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祸-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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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深圳认识了一个朋友，她也是跟丈夫离了婚，独自出来工作挣钱的。这时候我不但每月能保证给家里寄去生活费，自己也积攒了几千块钱，那位朋友也有几千块钱，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合伙从深圳进服装贩到北方去卖。我们干得非常起劲儿，经常乘着火车背着沉重的大编织袋在南方沿海城市跟北方内地城市之间奔波，干了两三年，我们都挣了三万多块钱。这时候又在北京碰上了传销保利产品的事儿，据说搞传销能挣大钱，我们也确实看到有许多人靠传销成了大款，心头一热，想快点致富，就干起了传销。没有多久，传销被禁止了，我们辛辛苦苦几年挣的钱都被砸了进去，我的那位朋友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跳到北京护城河里自杀了。我在北京呆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家乡另谋出路。回来后不久，我就打听到何天亮要提前释放，我又喜又怕，喜的是他终于熬出来了，怕的是再见到他我将会无地自容。
“我趁他还没有出来之前，偷偷跑到过去我们的家里。房子还在，朋友一直替他看着，知道他出来还能有个窝，我放心了。可是见到那座房子破败不堪，家具也都朽坏难以使用，我就用手头仅有的钱从旧货市场上买了几样家具偷偷给他配上了。我想，无论怎样，他回来后看到家还像个样子，心里也有个安慰。”
何天亮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他从监狱出来后，家里那些陌生的家具和电视是冯美荣给置的，他的五内俱焚，眼泪终于止不住流了下来。
崔主任还在继续读那份笔录：“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何天亮在街上给人擦皮鞋，我的心情非常痛苦，这一切不都是我给造成的吗？如果不是我的失足，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钳工班长，再怎么也落不到这个地步。我想帮助他，可是却没有能力了，我积攒下来的钱都耗到了传销上。我只好到处借钱，好容易凑了五千块钱，就给他寄去了，希望他能拿这笔钱做点什么。我本身就没钱，又欠了债，只好重操旧业，到歌舞厅去坐台。真是冤家路窄，我万万想不到会在那里碰到何天亮，他当时就指责我不该干这个。我心里想，我辛辛苦苦借了钱给你，难道就是让你来逛歌厅泡小姐的吗？羞怒之下，我狠狠地骂了他，他也被朋友拉走了。过了几天，他忽然把那笔钱又送了回来，说是补偿女儿的生活费。我心里明白，他是见我在歌舞厅坐台，知道我缺钱，才把我寄给他的钱送了过来。他当然不知道那笔钱实际上是我寄给他的。我妹妹把钱给我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既高兴又难过，笑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当着我妹妹的面我强忍着，过后我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就在我跟何天亮在大都会舞厅里面吵闹的时候，我万万想不到白国光出现了，我原来根本不知道他就是这座娱乐城的老板。见到他我万念俱灰，我恨死老天爷了，我想不通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像他那么坏的人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而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却总是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我当时就决定离开那个娱乐城，可是他说的一句话又把我留住了，他问我：‘你男人出来了，可是随时还会进去，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他又在恐吓我，我就说，‘这次进去的恐怕该换你了。’他阴笑着对我说：‘你以为我骗你是不是？他从
我这里拿走了一把手枪，他还以为自己厉害，可是他却想不到，只要枪在他手里，我随时都可以把他送进去。’何天亮的性格我知道，为了自卫，他有可能从白国光手里抢枪的。我回想起白国光跟何天亮会面时候的对话，显然他们见过面。我无法判断白国光说的是真是假，可是我却不敢冒那个险，他确实太坏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就算何天亮并没有从他那里拿什么手枪，以他如今的势力，想嫁祸于人也非常容易。在那种情况下，我只好问他：‘你要怎么样？’他厚颜无耻地说：‘我是旧情难却，看到你如今混到这个地步心里也不落忍，我就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吧，你到总台收款，每月工资两千。’
“我知道他不怀好意，可是如果我当场拒绝了他，我说不清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加害我们，我只好同意在他那里工作。在我同意在他那里工作的同时，我也暗暗下了决心，如果他再对我心存不轨，我豁出去了，大不了鱼死网破，我也不是十年前的冯美荣了，我相信我有能力应付他的纠缠。”
崔主任合上卷宗，对审判长说：“审判长，下面的事实我还需要何天亮的证词。”
审判长宣布：“传证人何天亮。”
何天亮已经麻木了，反应迟钝，法警拍了拍他，他才怔怔地跟着法警走到了证人席上。
崔主任叫着他的名字说：“何天亮，刚才叙述的事实你今天才知道，对你的精神肯定有负面作用。本来我不应该再让你出庭作证，可是，为了搞清事实，为了还冯美荣一个公道，我不得不让你继续出庭作证。希望你能打起精神，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配合我把案子的背景搞清楚，这也是你应尽的责任。”
崔主任这一番话，让何天亮清醒了许多，他打起精神准备回答问题。
“你回到这里以后，见过几次白国光？”
何天亮在心里数了一下，回答说：“四次。”
“你能把每次见到他的经过详细地告诉法庭吗？”
何天亮说：“能。”接着就从他第一次在市府广场擦皮鞋时见到白国光讲起，一直讲到他闯进白国光的办公室拿到他经济犯罪的证据。
“我第一次到白国光办公室找他的时候，他用一把手枪威胁我。我把手枪抢了过来才发现那是一把仿真玩具枪，当时我就把这支玩具枪给没收了，这把手枪至今还在我手里。”何天亮听到白国光用他抢枪的事情要挟冯美荣，也怕法庭真的以为他私藏枪支，就专门把他抢了白国光假枪的事儿解释了一遍。
他还要继续讲后来的事情。崔主任却制止了他：“够了，足够了。谢谢你，请你下去休息吧。”
何天亮听话地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小草眼泪汪汪地握住了他的手。
崔主任说：“审判长，请允许我宣读从省检察院反贪局检察二室取得的证明。”
审判长简短地说：“可以。”
崔主任便开始宣读：“何天亮同志积极揭发检举原金城公司总经理、现大都会娱乐城董事长兼总经理白国光的经济问题，将取得的相关证据交给了我们，为此案的侦破做出了重大贡献，特此证明。省检察院反贪局第二检察室。”
他把这份证明交给法庭，请法庭认定证据的有效性，然后说：“何天亮的证词跟省检察院反贪局的证明都说明，何天亮确实为了取得白国光在担任金城公司总经理期间的经济犯罪事实，曾经闯到白国光办公室寻找证据。证据他最终拿到了，也交给了检察机关，然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请求法庭传唤证人黄粱。”
黄粱噩梦来到了庭上，站到了证人席。他先朝何天亮点点头，又朝冯美荣点点头。何天亮目光呆滞，冯美荣则根本没有看他。
“你叫黄粱吗？”
崔主任开始发问。黄粱噩梦点头承认：“对，我叫黄粱，外号叫黄粱噩梦。”
“你的职业。”
“我是大都会娱乐城的保安。”
“你的具体职责是什么？”
“负责老板的安全，其实跟保镖差不多。”
“那你跟白国光很熟了？”
“对，我跟老板很熟。”
“你认不认识何天亮？”
黄粱噩梦迟疑地看看何天亮，捉摸不透该不该承认他跟何天亮认识。
“请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认识。”
崔主任停了片刻才接着往下问：“何天亮拿走了白国光经济犯罪的证据你知不知道？”
黄粱噩梦说：“我知道他去过白国光的办公室，拿走了什么东西可不知道。”
“请你如实回答我下面的问题，在何天亮去过白国光办公室以后，白国光安排你做什么？”
这一回黄粱噩梦回答得很及时，口齿也流利，显然这个问题他已经跟崔主任说过了：“何天亮走了以后，我知道他是找老板来了，按说应该赶快到老板的办公室里看看，可是又怕老板骂我，嫌我在关键时候不顶事，就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楼下大厅里面转悠巡查。这时候老板打电话叫我马上上去。我就到了老板办公室，老板不知道我跟何天亮认识。我去了以后，见老板非常狼狈，身上沾着灰土，脸上也蹭破了一块，脸色像死人，我的感觉总的来说就是他已经丧魂落魄了。我过去知道他跟何天亮有过节儿，当时也没多想，估计何
天亮可能来修理他了。我故意装作吃惊地问老板你怎么了？出啥事了？老板骂了一句：他妈的，王八蛋，这回老子的麻烦大了。我也弄不清他是骂我还是骂何天亮，我就问：有什么麻烦？需要我做的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说到这儿，黄粱噩梦咽了口吐沫，抻了抻脖子，对崔主任说：“我口干得很，想喝口水。”
崔主任看看审判长。审判长点点头。他就从自己的助手那儿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了黄粱噩梦。黄粱噩梦“咕嘟咕嘟”一气喝光了，用手背抹抹嘴，出了口长气才接着往下讲：“这时候白老板摸出来一沓子钱扔到我的面前，说：‘这是一万块，你去找两个人，帮我办件事情，事情办成了再给你一万。’我们老板平时挺抠门，想从他手里多拿一分钱都难，一下子给我一万块，倒把我吓着了。我问：老板你让我干什么？他说：‘何天亮家你不是知道吗？’我说：知道啊，你以前不是让我去祸害过他吗。老板说：‘你找两个人，要是有把握不找人自己干也行，把何天亮的女儿或者跟他混在一起的那个小妮子弄住，最好两个都弄住，然后给何天亮留一封信，告诉他如果不把东西还回来，就要了他女儿跟他情人的命。’
“我一听事情挺大，这明摆着是绑架，抓住要判重罪，就问老板，他拿你啥东西了？给他几个钱买回来行不行？老板说：‘能买回来我还用得着找你？这件事你能办就办，不能办明说，我另找人，有钱啥人找不着。’我一听他那意思，我要是不答应他马上就炒了我，我跟何天亮认识，总不能眼看着他吃大亏，我要是不答应白国光找了别人事情更麻烦，当时就拍了胸脯，对老板说让他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就让何天亮老老实实跪在他面前求他。老板说三天时间太长，明后天两天之内事情就得办妥。我只好先应承下来，拿了他给的钱就退出来了。
“没想到我刚刚从老板屋里出来，迎面就碰上了冯美荣。她悄没声地站在黑黢黢的走廊里，差点没把我吓死。她二话不说拉了我就走，到了楼梯拐角的地方才停下来，当时她脸色太吓人了，青灰青灰的还有些发绿。她看着我就好像要把我一口吃了似的。她问我刚才何天亮来干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也确实不知道。她又问我何天亮拿了白国光什么东西，为什么白国光要抓何天亮的孩子跟情人，这时候我才知道白国光跟我在屋里说的话都让她偷听去了。俗话说结婚的时候是亲人，离婚的时候是仇人，她跟何天亮离婚了，现在又跟何天亮的仇人白国光搅在一起，我当时估计她跟白国光是一气的，就不敢对她说实话。我其实只是应付白国光，哪里会帮他干那种进监狱的事儿，况且何天亮跟我关系不错，也算得上是个哥们儿，我哪能坑害他呢？我的心里正打算通知何天亮让他小心点，不行就避避风头，躲一躲，我也好给白国光交差，就说找不着人，大不了我不拿他的钱就是了。我哪里知道冯美荣的心思，还以为她跟白国光是一路的呢，所以她问我的时候，我啥话也没告诉她，让她有啥事找老板直接说去，我跟她说不着。她拦着不让我走，我甩开她就跑了。唉，要是早知道会有今天这个结果，我就把实话告诉她，也就没有这一场大祸了。”
黄粱噩梦看来真的后悔莫及，这时候转过身对冯美荣说：“冯小姐，不，冯大姐，我真的后悔，我他妈……”
这时候审判长制止了他：“证人黄粱噩梦，不准跟被告直接对话。”
两个法警也上前去扒拉了他一把。黄粱噩梦才回过身。崔主任说：“你继续往下说，后来怎么了？”
“我当天晚上，就开始打电话四处找何天亮，可是哪里也找不着他，打他的手机，手机不开机，半个晚上下来，我的手指头拨电话都拨麻木了，也没找到何天亮。我估计何天亮也不是傻子，肯定躲起来了，心里倒也稍稍松了一松。第二天下午，我去找白国光，想告诉他一声，就说何天亮躲了，暂时找不着人。可是到处找不着白国光，我问别人，办公室的人告诉我，说中午冯美荣好像给白老板包了饺子，送到他屋里去了，后来就一直没见他的人影儿。我当时也没在意，找不着他我刚好可以松口气，就再没找他，后来才知道他死了。”
崔主任等黄粱噩梦说完了，对审判长说：“我再没有问题要问证人黄粱噩梦了。”
审判长让黄粱噩梦退下，黄粱噩梦连忙跑了出去。
“审判长，陪审员，通过前面证人证言和我提供的种种证据，我可以给这桩杀人案的性质重新下个定义，这绝对不是一桩普普通通的谋杀案，可以肯定地说，被告冯美荣的杀人动机既不是为了谋财，也不是男女间的争风吃醋，更不是公诉人所谓的工作矛盾、私人恩怨，这是一桩防卫过当致死人命案。”
这时候公诉人似乎从崔主任营造的气氛中清醒过来，回到了案子审理的现实当中，他举手示意要发言。崔主任对审判长说：“请审判长允许我把话说完。”
审判长当然不能不让他把话说完，同意了他的要求。崔主任继续从容不迫地发表他的见解：“从刚才得到充分证实的事实来看，冯美荣跟白国光之间确实有着深仇大恨，但是，我要着重指出的是，旧恨新仇绝不是促使她动手杀人的原因，真正逼迫她不得不杀死白国光的
原因是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和过去的丈夫免遭白国光再一次的迫害。白国光已经开始对她的孩子和亲人下毒手了，形势紧迫，危在旦夕，她才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使用极端手段。她这么做的时候，非常清楚自己将要承担的后果，可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平安，为了她前夫何天亮的安宁，她宁可自己下地狱！对于这样一位可敬的女性，我们能简单地用‘故意杀人’四个字就抹煞她的崇高和伟大吗？我的话完了。”
公诉人得到了发言机会：“我要指出辩护人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错误。辩护人一开始就承认，被告是故意杀人，如今却又说她是防卫过当，故意杀人的主动性排斥防卫过当的被动性，这是最简单的逻辑定律，也是法律的基本常识，辩护人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另外，被告在实施谋杀的时候，被害人白国光对被告本身并没有实施暴力，也没有对被告实施暴力侵害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在自身权利没有受到侵害或者侵害可能的情况下，被告不存在防卫的问题。因此，辩护人所称的防卫过当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理依据。”
崔主任要求发言，审判长准许了，他说：“正当防卫，并不仅仅只是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才能实施，它还包括社会公众、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以及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等等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防卫行为，也就是说，即便你个人没有受到侵害或者有可能受到侵害，可是，当别的人以及国家集体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利采取措施制止可能发生的侵害。如果公诉人对此有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