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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现代化-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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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及国际金融史的若干问题辨析（3）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币战》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而且更是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佳。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包括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按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币战》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确有违基本常识。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是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该书并没向读者解释清楚究竟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
美联储真相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币战》一书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的诋毁，尤其是其对被各国广为仿效的美联储的抨击。全书特别把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作为惊人秘密进行大肆渲染，称美联储的性质与来历是美国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心照不宣”的禁区。其实，美联储的背景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从美国建国一百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的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美国开国元勋中最谙熟金融财经事务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所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以及后来重设的第二银行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从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储法》前后，美国知识界与媒体对美联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在世界央行中，美联储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虽然显得特殊，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大多数入门经济学教科书对美联储的历史与制度都有专门介绍。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对于个人和州政府的权利所刻意悉心的维护、捍卫。汉密尔顿虽然认识到个人自由与各州自治权的重要，但坚信为了确保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有集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可惜，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纲领与理念过于超前，而未能被同时代人与他的立即继承者所及时理解与接受。作为准央行的第一个实验，成立于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停业，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国会关于延长美国第二银行执照的提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所倡导的正是联邦政府集中控制货币发行与供应，而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捍卫的则是各州银行自行发钞的自由与权利，但在《币战》一书中，汉密尔顿是与国际银行家勾结一气的罪人，而杰克逊总统却成了“杀死银行”捍卫国家货币发行权的英雄。
事实上，在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后，美国金融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不稳定状态。自1836年起，美国银行恐慌危机至少每20年就爆发一次，而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蔓延全国，导致银行纷纷倒闭，给存款者与经济造成了惨重打击。痛定思痛，这时美国朝野与各党派才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了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美联储及国际金融史的若干问题辨析（4）
鉴于美国的独特政治传统与文化，在长达数年的联储筹备与法律拟定过程中，设计了一套较为精细的权力制衡机制，体现了美国*制度的妥协精神。其结果是，美联储系统并没有把权力集中于纽约或华盛顿，而是设立了一个在全美有12个地区联储银行的分散系统，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反映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而且，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实际上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
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说美联储系统中的十二家地区性联储银行是私人的中央银行并没错。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利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 of Governors，以下简称联储局）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举措，联储局的权利与影响不断扩大。联储局制定准备金比率，审核并确定各联储银行的贴现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mittee，FOMC）的决策。联储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FOMC的成员，占FOMC的绝大多数，且联储局主席兼任FOMC的主席。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联储局还享有其他权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的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联储局还有权确定各联储银行行长的薪酬，并且审核各联储银行的预算。
如果联储局的权利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那么，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有多大影响呢？答案是，几乎为零。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对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取得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但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得到6％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A类与B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因此，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与影响。事实上，今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在半个世纪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不管成员与否，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币战》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对美联储的领导班子在专业上是否胜任称职，在货币政策上是否制定得当，在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目标方面的记录是否完美等涉及中央银行的关键问题不着笔墨，毫无兴趣。而围绕着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这一点上大做特做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还继续残存的对私有制的偏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有较特殊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中央银行的根本性误解。美联储的诞生，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而《币战》一书却对此悻悻写道，“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利所颠覆”。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该书对美联储有何成见，事实是，美联储自成立近一百年来已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却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机构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包括国会在内的许多公共权力机关的信任。
（本文原载于《财经》杂志总第200期，2007年12月10日）
中国金融未来十年展望（1）
未来十年，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应当非常清晰，那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作为一个转轨国家与新生市场经济体，金融改革在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议事日程上占据着特殊的重要位置。因为资本配置方式是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最重要指标，金融改革是否到位，关系到中国能否由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系成功转型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而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如果中国在金融改革这个最艰难最复杂的领域取得最终突破，那么，*1978年所发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就将大功告成。
金融改革的突破阶段（1997—2007年）
回顾中国所走过的渐进式改革历程，金融改革在较长的时期相对滞后。中国的改革最早从农村突破集体化制度实行家庭责任承包制开始，后来逐步扩大到城市与国营企业、外贸、财政、税收等方面。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尽管金融改革也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例如，把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来，人民银行独立成为一个专职的中央银行，整体而言金融改革并不是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
金融改革真正受到重视并提上重要日程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1993—1996年那一轮经济过热中，银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信贷与货币供应的失控，刺激了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且一发不可收拾，突出的现象如乱贷款、乱集资、企业三角债等，整个金融体系混乱不堪，通货膨胀扶摇直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那时起，中国刚刚认识到了从制度层面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但总体上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重点还是在宏观领域，如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财政税收制度、外汇体系改革等，没有真正深入到金融体系本身。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才如梦方醒。在1997年底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置于党和国家政策的最高日程。1998年3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首次注资，1999—2000年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划拨接收不良贷款，2003—2007年以来的银行大规模注资、不良贷款划拨、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等，这一系列大手笔的改革可以说是在重组、整顿，或者说是挽救一个在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银行为主的、非常脆弱的、不稳定的金融体系。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中国才意识到自己脆弱的金融体系酿成了多么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巨额不良贷款，薄弱的风险管理与内控、IT与信贷决策机制，对中国经济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隐忧。1997—2007年的十年间，中国政府对金融改革给予了较大重视，并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将一个非常低效、脆弱、管理不善的金融体系（主要是银行体系）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应该指出，过去十年的累积改革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消除了历史遗留的包袱与隐患，为今后的金融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未来就是坦途荡荡，我们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事实上，我们离现代金融体系的标准还相距甚远。所以，我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接再厉，进一步巩固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深化改革，推进从银行到资本市场整体配套的综合金融改革。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从而能够把中国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更有效率的投资，提高生产率，保证中国的经济能够继续可持续地高速增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金融未来十年展望（2）
如何深化金融改革
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实现最终目标，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板块来讲解。
第一，银行板块。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过去改革累计的成果，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对于一些尚未改制重组的金融机构，如光大银行、农行、国家开发银行等，要尽快注资完成财务、业务与机制重组，把过去已经证明有效的改革方案实施到这些机构中。对于已经完成重组或者上市的机构如交行、建行、中行和工行而言，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各自的改革，尤其要在自身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贷决策、业务与收入多元化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使他们能巩固过去改革的成果，防止原有问题的旧病复发，改善效率与素质，并在当前愈演愈烈的全球信用危机中，把握适当战略机会，扩张国际业务，抢占市场份额，大幅提升竞争力。
第二，资本市场板块。资本市场在过去几年诸如QFII、基金与股权分置改革等领域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壮大具备很好的基本条件，如高储蓄率、经济的高速成长、国民对风险资产的天然偏好等，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在未来是很有潜力的。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规模虽然很大，但这是在极高估值情况下的规模，如果出现在我看来难以避免的价格调整，市值规模可能会缩小很多。但不管怎样，中国的资本市场下一步就是要继续从广度和深度上去发展，尤其是深度方面。深度所指的不仅仅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更重要的是要开发更多的衍生工具，如期货、期权产品，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金融机构、企业与投资者对风险进行评估与管理，使整个资本市场更有层次、更具流动性。此外，在市场透明度、公司治理以及投资者保护方面也应继续加强。发展资本市场，绝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把资本市场当作一个政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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