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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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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秋季，第二次车臣战争大体上已经结束。对于整个俄罗斯来说，车臣已经不再是犯罪的“平安岛”和无法无天的策源地，就像1999年8～9月时那样。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车臣已经平安无事、秩序井然了。这里每天都在死人，其中还包括和平居民。
2000年夏天时，车臣分离分子的主要战斗方式开始改为实施破坏和恐怖行动、夜间袭击哨卡和军车以及在道路上埋设和引爆地雷。个别士兵和军官以及车臣地方行政官员和神职人士遇袭身亡的事件还很常见。俄罗斯特工人员参加了搜索行动，甚至对躲藏在深山、谷地村镇里的武装分子首领实施追捕。车臣战斗人员不止一次地企图谋杀车臣的神职人员、被普京任命接替科什曼担任新的车臣行政机构首脑的前任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
车臣问题（12）
现在，车臣的主要任务不是由军队来完成，而要靠内务部队、内务机关、内务部特种作战部队、联邦安全局、司法部以及军队侦察部队实施。作为常备力量，决定留在车臣的联邦武装力量有第42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46内务旅和第14边防总队。除部队建筑工人外，还有当地的车臣族建筑工人积极参加军事基地的建设和设备安装。
2000年春天，反对派恐吓弗拉基米尔·普京说，车臣武装分子将接连不断地采取大规模游击战，车臣战争是没有指望的，并可能会没完没了地打下去，因为联邦武装力量根本无法取得游击战的胜利。但是，与游击战同样闻名的还有各种形式的反游击战，军事史上都不乏成功的战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无法对付这种新威胁。
游击战争取胜必须具备几个主要条件：首先，赢得当地居民的广泛支持；此外，在军事行动的区域以外应当有稳固的基地，在武器、人员和资金方面拥有积极外援。如果有人说车臣非法武装具备这些条件的话，那我对此表示强烈质疑。
2000～2001年的初冬，已经不是联邦军队，而是车臣分离分子处于危急状态。在车臣北部地区，事实上已经无人继续支持武装分子了，这里的局势在整个2000年都保持平静。而在山区，大部分居民已经对战争感到厌倦并不再支持车臣非法武装；许多人保持中立，不过也有一些手中握有武器的人做好准备要支持联邦和新的车臣政权。在人数上，车臣警察部队、卫队以及由车臣当地居民组成的民兵已经远远超过了非法武装的队伍，后者大量减员并已经失去了统一指挥。2000年底，不仅所有车臣的大城市，而且包括平原、低山和高山地区的所有大的居民点，都处于军事警备司令部、内务机关以及新的车臣行政当局控制当中。
为了加强这种控制，联邦政府2000年12月通过了在车臣所有村镇里都建立统一的中、小卫戍部队的决定，其指挥权归俄罗斯联合武装力量。这种卫戍部队已经在车臣共和国的250处居民点（车臣全境共有357个居民点）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政府还不断加紧组建新特种部队，旨在提高消灭武装分子行动的质量。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及其支持者根本无法长期承受得住如此巨大的压力。
2000年底，车臣武装分子在作战地区以外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所有坚固的基地，他们那些遭受重创的队伍已无处整顿、无处休息、无处疗伤。在车臣和格鲁吉亚境内，巴萨耶夫、哈塔卜、格拉耶夫、马斯哈多夫等几个匪首以及他们身边为数不多的卫士随从只能隐蔽在那几个联邦军队很难攻克、清剿干净的峡谷隐蔽所。对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来说，就连在车臣境内的小股机动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到2000年底，西方某些特定机构圈子对车臣分离分子的政治和精神支持急剧减弱，车臣分离分子从东方穆斯林国家得到的援助也减少了——1997～1999年，这些国家曾秘密但又很明显地援助过“独立的”车臣。因此，要说车臣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反俄游击战或者甚至是“人民”战争，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1999年秋，某些被收买了的俄罗斯报纸认定：“叛军士气在日益加强，他们在积蓄所有力量为反攻做准备。” 在2000年7月、8月、9月，甚至还有12月底，阿斯兰·马斯哈多夫的地下指挥所不断传出非法武装即将发动新的进攻的威胁，说他们将占领古杰尔梅斯，甚至还有格罗兹尼。
采取各种预防措施是必须的，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军事、政治均遭受失败的车臣非法武装头目的虚张声势，他们在混淆自己的野心与幻想。是的，车臣的某些地区还没有平静下来，特别是夜间，和平还没有降临到这里。但到了2000年秋天，经常可以频繁布雷和实施破坏的地区已经不足车臣总领土面积的10％，可以开展游击战条件的地区不到车臣总面积的5％，这些“不平静地带”的面积又缩小了很多。
当然，俄罗斯领导层十分清楚，解决车臣问题单单依靠军事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整个2000年，在对车臣非法武装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俄罗斯也开始了恢复生活秩序的进程。秋天，这里已有200多所中小学校开始上课，几所中专和格罗兹尼师范院校也已开始恢复正常教学；到年底，车臣全境内已有100多所医院可以接纳病人；车臣所有大城市和平原地区的居民点都恢复了电力和天然气供应，车臣山区的许多村子也用上了电，包括巴萨耶夫的老家维杰诺村；经过这个共和国的铁路交通恢复了通车，格罗兹尼火车站和机场也已恢复营运，车臣境内的公路和桥梁已经修复使用。
有关车臣难民的命运问题，在1999～2000年冬季曾经说过、写过了许多。相当一部分难民在2000年夏天返回了车臣，其余也已经做好准备，打算在2001年返回故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难民问题都已经不再是特别尖锐的矛盾了。
相当一部分老人开始可以领取退休金了，慈善机构的援助也运抵车臣境内。车臣境内的部分油库以及通过该共和国的石油运输干线也已恢复工作。到2000年底，车臣自己开采出了超过10万吨的石油，石油化工厂、建筑材料生产厂以及个别食品企业也开始恢复生产。车臣还迎来了战后的第一次农业丰收，畜牧业、烟草业、养蜂业正在恢复；市场已经开放，对外联系在逐渐恢复。
车臣问题（13）
车臣还进行了国家杜马议员的选举，获胜的是著名社会活动家阿斯兰姆别克·阿斯拉汉诺夫。
车臣回到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的领土空间以后，这里存在的问题无疑要比答案多。但是，解决起来可以不再借助坦克和直升机的帮助。
车臣是一个人口数量不多的民族，据统计，1995年车臣境内人口只有50万左右。车臣民族是北高加索地区一个强悍、勇敢、善战的民族，就连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几年前拟定与俄罗斯可能的合作道路时，也认为车臣人生下来就是军人的料，可以帮助俄罗斯保卫其南部边境安全。很可能，这一设想或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能够实现，只不过他们现在还未成为现代民族。2000年秋，俄罗斯部队曾在车臣北部的平原地区和达吉斯坦境内的车臣居民点里招募士兵，几百名车臣男孩应招进入了俄罗斯的士官武备学校学习。
瓦哈比教派是一个完全来自车臣以外的宗教信仰，车臣人从来就不曾是伊斯兰教的狂热追随者。在这里，穆斯林的宗教教规总是伴随着古代山民的生活习性、民族传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车臣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上看得出。
早在几年之前，移居莫斯科的车臣族流亡者们捐助出版了一部印制精美、大开本的图书《200名车臣伟人》。这部书中列入的许多英雄不仅在车臣家喻户晓，而且在俄罗斯也很有知名度。但是，这些车臣伟人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车臣本地的活动，而恰恰是在车臣境外的活动。这是车臣民族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而且它不仅单纯是车臣人民独有的，也包括其他所有小民族，并且不仅仅局限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小民族。
19世纪时，世界上大多数小民族由于其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而遇到了许多困难。在20世纪下半叶，这种局面变得严峻起来，许多民族的思想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认为本民族可能退化、甚至可能从此消亡。这种威胁是现实存在的，但却不能成为叛乱和拒绝文明的理由。
是的，我们看到，竭尽全力去追求科技、工农业技术、卫生和文化、通讯和信息手段以及一切现代文明所具备的其他因素的发展，不仅是造就了新能力，而且也给世界中小国家和人民制造了新困难，特别是在民族生活和文化方面。自身潜力的不足将迫使许多此类国家和民族似乎是在去“适应”更大的经济和文化圈——通常是本地区内比自己大得多的邻国。这件事并不简单，因为正是相邻的民族和国家曾经积蓄过许多年代久远的仇恨和不快的回忆。
正因如此，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怀着强烈的反俄情绪与一些北欧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关系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与此相反，白俄罗斯正寻求和俄罗斯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他不愿意割裂自己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而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白俄罗斯都不能被称为小国。
今天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格鲁吉亚的反俄政策取向，这一倾向开始于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继续于谢瓦尔德纳泽时期。这一政策带来的巨大损失首先是对格鲁吉亚本身，它使这个国家成了前苏联境内最贫困、最支离破碎的国家。而俄罗斯与亚美尼亚，还有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问题相对少些。这里我们指的不是同化和臣服，而是相互合作，促使语言和文化得以保存和丰富——不管她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
如果像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西欧这样的大国都创建了共同的经济空间，实行了统一货币，那么以前彼此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曾有过共同经济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为何要拒绝类似的一体化道路呢？彼此之间孤立对谁会更有利呢？
当然，对于人口很少又尚武好战的车臣村社来说，理解和建立这种关系非常困难，因为车臣民族对俄罗斯的仇恨很深，而且大部分是公正的。即使这样，车臣社会中大部分经济条件好的人、移居境外者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苏联时期的官员、政治家、企业领导者、一些精神领袖以及其他一些对车臣特别使命思想兴致淡漠的人，从前都选择了与俄罗斯合作。如今，这种观点开始逐渐为大多数车臣普通民众所接受。
对于许多车臣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谁又能够成为手握武器、起来反抗俄罗斯统治的那部分车臣人的支柱呢？他们会以何种态度对待俄罗斯国籍的选择呢？无论是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伊朗，还是和车臣流亡者在宗教上更为靠近的土耳其，对于当代这些车臣极端分子来说，都不能成为其经济、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支柱。除了俄罗斯以外，车臣近邻中再也没有让他们可资利用来“寻求庇护”的别的大国。
但对俄罗斯来说也别无选择，在处理与车臣的关系方面，她也应当找到比自己19世纪和20世纪所采取的更合乎情理的方式。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
总统宝座的争夺
与国家杜马议员的竞选运动相比，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竞选运动进行得更为平静。在争夺总统宝座的过程中，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任何丑闻，也没有使用“肮脏的权谋”，但这并不意味着争夺不够激烈或者不够紧张。
在选举中，位居第二、第三甚至是第五的党派的领袖们都可以进入国家杜马，成为其议员。但是，总统宝座却只有一个，而总统所拥有的利益和权力要比整个杜马所拥有的更多，也更为强大。
最近几年来，总统竞选自然就是俄罗斯政治预测、社会研究及各种投机活动的主要话题。这是由新俄罗斯总统权力制度的特殊作用所决定的，在俄罗斯，她的总统拥有比美国总统或法国总统更为广泛的权力。在俄罗斯，当民主传统、公民社会和成熟的政党体系都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总统能够、也应该成为稳定、民主和秩序的保障，所以，赋予总统必要的权力和权力杠杆，这并不是叶利钦变化无常的行为或是宪法制定者们的失误，而是必须的。正是这种情形，决定了竞选总统的议题成为俄罗斯社会和政治体系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90年代末期进行的社会调查中，有哪位焦点人物不曾名列其中！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亚历山大·列别德、鲍里斯·涅姆佐夫、尤里·卢日科夫、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似乎，久加诺夫和亚夫林斯基获胜的机会不小，某些政治家甚至还郑重地把“皇冠”在自己头上试过，曾想参与总统宝座争夺的还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斯韦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弗拉基米尔·布伦察洛夫、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和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
关于1998年7月才刚刚当上联邦安全局局长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八个月的时候，几乎不为人所知。就连普京本人，那时也从来没有对竞选任何职位有过奢望。正如我前面所写的那样，甚至任命普京为总理起初也没有引起社会和媒体的特别关注。但情况很快就明朗了，当普京已成为国家最高权力职位的现实竞争者之后，他的身边立刻出现了许多崇拜者，当然也有不少对他怀有恶意的人。
从1999年10月开始，普京的工作就已经不再能赢得一片掌声了。尽管普京政策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明确支持，但许多报纸、杂志，还有一部分受欢迎的电视台都反对普京。俄罗斯大众传媒后面的政治家和商人们，对于这位出人意料地当上新总理的普京以及他快速攀升的支持率都感到害怕。随着大选的临近，这场喧嚣的、效果很差的宣传运动加大了马力。大选之前的几周、几个月里，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报道五花八门，许多媒体经常刊登出各种传闻、谣言以及恶毒的评论，或者是对重要事实和声明不予理睬；一些报纸和杂志甚至不惜直接杜撰假新闻。
当然，在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月里，俄共的刊物是反对普京的。但是，那里面刊登的所有文章、读者来信、编辑部或俄共领导人的评论以及声明是如此庸俗不堪、缺乏说服力，这让我不但不想批驳他们，就连引用这些内容都没有兴趣。但我又必须引用一些，以避免别人说我空口无凭：诸如“普京是反共分子”、“对于恶贯满盈的叶利钦政治和经济政策，普京现在什么也不做，将来也不想对它们有任何改变”、“普京不想收拾寡头们”、“普京不会重新审视掠夺性私有化结果”——类似的句子可以再写上几页纸。所有诸如此类的报道有明显的一个共同点：“普京主义”和“叶利钦主义”即使不是双胞胎，至少也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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