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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现代化-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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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启示录（3）
第六，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初大萧条以后所发生过的最严重、波及面最广的经济危机，可为人类提供一系列的、沉痛而深刻的教训。对于新生市场国家而言，笔者认为有三个最主要的教训需要认真吸取，它们涉及汇率机制、金融体系与资本账户。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无论是采取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汇率制度的可信度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宏观政策与经济基本面必须与维系该种汇率制度的条件相一致。
但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现实世界中，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如中国香港、爱沙尼亚等，具备足够的政治法律制度与经济调整的灵活性，可以在长时期维持真正的刚性固定汇率制，即所谓的“货币局”（currency board）。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重要、外部冲击因素增加、美国、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经济大国货币自由浮动的环境下，大多数新生市场国家更宜于采用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无论如何，当经济政策基本面与固定汇率制的要求背道而驰时，市场压力往往能导致固定汇率制的瓦解。尤其在初始外汇储备有限或不足时，试图干预汇市以捍卫不可持续的固定汇率极可能徒劳无功。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反映了金融体系稳健的特殊重要性。它暴露了金融部门作为亚洲经济结构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其实，在泰国这样的国家，更不用说韩国和日本，制造业水平在处于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皆列前茅，但金融发展普遍滞后。资本市场缺少效率，过度依赖银行信贷，透明度低，信贷决策不当，导致资本过多流入房地产，内部风险管理能力严重欠缺，外部审慎监管无效。宏观经济环境稍有逆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立即扶摇直上，危及金融的系统稳定性，加剧了汇率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但是其银行体系最为稳健，成功地接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正是因为汇率危机与银行危机的相互交织与相互加强反应，加快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也使得其破坏力大为增加。这种所谓“双危机”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
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三个主要教训是资本开放的复杂性。东南亚国家在全球新生市场中最先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尝试，也获得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的巨大好处。不幸的是，较自由的资本流动与相对固定的汇率成为了一个不自然的政策搭档，而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意味着这些国家不能有效地管理资本波动性增加后的风险。所以，在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时，必须事先或同时进行金融改革。金融的稳健可以使一国获得开放资本账户最大的惠利，同时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包括克鲁格曼与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完全误读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与教训，过于简单地把亚洲金融危机归罪于资本账户开放。他们在为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设计的B计划中，力主重新实行资本管制。只有马来西亚这样做了，而泰国、印尼与韩国都抵制了这种诱惑。在1997年底之前，韩国实际上还有许多繁杂的资本管制条例，但早先的资本管制并未能使韩国逃此劫难。危机发生后，金大中总统政府痛定思痛，果断地推动了一系列深远的结构改革，其中包括了银行改革与资本账户更大程度上的开放。结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心“震源”国家，韩国因为改革最快最有成效，是第一个从危机中实现稳定和复苏的国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启示录（4）
最后，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中国不但能够幸免于难，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平息的后续年份中，经济蒸蒸日上，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实力与地位不断增强。
为什么在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还能经受考验、安然无恙？克鲁格曼这样的观察家对此嗤之以鼻，他曾经武断地写到，中国不过是多亏了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不可兑换罢了，否则，人们不是认为*滋育了亚洲危机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程度比起来，苏哈托政权下的印尼就简直如同是东方的瑞士了。这些观察家又错了。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资本管制顶多只扮演了一个辅助角色。所谓天时，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而非1993年。这期间，中国成功地实行了财税体制改革、外汇机制改革以及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严重过热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经常账户扭逆差为持续盈余，国家外汇储备由区区200亿美元上升到了2 500亿美元，经济基本面有了根本性好转，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地利就是尽管亚洲周边国家的危机对中国形成了巨大负冲击，引起出口需求与FDI流入严重下降，但与东南亚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体有更大的周旋余地与调整空间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人和就是中国政府果断地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在极大程度上维系了国内公众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固定投资有效刺激了内需；同时，在1997年底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利用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外部契机，提高了对于防范金融危机重要性的认识，启动了以银行重组为主的金融改革。最近几年的银行成功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即实行有管理的浮动，都是1998年来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在金融领域进行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延续。
如果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3年，那么中国定会措手不及、难以招架，极有可能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深渊。而资本管制，就像祖先们血泪修筑的古长城，最多给人心理上的安慰，却难助中国躲过一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了，是极大的不幸。但幸运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那时，中国业已形成了足够的实力迎接来自外部的严峻挑战，已经积蓄了充分的资源，包括财政与外汇储备，可以最大程度地减缓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而且，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免费上了一堂深刻的课，使中国终于认识到了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天佑中华也。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时任克林顿政府财长鲁宾副手的萨莫思在谈到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时，用了一个比喻。喷气机时代为人类的交通旅行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便利，但遗憾的是，偶尔会发生空难。但难道这意味着人们想也必须回到喷气式飞机之前的时代吗？
如果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明智理性的行动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改善加强空中控制指挥系统、飞行安全制度、维护检修服务等。诚然，全球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利益。但是，这也会为中国带来难题、挑战和风险。合适的汇率制度，健全的金融体系，渐进有序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及审慎的宏观政策与监管，将最能保证使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继续获得最大的惠益，并使其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笔者相信，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最深远最长久的 启示。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7年7月1日，系作者在清华大学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美联储及国际金融史的若干问题辨析（1）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在市场经济制度中能够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从而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危机。
可慰的是，中国近年来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从政府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学术界到媒体与一般公众，对金融问题都十分关注。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以下简称《币战》）以金融为脉络，交错穿插于近二百年的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战争，把许多最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统统与金融联系起来，其构思之大胆，气魄之宏伟，跨度之宽广，令人叹为观止。
当今世界上除了少数几位学贯中西，在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皆有造诣的、文艺复兴式的大师，想必很少有人能有勇气下笔写一本如此包罗万象的书，敢于宣称能够成功地破译世界财富密码，曝光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娱乐的书，该书的欣赏价值显而易见，我愿意把它推荐给任何对金融与历史有兴趣的朋友。美国曾出版过数本与该书近似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太多注意。《币战》作者很用心、很巧妙把原著中的有关内容编串起来，视角独特，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注意，更进一步增添人们对原本显得过于神秘的金融领域的兴趣与好奇心，未尝不是好事。但是，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它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太认真待之，则会引起某种程度的惊讶，甚至某种程度的不安。
离谱的历史与金融“阴谋”
《币战》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再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统统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策划所致。该书中，美国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由的斗争，而是为了所谓“货币发行权”；南北战争不是因为是否废留奴隶制所引起的尖锐冲突，而是“国际银行家”的操纵结果。该书郑重宣称，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以美国、英国、前苏联与中国为首的盟国反击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史诗，而是罗斯福总统玩世不恭地为了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好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肯尼亚总统被刺杀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关于白银券的11110号总统令；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中东石油危机不是欧佩克而是国际银行家的决定等。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美联储及国际金融史的若干问题辨析（2）
《币战》一书主要写金融。由于文笔流畅，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逸事、名人语录等，引人入胜，勾起一般读者对枯燥金融问题的兴趣，是该书的一个贡献与成就。但遗憾的是，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谬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全书每每强调，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如何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利，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19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但是，它虽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还算尚有一席之地，但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就更谈不上呼风唤雨，并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完全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霸菱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为什么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业务活动受到各国政府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所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确切地存在于作者的丰富想象力之中以外，纯系子虚乌有。
《币战》一书混淆了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属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与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 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成为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币战》一书尽管试图给读者一幅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实立场摇摆不定，观点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糅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WTO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敌视与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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