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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劫-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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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景新“红帽子企业家的财富惊梦”
涂景新，一个附着了太多时代色彩的企业家，人生之路跌宕起伏，从亿万富翁到阶下死囚，从飞来官司到沉冤昭雪，真正应验了天堂、地狱、人间的三步轮回……一幕幕人生骤变，不仅让同道中人感慨万千，更让旁观者扼腕叹息：这不仅是涂景新之痛，更是无数“红帽子”之痛，时代之痛。
曾经的涂景新何其风光，他是富甲一方的大款，他是点石成金的高手，辉煌照耀一方热土，创业路影响无数老乡。从涂景新老乡对涂景新的描述，其风光可见一斑：“那些年，涂景新的传奇故事激励着一代流淌安义血统的男儿，人人热血澎湃。不管认识涂景新与否，只要来到省城，无不以自己是涂景新的老乡为荣。当然，涂景新也没让父老乡亲失望，捐款赠物之事没少干。那时全国的县市不流行在自家门户树立形象，涂景新却率先在穿越家乡的305国道藕弯段处，出资修建了横跨公路的金属架——上书‘安义人民欢迎您’，引得南来北往的司机减速观望。”
以推销纺织配件起步的涂景新，在纺织业并不景气的安义做得有声有色，显现出他过人的经商天赋。很快，出类拔萃的涂景新就成为当地纺织配件销售大军的领军人物。但行业大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纺织配件业一路下滑，纵使涂景新有通天本领，也无法扭转行业乾坤。识时务者为俊杰，难以继续大展拳脚的涂景新，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前程。
适逢海南岛大开发之际，目光远大的涂景新果断转向，放弃多年苦心经营的纺织配件推销，另辟蹊径，组织80辆东风车队，远赴海南，踏上了日进斗金的琼岛淘金路。过人的胆识、创新的点子再加上开阔的思路，让涂景新的海南淘金得心应手，涂景新赚了个盆盈钵满。这为他后来蒸蒸日上的事业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人脉。
1992年，涂景新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商机，IT必定是中国市场上的朝阳行业，而且它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热度不减，谁敢先吃这个螃蟹，谁就能尝到满口鲜。在海南赚得不亦乐乎的涂景新决定金盆洗手。说干就干，不久他就打道回府，裹夹着厚厚一沓钞票杀回江西。
上天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人生的大机遇出现在富有经验的涂景新面前，江西省展览中心因长期闲置，当地政府拟招商出租。满脑子都是IT商机的涂景新一眼就相中这块风水宝地，计划把江西展览中心租赁下来，作为经营电脑及其附属商品的专业大卖场。
涂景新这样描述当时的规划，“当时有6000平方米的铺面闲置。我就想，办一个公司，把它租下来，做成一个商场。”6000平方米的工程，要用钱砸出来，没有千万元级别以上的资金，想把这块儿地拿下来，无疑是痴人说梦。虽然涂景淘到了不少钱，但那个时代，千万元对涂景新也是天文数字，不借助贷款就没戏。
令人嘴馋的美味触手可及，但就差一尺之遥，向来不肯服输的涂景新该怎么办？
1992年的天，对于个体户而言不是明朗的天。当时《公司法》尚未出台，个体户不但生产经营模式受到种种限制，其安全性和稳定性也缺乏保障，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尴尬状态。因为那时的个体户还不是政策的香饽饽，涂景新想以个体户身份从金融机构贷到千万级别的巨款，只能是异想天开。
与之相比，90年代初的国有企业还是经济的宠儿。有多少人趋之若鹜，削尖脑袋往国企里钻，又有多少人想背靠国企这棵大树乘凉！黯淡很多的个体户，虽然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日子不再有，但终日游走于政策的边缘，人们总还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们。如果有方式可以与国企挂靠，戴上名正言顺的“红帽子”，地位必然是新旧两重天。
特殊的环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对策，所谓“发展在前、政策滞后”正是这种环境的真实写照。在民营企业的尴尬处境下，一个权宜之计悄然诞生：个人注册公司，但是找一个国营单位来挂靠。此举一出，诸多创业有路、注册无门的个体户大为叫好，红帽子在全国遍地开花，红彤彤一片，成为中国经济的别样风景。
涂景新决定借鸡生蛋，找到了海南机械设备进口公司，开始了他的红帽子财富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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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油企第一人沉浮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大学问，革命导师马克思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它；对每个企业而言，政治经济学又是一门性命攸关的学问，如何让政治与经济形成合力，构建自己生存的微观环境，是每个企业家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红帽子只是特殊时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表征。
在湖北荆州，湖北天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经屡创辉煌，它旗下拥有两个上市公司——天颐科技和天发石油，除此以外还有数十家企业。而且，天发集团在中国是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外，第三个牌照齐全的石油经营企业；另外，天发集团在国内拥有加油站128个，两个油气库储存能力达到20万吨。湖北天发的龙头龚家龙也因此被称为民营油企第一人。然而，2006年12月21日，龚家龙却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刑拘，天发的底牌也就此揭开，天发这艘航空母舰远没有世人想象的那样光鲜，内部早就满目疮痍，欠债高达29亿。天发的这一劫与头上的红帽子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龚家龙就开始下海捞鱼，凭借倒腾冰箱、彩电、洗衣机和钢材等紧缺物资，龚家龙开始小有积蓄，事业逐渐起步。1988年5月18日，龚家龙贷款20万创办了荆州地区生活资料经销公司，挂靠在荆州经济协作办公室下面，隶属原荆州地区行署管辖。
那个时代的特色是“国企大哥大，个体灰溜溜”，龚家龙顺势而动，将其公司注册为全民所有制，攀上了国营企业这门皇亲。同年，龚家龙准备进军石油行业，但从内地石油行业购买油气需要国有招牌，于是他挂靠荆州市物资局创办了龙海石油液化气公司。戴上红帽子的经销公司也因此享受了不少皇亲国戚的待遇，企业发展大踏步向前。然而就是这顶红帽子，为以后天发的归属之争埋下了祸根。
持有大量股份的荆州市政府也把天发当作自己的孩子，不遗余力加以扶持。如为了解决天发的资金问题，市长亲自为其跑贷款。发展顺风顺水的天发继续开辟领地，1997年4月，龚家龙注册成立“湖北天发集团公司”。根据荆州市国资委《关于湖北天发集团公司发展及产权界定情况的批复》，“资本金原计划由国家投资，由于市国资局最终无资金投入，最终出资为‘天润三峡投资基金’，但公司注册时仍按国有独资性质，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正式运行。”
1998年，原先持有天发股份的四家国企将其持有的企业股合计6018万股划转给国有属性的天发集团公司。1998年，荆州市政府出面为天发跑来了成品油批发、零售和原油进出口的牌照。
饮水不忘挖井人，天发集团也开始回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摆脱国有企业的沉重包袱，开始把这些包袱甩给天发，天发一气收购了15家国企。
随着天发集团的日益壮大，归属问题逐渐凸现。龚天龙与政府展开了天发股票争夺战。收购活力28后，龚家龙提出脱钩改制，2001年荆州市国资委形成批复，称“湖北集团为了企业发展，冠有国有品牌……其资本金的组成属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非国有独资，同意变更工商登记所有制性质。”2001年，龚家龙将天发股份的631万股国有股由天发工会以4000万元的价格从荆州市政府手中买出，转为民营资产，随后将天发集团的股权过户到天发集团下属六家企业头上。即使这样，天发仍然没有摘掉红帽子，因为天发集团是以全民所有制登记注册的，在理论上，其下属的子公司仍然为国有属性。
2005年4月21日，荆州市政府以荆政办函＇2005＇21号文批复同意天发集团“实施由管理者以承债方式承担产权关系的整体改制”。2005年10月9日，天发集团工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企业整体改革方案。2005年11月25日、12月15日，天发集团先后召开新旧股东会，将天发集团股份转由龚家龙持股65％，集团工会的职工持股会持股35％。但产权过户这一手续始终没有履行，天发的红帽子仍然没有摘下来。
2006年8月，再次换届的荆州市委形成红头文件，同意执行2001年和2005年的市政府文件，天发集团的企业营业执照重新在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登记，法人代表龚家龙，注册资本10亿元。2006年10月，龚家龙正式重新接管天发集团的全部管理权，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迫于上级政府的压力，天发的股权又被重新划回荆州市国资委。
2006年12月21日，龚家龙以“涉嫌经济犯罪”被湖北省公安厅带走，天发改制再次悬置。
自始至终，天发头上的红帽子都没有被摘掉，其中的恩怨纠葛扑朔迷离，剪不断，理还乱，天发集团的股权归属仍让人雾里看花。因为戴上这顶红帽子，龚家龙接下了沉重的包袱，也背上了债务，疯狂跑马圈地，却不懂产业运作、整合，天发这艘红空母舰千疮百孔，为龚家龙锒铛入狱埋下了伏笔。真是“一顶红帽子，一把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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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惊爆iPod之城
富士康，一个代工厂的标杆企业，在世界舞台上不断标志出同行的理想高度。把它的履历从当前翻开，页页辉煌，步步精彩：全球3C代工领域规模最大、成长最快、评价最高的国际集团；2006年，富士康在美国《商业周刊》IT100强排行榜上列第二位；2006年，荣获中华英才网票选入围最佳雇主Top50；200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代工厂；成为电子产业行为规范（EICC）成员，致力于推广企业社会及环保责任（SER）；2003年，跻身为中国工业企业三强……
人们只见富士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却不知每次胜利的推进，都有无处不在的危机如影随行。2006年6月14日，向来被鲜花掌声包围的富士康，突然深陷传媒风暴。英国《星期日邮报》惊爆内幕：深圳富士康，苹果的代工厂实为“血汗工厂”。
报道揭露，英记者通过参观苹果的代工厂商富士康深圳华龙工厂，与富士康员工交流，发现其员工竟然多达20万，比英国纽卡斯尔的人口还要多！在富士康这座iPod之城内，工人们每天要昏天黑地工作15小时，女工也不例外，而且月收入仅为27英镑（折合人民币约387元）。薪酬之低超乎英国人想像，住宿条件之差，就只能用天方夜谭来形容：一个宿舍容纳100人！
文章横空出世，即刻引起国内媒体连锁反应。《第一财经日报》嗅觉最为灵敏，首先抓住这个题材，顺藤摸瓜进入iPod之城。2006年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一文《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内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一般的富士康操作工需要连续12小时站立，不准说话，更不准玩手机；超负荷的工作让很多工人体力严重透支，不少女工因为连续加班晕倒在生产线上。工人在这里只是活动的工作机器！
对国内舆论而言，《星期日邮报》只是引燃导火线，《第一财经日报》是瞬间引爆的本土炸弹。公众和媒体对富士康的关注不断升级，网上热议不断，不少网民跟风叫嚷，甚至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富士康的危机在聊天室内、QQ群上、口耳相传中迅速蔓延。面对突如其来的负面报道，富士康公司统一口径。富士康子公司深圳龙华基地外联部对外宣称，“富士康完全按照深圳劳动监管部门要求用工，深圳市劳动建管局可以到工厂去检查。”富士康母公司台湾鸿海召开记者说明会，矢口否认其子公司的iPod代工厂有“血汗”嫌疑，鸿海集团更是一向合法经营，大大的“良民”。
但是“良民”所言无人相信。没有权威调查依据的保驾护航，富士康强硬的对外宣称只能被关注这件事情的媒体和公众视为强出头，是向他们的知情权叫板。这种危机处理模式强硬而幼稚，显然不可取。处于危机之中的富士康，面对急于知道事实真相的公众，丝毫没有打开信息渠道的意思，公关部面对记者，不是“无可奉告”，就是“请你们（记者）尊重别人”的告诫式言论。iPod之城越是坚壁清野，媒体和公众越是怀疑它在推卸责任，揭露真相的好奇心大有水漫金山之势。
公共关系理论界有种说法，“坏消息在你的手中握得越久，情况越糟糕”。富士康不提供信息，中国的媒体只能自力更生，发现真相。6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二进iPod之城，“血汗工厂”在一名离职女工讲述中，再次浮出水面，引公众饱读富士康员工之艰辛与无奈，气炸无数人心肺。
在媒体的进一步描述中，富士康强词夺理的嘴脸深入人心，企业形象一败涂地。依然保持强硬态度的富士康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只能南辕北辙地一步步走向媒体、公众的对立面。事实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公众的反应常常是不理性的，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风险的定义中包含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诸如愤怒、恐惧等等本能的情绪是一并爆发的。所以身处危机漩涡之中的公司，实际上也是身处非理性的漩涡之中，此时他所做的应该是以情导之，以理服之。“非理性”，这是风险传播专家彼得？桑德曼博士描述处于危机中大众的核心概念，可惜的是，在此次iPod之城事件中，非理性恰恰成为富士康公司的关键词。
欧典地板谎言的代价
欧典地板的产品形象高高悬挂，曾经是无数人装修梦中的必备元素。一句“欧典，真的很德国”，将欧典追求的洋味表达地深入人心。
从欧典企业的宣传手册上，能看出这是一个屹立在中国地板界的欧洲骑士，“德国欧典创建于1903年，在欧洲拥有1个研发中心5个生产基地，产品行销全球80多个国家。此外，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市拥有占地超过50万平方米的办公和生产厂区。”欧典着力打造的是高贵的德国血统，是坚如磐石的德国工艺，是巴伐利亚州一望无际的黑森林，是异域风情中的欧陆自然之美，是中国消费者对洋货的情有独钟。总之，一切都包含在雾里看花的盲目消费心理上。
回顾发展历程，欧典也是厚积薄发后才有高奏凯歌，无限风光。2001年，欧典迎来它的第一个辉煌年，3？15幸运之神降喜降欧典，“2001年7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经过对欧典地板市场销售状况、服务质量、投诉与消费者反应的严格审核，确认北京欧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是同行业中的骨干企业，授予欧典地板‘3？15标志’。”通过3？15认证并非易事，不少企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毫无结果。欧典，成为木板行业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幸运儿，从此它的头昂得更高。从此，欧典与3？15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木地板行业第一家也是惟一一家连续三次6年使用3？15标志的品牌。
命运总是拨弄人，正是在2006年3月15日这一天，欧典苦心耕耘六年的神话转眼间破灭，一直辅助它加速的3？15油门儿，猛然间变急刹车，神坛顿时成箭靶。对于欧典的一夜坠落，有人曾这样加以描述，“成也3？15，败也3？15”。
2006年春节前，正当央视3？15晚会紧锣密鼓地准备节目时，连续几个关于欧典地板的消费投诉引起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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