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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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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不仅是俄罗斯寡头政治最兴旺发达的时期，而且也是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最激烈的时候。为竞相争夺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国有资产，“银行战争”在俄罗斯经济、政权体系和大众传媒中爆发了。反对派所掌握的报刊怒气冲冲地将那个时期描绘成是散布纷争和破坏国家肌体的“七大银行家时期”。但恰恰是在这个时期，那个觊觎寡头政治“主要思想家”角色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提出，大资本家应当联合起来，将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或者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国家应由高级官员和大资本家“共同拥有”。
1998年，俄罗斯爆发了金融危机，寡头政治遭受重创。俄罗斯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后纷纷破产。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它们的总裁和股东们也都宣告破产。不过，也有不少人涉险渡过了难关，因为他们早在金融危机来到之前就控股了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和联合体，组建了庞大的金融工业集团或者是工业金融集团，成为一个“帝国”。经济学家雅科夫·帕佩将其称为“一体化实业集团”或者简称为“伊贝加”。 在经历了复杂的重组、合并以后，俄罗斯在1999年底形成了大约50家大型商业集团，其所有制、领导成员组成以及形式不尽相同。专家评估认为，俄罗斯60％～80％的经济实力已经由这些商业集团所掌握。
在俄罗斯这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名单中，人们往往总能看到下面这些人的名字：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阿纳托利·丘拜斯、列姆·维亚希列夫、亚历山大·马穆特、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彼得·阿文、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奥列格·德里帕斯卡、科赫·贝努基泽、叶夫根尼·什维德列尔、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利辛、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等。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罗列出所有人的名字及其公司和商业集团名称。更加能说明问题的是，上述列举的所有大资本家的名字不仅几乎都在《独立报》定期公布的俄罗斯50位最大企业家名录上出现过，而且也基本上都排在俄罗斯100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名录上。
与西方大实业家不同，俄罗斯大商人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并且也缺乏良好的组织性。只有到了2000年夏，大部分俄罗斯大资本家才决定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沃尔斯基的政治生涯从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机器制造问题助理一职开始。俄罗斯的大商人没有任何传统，也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在为古辛斯基辩护而致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的“公开信”中，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写道：“我们之间的内讧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没有相互听取建议的愿望、没有经验，而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新阶层，没有能力抓住主要问题，尽管它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缺乏一种责任感，这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代价。” 归根结底，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既不是一个阶级，也还算不上一个阶层，不应当期待俄罗斯的大寡头们会表现出另外的行为，按照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批评行事。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
如果按照西方的财富规模和标准，即使是俄罗斯最大的资本家也无法算得上是特别富有的人。2000年，没有一位俄罗斯大资本家能够进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年度富人榜。但在2002年，已经有一群俄罗斯富豪进入了全球最富有的100人、200人和500人的名单当中。针对这一现象，《生意人报》和《货币》杂志写道，“我们的寡头们变得更加富有了”，“在《福布斯》名单中，俄罗斯人更多了”。在俄罗斯的富人们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和弗拉基米尔·波格丹诺夫，其身价在10～70亿美元之间。不过，许多评论者其实是明显地将商人们的个人资产与他们全部流动资金混淆在了一起，而实际上，是不应当混淆整个公司的资产和该公司所控制的个人资本的。在俄罗斯，尚没有建立起有价证券市场，也缺乏一个资本的私有财产制度。众所周知，就是现在，俄罗斯最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也要比日本、英国、美国或瑞士最大的商业银行的总量少几百倍。所以，俄罗斯主要富人们的个人财富状况只是一些人凭道听途说或是根据间接资料来确定的，其实有些人是强烈抗议将自己描绘成亿万富翁的。
在2000年，向俄罗斯税务总局申报个人收入的500万人当中，只有5万人在申报单上注明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当然，俄罗斯有几百名非“卢布”而是“美元”的百万富翁，但却很少有人去向税务总局公布自己的收入。
恰恰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的寡头存在着主要缺陷：它没有也不曾有过合法积攒起来的财富，并且他们这些巨大的财富也没有得到社会的积极评价。俄罗斯寡头们所拥有或控制的巨大财富并不是辛勤劳动、天才创造、科学发现和发明的结果，而是在苏联经济体系崩溃的情况下蚕食鲸吞国有财产得来的。在俄罗斯的寡头中，没有自己的爱迪生、福特、卡耐基、比尔·盖茨、洛克菲勒、洛希尔，几乎所有的俄罗斯金融和工业大亨都只是10～15年前才开始自己的经营活动的，他们中有的人“根据委托”在“受委托”的银行里、在国家石油出口部门从事经营活动，或者依靠小公司、甚至是靠共青团做生意起家。上述一切，让俄罗斯的商业活动产生一系列缺陷。俄罗斯的大资本家几乎从不与中小企业建立任何关系，而后者则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形成。
但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讨论“寡头”和“寡头资本主义”呢？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政权的支持与保护、没有直接影响甚至是贿赂政权的话，俄罗斯大型商业活动不可能在1992～1995年这有限的几年里迅速膨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富有侵略性的商业集团开始巩固自己与政权的联盟，加强自己对当局的影响，但他们既不考虑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也不顾法律的问题。正如亚·索尔仁尼琴所言，当“政权以对受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命运，甚至对人民是否能活下去都一味地持冷漠态度的面目出现在人们大家面前”的时候 ，就导致了极大的社会紧张局面。在俄罗斯，有超过50％以上的公民认为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处于“贫穷”和“赤贫”状况。
但是，不仅仅是寡头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还有他们的不负责任也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很大威胁。在苏联，根本就不曾存在私有资本，资本投资的方向和规模均由国家计划来确定，但是到1992年，国家投资体系与国家计划一起走入了历史。其实，那时私人资本规模还不大，也无法满足所有俄罗斯经济领域的投资需求。众所周知，以最低代价换取最大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天然的和主要的刺激因素。1992～1997年，俄罗斯的金融投机赢取了巨大的利润，寡头们也恰恰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资本投到了这一领域。
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上涨，寡头将资本投向了石油、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以及能够获得最大和最快利润的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不过，这导致了许多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失去了资金和发展前景。在俄罗斯，谁会去关注国防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及铺设铁路和公路呢？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部门的利润回报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快。沃罗涅日、乌里扬诺夫斯克、喀山等市的大型飞机制造企业没有收到生产新一代大型民用飞行器的订单，而俄罗斯最大的航空公司正计划购买欧洲和美国的产品，以取代已到退役期的俄罗斯民航客机。
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是否需要保留那几十个庞大的自然垄断部门——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统一动力公司”和铁道部？在最近10年里，是否还有人将资金投向那些今天已经不能用的俄罗斯城市的大型住房公用事业的发展、现代化和维修上面呢？2000/2001年冬季，滨海地区的许多城市状况极度恶化，不过，这仅仅是俄罗斯北部地区生活保障的整个系统全面恶化的一个前兆而已。
是的，俄罗斯的生活保障体系无疑非常笨重、不经济，需要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对其进行改革，但是，所有上述一切都必须在考虑俄罗斯居民的利益和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我们不可能将几十个俄罗斯核工业城市和军事工业的科研生产中心都搬迁到更为温暖的地方去，因为它们完全是根据安全和保密、而非商业效益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苏维埃政权成立的70年间所形成的巨大而笨重的生产力与俄罗斯从1991年才诞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急剧尖锐化的结果。这种矛盾的结果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毁坏。这一进程不可能是自发地进行的，而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无法在寡头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得以解决。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3）
今天，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需要进行严肃的和循序渐进的改变。在21世纪初俄罗斯的现实条件下，新的生产关系体系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诚然，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也隐含着许多危险和弊端，其中包括官僚主义和腐败。在当代俄罗斯历史上没有形成阶级、集团和阶层的条件下，主要的执政阶层——高级官员几乎成了不受控制的、国家的主人。
但在今天，与斯大林时期、后斯大林时期的极权体系以及寡头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更能被接受和进步的体系。
俄罗斯寡头遭到惨败
1997年3月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宣布，他将要同寡头进行斗争；尝试要进行这种斗争的还有总理谢尔盖·基里延科；更认真地想抓好这件事情的则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总理，他命令着手调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帝国”各家公司以及与帕维尔·博罗金掌握的克里姆林宫庞大资产有关联的各种公司。但恰恰是普里马科夫的主动出击招致了鲍里斯·叶利钦的不满，从而促使普里马科夫总理下台。在2000年5月7日之前，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对其行动和声明保持克制，让人们看不出他将用多大力度同寡头们进行斗争。在5月、6月的时候，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俄罗斯总检察院首先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媒体大亨身上——那些大亨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和利用了“独立电视台”和俄罗斯“公共电视台”频道以及许多家报纸。传讯和搜查的根据，是这些大亨曾经给国家造成几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的金融投机和欺诈行为。在评论这些事件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援引法律，并请人们不要将金融舞弊和腐败问题同新闻自由问题混淆起来。对此，普京的对手们除了喋喋不休地说明其他寡头也有金融舞弊行为以外，再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反对意见。当然，那些寡头也受到了警告。
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命运已经人所共知。他们两人都亡命海外，住在国外自己的别墅里。这两个人都被提起了刑事诉讼，俄罗斯总检察院不时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将这两个前大亨引渡回莫斯科。
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失败是所有1996～1999年此类型寡头毫无疑问的失败。在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世界中，像列姆·维亚希列夫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俄罗斯一些最富有的人开始试图积极参加地方行政长官的竞选，帮助那些萧条的地区提升经济和社会水平；而实质上，他们是在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资源为自己攫取利益。这种寡头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特征，在楚科奇州行政长官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例子再次证明，普京总统不曾也没有打算宣布对所有大商人开战，尽管也考虑他们还有不太清白的过去。在俄罗斯，所有以前的行政命令经济管理体制都已被彻底摧毁，而要恢复旧的国民经济秩序已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已经走上了叶戈尔·盖达尔所希望的那条“不归路”，不过，还没有到达“乐土”的地步。
在俄罗斯，已经形成了新的对经济部门和地区机构的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系非常复杂，并且还不是太明晰，在不同部门和地区，这种体系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要重新分配财产或者改变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结果的想法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会产生致命后果。金融工业集团、各种形式联合体、控股公司或者是一体化商业集团都能够为国家经济管理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而这些实体都由被我们称为寡头的人来领导。今天，国家需要大资本家的支持，但是人们不能继续容忍大资本家们各种形式的舞弊行为以及尝试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行为。关于这一点，2001年1月底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与21位大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座谈时也已经有所涉及。根据企业家自己的感受，这次会谈的主要口号是：“我们离政治远一点儿”以及“我们应当准备为俄罗斯服务”。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则请普京不要相信存在所谓资本家们反对总统的阴谋说法，总统普京回答说：“信我是不信，不过我会对此予以关注。”在俄罗斯大资本家们公开宣布不再干政的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令人生疑的寡头特权。许多报纸将克里姆林宫的“一月会谈”定义为“前寡头与总统”之间的座谈会。有资料显示，政府和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的官员们曾得到过指示，要求严禁在公开声明中使用“寡头”一词。
现在，在俄罗斯权力体制中，寡头政治已经不复存在。对于这一点，寡头们自己也承认。正如《政权》杂志所认为的那样，“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能通过总统来控制国家，而只是畏怯地希望总统领导他们和资本”。 好像，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不经意间就宣告了寡头政治走向末日。寡头们所遭受的损失既没有在俄罗斯社会上、也没有在商业经营上造成任何影响。在评述大商人与总统在克里姆林宫的会晤时，“莫斯科实业界银行”董事长亚历山大·马穆特说：“在普京时代，经营变得更加轻松了。对于商业活动来说，国家的整体环境更加趋于优化。”另外一些会晤的参加者说：“普京对生意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
情况并没有像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所号召的那样，西方的社会舆论和传媒纷纷支持俄罗斯的寡头们。无疑，西方媒体在1993～1996年间曾刊登了不少文章来赞扬米·霍多尔科夫斯基、亚·斯摩棱斯基、弗·波塔宁、瓦·阿列克佩罗夫和布伦察洛夫这样的商人。不过，那时也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报纸开始将阿纳托利·丘拜斯看作是“卑鄙、伪善的人物”，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甚至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教父”。在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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