愤愤。有一次，刚跟朋友走出阿姆斯特丹中心火车站，迎面便过来一个三十来岁的流浪汉，伸出他的帽子，用荷兰语向我跟我的朋友乞讨。我们摇头表示不懂荷兰话，他立刻改成流利的法语向我的法国美女朋友搭讪，又用非常流利的德语向我的德国美女朋友谄媚，最后用绝对流利的英语问我是哪里人。他对中文到是一窍不通，但我还是被强烈的SOCK了一下。且不说这老兄怎地就识破法国MM与德国MM，单就他至少会四种语言却沿街乞讨，足够让我鄙视自己，不得不考虑将来是不是有能力找到工作安身立命。我越想越怕，便抓住他问，为什么会四种语言还要在外流浪，难道荷兰人民的内部竞争也激烈到如此程度？他抿嘴一笑看着我说，他以前是有一份挺正经的工作的，但他更喜欢现在的这种自由所以就辞职了。
　　荷兰是发达国家，我的荷兰朋友生活得优裕，自然不用如我一般勤奋上进。但是日本也是发达国家，日本人的工作狂程度却比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去国力上的差距，我还看到了东、西方人的生活态度的巨大差异。正如会四种语言却流浪于街头，对我是那么的匪夷所思，而在阿姆斯特丹却是这么的司空见惯。这种差异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忙碌或是悠闲，快乐还是不快乐，其实在于自己的选择和面对的态度，享受生活与勤恳工作并不是矛盾的事情。想来国内上了班的同学们抱怨工作的琐碎导致生活的无味，真的是倒置了因果了。当局面者迷，旁观者清。我看得清是因为我置身局外，一旦作回到当局者，就难免又要现实起来。二00三年九月我带着仆仆风尘从荷兰回到北京，未得半刻喘息，便开始马不停蹄地为自己毕业后的生计做打算，就顾不上再悠哉游哉哉的去思考出那许多大道理来。
　　

流水章（2）
回归
　　我清醒的知道自己对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