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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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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天性中的不诚信
我认为，诚信与不诚信，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某种天性的成分。这里所谓天性是指：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下长期生存的人所形成的诚信或不诚信；另外一种就是环境变迁，当一种社会发生变迁之后所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环境，由于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导致了人的价值观的改变，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诚信或不诚信。就这两种诚信与不诚信来说，我认为，目前中国人普遍地缺乏诚信，更多的是属于第一种。即天性中的不诚信。它与什么市场经济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的某些地域，甚至是十分偏僻的农村，说谎像祖传秘方一样代代相传。在很多时候说谎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这种最可怕的一种不诚信。还有一种也是属于天性中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伪善”。如果换句通俗语言来讲就是“要面子”。一个人为了要“面子”是什么谎话都会说出来，这是我无论在当记者的时候还是做生意的时候，感触最深的一点。这种谎言一般没有太大的恶意，但却经常防不胜防。而且搞得你狼狈不堪。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你想请一位朋友去看电影并说好晚上七点在电影院门口不见不散；你这位朋友其实并不想去但她却告诉你，晚上我要陪我妈去医院看病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如果能赶回来的话我一定去。于是，你从六点半开始就等在电影院门口了，一直等到快七点了你那位朋友还没来，于是你就给这位朋友打手机但手机关机。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正当你心急火燎不知所措的时候，你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你的朋友“气喘吁吁”地告诉你，Hi；我妈的病有点麻烦了，我还得陪她做检查，晚上我就去不了了，抱歉，拜拜！ 于是电话挂了，里面传来“嘟嘟”忙音。此时，电影已经开场，眼看着别人都进去当《英雄》了，只有你孤零零的站在幽黑的路灯下像傻子一样。而此刻，你的这位朋友却正在家中舒适地躺在沙发上，磕着瓜子，喝着龙井，看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她那位“病得不轻”的母亲正坐在她身边为她织着毛衣……
这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而这种谎言与周国平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上述两种谎言外，还有一种谎言与市场经济是有点关系的，那就是一个人原本并不怎么说谎，但自从他做生意以后谎言就多了起来。这种谎言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导致谎言的必然因素。因为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盛行了上百年了，而这些国家并不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骗子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周国平先生自己都认为；“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做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比如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受信用……” 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3日
由此可见，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是否诚信，是与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有关。如果在一种人文传统中，诚信被视为人之为本的崇高目标，那么不管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诚信也不会别谎言所取代。相反，假如在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中，伪善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经济都会谎话连篇，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加剧和扩展了这种谎言的蔓延。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所以，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市场经济，还是在于一切经济活动也好社会活动也罢，他的执行主体在一种人文本质上是不是诚信的，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任何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它必须有一群有效的执行主体，否则这些规则和秩序就是无效的。比如正在此时，就在我书房的窗外，鞭炮礼花正在灿烂地腾空升起，阵阵巨响导致楼下汽车的防盗器鬼哭狼嚎。大家知道，北京早就制定了禁放烟花炮竹的法规。可这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燃放者来说如形同虚设一样。如果说，这些燃放者还冒着有可能被警察抓走的危险，那么你对那些谎言者又能怎么样呢？我就谎话连篇你把我这么着？我就一派胡言你又能把我如何？我就骗你把你骗得黑白都分不清谁让你傻呀你让我骗！ 如果我们当下的现实是基于这种一种逻辑的话，那么周国平所说的那种规则和秩序就完全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你制定一个法律：说谎十次判一年，胡说八道一百次判十年；满嘴胡言者拉出去枪毙。
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一个言论：当时我就认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恰恰是关系到这个“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核心。这就是：假如没有“人的现代化”，那么“四个现代化”由谁来执行？因为缺乏执行主体的任何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制定“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少说了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化，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好在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和开放的一个时代，这给“人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前所未有的时机。
因此，我现在同样认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这种危机实际上早就存在。而现在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认为是与我们长期缺乏诚信教育有关。因为无论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我们似乎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导并予以行为上的严格督促。我坚定地认为，只有从小教育，我们才能改变一种民族的习性，只有靠不断地教育，我们才有可能让上一代人来成为下一代人的榜样。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有些大学在入取新生是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特长生”，比如你钢琴弹得不错，给你加50分，比如你是游泳健将，清华大学就入取你了。然而我们至今没有听说过比如你是一个见义勇为者，人民大学给你加 50 分，如果你有着良好的诚信记录，北大就把你收入囊中……此刻，或许已经有人在说，你做梦吧你！ 是的，我确实是在做梦，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学校来教育孩子以诚信为本；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教课书上有很多讲述诚信的故事；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个个都以诚信为荣；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北大清华对那位诚实的孩子敞开大门；我梦想有一天我们在谎言死亡的葬礼上让诚信来宣读悼词……
诚信为立业之本
很多年以前，一位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样一片“我梦想……”中开始了他对黑人命运之呼唤的。今天，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早已实现了。我不知道我的梦想哪一天能够变为现实……
2002年12月20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年会上，企业家的“诚信问题”被前所未有地提了出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的“软硬兼施”下，中国企业的这些巨头们，一个个就有关自己的“诚信”问题做起了集体“忏悔”。首先做忏悔的是现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他承认，早在 1986年的时候，联想代理了一家香港的公司以经销该公司的服务器。结果一直欠帐未还，直到两年以后的1988年，当联想公司在陕西做展览时碰到了香港那家公司。这时联想公司才把那些欠帐给对方结清了，从而了解了柳传志和联想公司的一块心病。在会上，柳传志坦陈：在联想公司早期的时候，赚钱与道德行为的冲突确实存在过。或许是在柳传志先生的感染下，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也开始了忏悔：“八十年代初我们下海创业，搞养殖业，养鹌鹑，因为大家都相信我们，我们越养越多，越孵越多，利润率可以说翻了十几倍、几十倍，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们认为不能再做了，否则最终会害了农民……我们当地总经理在好原料买不到或者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就用了高分水的玉米，打饲料时水分都往下掉，那确实是害人，当时我们确实是赚到了钱，赚了五百万。但是以后第二年第三年，农民的猪吃了我们的饲料不长肉，不买我们的饲料。”
敢于站出来面对“诚信”问题而坦言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我相信这些大企业的领导们如今已经视“诚信”为企业的立命之本了。因为用谎言构筑起来的庞大舰队，只要一旦东窗事发，那么就是它彻底沉没的一天。
中国蓝田，这个响亮的名字曾经在“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中风光一时。然而谁也不会知道，就在这优美的歌声中，就在这波光粼粼的洪湖水中，暗藏着一场巨大的骗局。2001年10月26日，在一份《金融内参》上，一篇仅600字的文章引起了高层有关领导的关注。然而就是这篇 600字的文章，从而揭穿了用谎言构筑起来的“蓝田神话”。2001年12月13日，洪湖市人民法院给这篇600字文章的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的刘姝威老师，发来了一张紧急传票，起诉她侵犯了中国蓝田集团的名誉，并将于2002年1月23日进行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即将开庭审理的九天之前，也就是2002年1月12日，蓝田集团中三名高层领导以及七名中层干部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至此，蓝田“真实造假”的最终内幕大白于天下。对于刘姝威老师来说，她的行为不仅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她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股民。2003初，在每年一度的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这位勇敢的揭发者刘姝威老师坦然地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陈岱孙和厉以宁老师教导我们，只要你认为你自己是对的，你就要坚持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我想，不论是刘姝威老师，还是本章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涂迁的同学，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站出来揭穿谎言，说明了在他们心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对诚信的坚定执著。同时，老师对他们的教诲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所以，一种成功的教育之所以伟大，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我们当下对诚信的教育显然是十分欠缺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忽略它，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的必不可少的信念要求和行为要求来进行教育。我们对诚信的教育似乎是雾里看花式的，仿佛“诚信”只是一种美，它是让人观赏的一种非现实的品格。诚信似乎总是处在一种遥远的理想状态，它似乎让人感到这个本来就应该成为人之秉性的东西看起来却像是一种外星人般的稀罕和少见。所以，如今当我们表现出一种诚信的时候却时常被视为像英雄般的见义勇为。这实在是一种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和可悲的事情。假如这种状况继续蔓延下去，假如我们的教育依然视“诚信”仅仅是一种正餐的调料品；假如我们的父母把“诚信”依然视为与自己的孩子考北大清华毫无关系；那么我们终将会有一天，当我们的“诚信”消失遗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用丰富的知识堆积起来的更大谎言将会以一种核武器般的力量，把人类尚存的最后一点尊严，彻底击毁！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上空，一场恐怖分子的惊世之举，震惊了整个人类。在两座象征着一种自信和力量的世贸大楼顷刻间倒塌之际，在美国人的内心，正经受着一场空前的心灵震颤。一种从未有过的权威性危机，使美国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格虚空。然而就在一年以后，一场更大的危机使美国人的精神几乎崩溃。2002年，在美国商界相继爆发出一系列商业欺诈丑闻，安然、安达信、世通、环球电讯、施乐以及默克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公司纷纷爆出会计丑闻。从而使美国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这场危机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对心灵的震撼程度以及财物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9·11”事件。事后，一向老谋深算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宣布：由于一系列此事件的发生，美国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八万亿美元！ 八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把全中国的家当包括整个国家的、老百姓的家当全部凑到一块，也只是它的几分之一。
这就是一种毁灭！ 而这种毁灭就是因为缺乏“诚信”所导致的。此事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紧急制定并一致通过了《商业欺诈法》，该法明确规定以后对那些财务欺诈行为将采取严厉的惩罚。至此，一场大规模的拯救“诚信”的运动在美国展开。而与此正相反的是，由于美国通用公司基于一贯的诚信原则，它已经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
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一位叫黄晓南的中国访问学者，他在一篇题为《信任也是一种约束》的文章中，讲述了他对美国社会中“诚信”的一种认知：
……当然美国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撒谎在美国人看来是最要不得的恶习，犹如我们中国人看待偷盗一样，为人所不齿。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撒谎，正如我们中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偷盗一样。所以，一般说来，你说什么，人家就信，除非有规定须出示证明……
美国是个提倡“信用”的社会，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信用。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等，更要资信担保。但所有的信用都表现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一旦发现作假或诈骗，个人信用就彻底砸锅。到那时，在生活和事业中便会处处遇见”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窘境。正因为如此，人人把个人信用看得高于一切。
记得1994年我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夏天到纽约旅游。那天特意去参观仰慕已久的大都会博物馆。门口售票处的牌子上明码标价成人票价——16美元；学生——8美元。
尽管我很清楚，美国人指的学生，不仅仅是在美国学习的学生，而且是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但我还是吃不准自己算不算学生。访问学者平时也与研究生一起听课。可以说是学生，但又没有像学生一样交学费，也没有学生证。我有心省下8美元，可又怕售票员要我出示学生证。万一弄得让人家怀疑咱撒谎，既丢“人格”，又失“国格”。
踌躇良久，我想了个两全其策。我向售票小姐递出16美元，同时又对她说，“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学生，如果……”我的下半句话是，“如果访问学者也能够算的话。”
可她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面带微笑地问：“几个人？”
“一个”。我回答说。
她很快递给我一个做通行证用的徽标和找回的8美元，并笑着说，“祝你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全然没有顾及我一脑门子的“思想斗争”。
的确，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了大都会博物馆精美的艺术和省下了8美元。
有了这种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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