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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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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富裕的地方官员事权与财权有冲突，“弄钱”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以后，将赃款个人支配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这说明腐败已经深入官员的骨髓。
现在官员的工资普遍偏低，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争着去当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的灰色收入很高。这说明现在不是国家财政在养着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腐败收入在养着官员；不是纳税人在养着官员，而是官员自己依靠腐败 技巧在养着自己。
能够大手大脚给领导送钱的人，十有八九他的钱就来得不正当。
权力与腐败仅一步这遥。当一些细微的不正常行为和不良欲望被默认或者不被及时制止时，这种欲望就会慢慢膨胀。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定的权力，但权力和腐败注定了亲密无间，两者之间仅一线之隔，当权力缺乏监督的时候，就必然导致腐败。监督的缺位，使得腐败官员走得顺畅和轻松。
小秘书有大能耐。在古代都是宦官和管家当道，到了今天秘书可以左右大局，这是有道理的。官僚中有一部分是秘书出身，靠实力升上去的就必须实力超群，更得有人提拔和推荐。
腐败者是以有一定的权力为前提的，经过腐败之后，有权又有钱，呼风唤雨好不得意。但是，人们发现腐败者有五怕：一怕群众检举；二怕小偷光顾；三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四怕被“咬出来”；五怕反腐败力度加大。
贪官为什么年轻化？
一是耳濡目染。未入官场就明白，头上的乌纱帽自始至终都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时候也可以罢你，于是唯马首是瞻；再发现“腐败”结成一个“圈”，圈子里的人利益均沾荣辱与共。
二是政治信仰缺失。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三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就是吸引人才去做官。传统的人才体制，以权力为中心。所谓的人才，实际上是由权力者恩赐的，官本位和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他必须唯上是从，按规则出牌，也必然复制出权力体制中的不平等和森严的等级，有“位”才有“为”，干部的为，就是保住“官位”。
四是民众监督的缺失。任何一项制度行之有效，没有民众的热情参与，百姓的积极监督，其生命力很难持久。
12。13 关于学术腐败问题
当下学术腐败的肆虐，学术公正的紧缺，导致社会心理严重失衡。关系代替水平，掏钱可以买到核心期刊的版面，这就是当前学术圈内的潜规则。
在人们心目中，学术圈应该是一方净土，然而现在却是“潜规则”盛行取代了学术，“关系学”取代了科学。说这种学术腐败让人触目惊心，一定也不过分和夸张。剪刀加浆糊凑成论文，然后掏钱却买版面，更有甚者，连剪刀、浆糊都懒得却拿，所谓投稿，已无须寄送文章，而改为直接交钱。还有的不惜重金，从国外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到单位演讲、做报告，付给高额报告费等方式，请专家在发论文时帮忙署名。总之是为了欺世而不择手段地盗名。
何祚庥院士还揭露了目前学术圈内的三个关系网：一是由血缘或师生等自然形成的利益近亲关系；二是以利益分层或者利益补偿为筹码，通过公关等方式临时建立的关系；三是赞助企业与个人之间千丝万屡的关系。三个关系网把学术圈异化成了“利益圈”，在这个“利益圈”中，不搞科研拉关系的就能如鱼得水，成为“冠军”，不拉关系搞科研的就会捉襟见肘，四面楚歌，成为“孤军”。
我们的学术界腐败严重，和体制有一定的关系；体制问题之一是整治腐败不力，包庇、纵容腐败。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是科学资源分配不公。现有的科学资源分配不能体现国家利益。学术腐败的深层问题还没有抖出来；学术腐败 和更深层腐败有密切关系。
学术圈子里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潜规则——只捧场，不拆台。
学术腐败与官场腐败密不可分。中国至今实行的是官本位制度，研究职务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例如系主任是处级，校长是局级，院士是副部级等等。名为学者，实为“学官”。科研、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官场的一部分。因此，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与仕倒是真的成了一体。大批中、高级行政官员都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学术腐败也与经济腐败密不可分。大学办公司，学者变学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真正的科技成果要实现产业化、走向市场需要长期探索，假产品却可以快速得到回报，并且一本万利——它需要的只是让科学家来打高科技的招牌。
凭借权势在自己并未做出贡献的论文上挂名，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学术腐败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监督和处罚机制，以至学术腐败代价极低，获利极大。虽然现在互联网揭露和媒体关注形成一定的舆论监督，但是即使腐败者被揭露出来，也几乎毫发无损。
为什么一般人员对科研项目立项和凭奖望尘莫及，而行政领导领衔即可顺利通过？一般科研人员婚姻行政领导的天壤之别，往往仅在于行政权力和“学术话语权”。有价值的科研项目和成果不能立项和凭奖，而附加了行政权力和“学术话语权”后，即成为可能，这说明什么？其中是否存在着权力寻租、权力互换、甚至权力交易？“学术腐败”的资本与其他腐败并无二致，同样是权力。所以，改变科研项目立项和凭奖的现状，关键还在于遏制行政权力腐败和学术权力腐败。
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发生的领域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就腐败而言，却没有本质的区别，否则就不叫腐败。不存在哪一种腐败可以谅解，哪一种腐败可以开脱。目前的状况是，提到政治腐败深恶痛绝；提到学术腐败不以为耻。学术腐败是病毒，租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侵蚀创新国家的建设。
学问附着权力，势必变成奴隶；学问推崇权威，势必变成乌龟；学问依靠权术，势必变成骗术。
行政办法难遏学术腐败
科学技术部11月9日正式发布《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等6种科研不端行为，将可能受到收缴科技计划项目经费、降职、解聘、开除等处罚。
科技部出台办法应对科研不端，对于治理学风是件好事。但依靠行政办法来遏止学术腐败的学术治理思路，是否真能达到遏制学术腐败、科研不端的目的？
目前中国的学术风气不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大家对规范缺乏共识，或者行政惩治不力，还不如说是整个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发生了问题。具体地说，是缺乏学术的自主性和行业内部的有效监督。
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完全是行政式的体制。这种行政式的学术体制，遵循的完全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以权力为资源、以利益为指归的权力游戏规则。谁掌握着某种权力资源，谁就可以为个人的晋升和发展，或为小集团的利益创造实现其某种现实利益的机会，也就可以无视甚至剥夺他人的利益和机会。
在这种学术行政化、进而行政利益化的学术秩序生态下，为取悦于权力、博得行政认可，学术行为的非学术化、背离学术规律自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科技部推出办法，虽然有其震慑的功效，但仅仅是治标之方。要从根本上杜绝学术腐败，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需要改革现有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需要构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建立严格的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需要学术界廉洁自律，让学术行政化退出教育和科研舞台。
因此，仅仅依靠行政办法遏止科研不端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在于运用道德规范和行政手段解决科研不端、学术腐败问题的同时，必须建立完善的科技体制、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如果关于学术自主性原则不确定、相关法律规定依然缺位，那么就容易让人担心，主管部门的坚决态度是否能转化成行为实效，严惩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等科研不端行为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核心期刊中的腐败
作为代表一国学术水平的核心期刊；一旦陷入利益纷争的泥潭；必然会走向公平竞争与学术清明的反面；荼毒学风；贻害无穷。
在国内的学术界；有这样一个术语与科研成果、晋升职称、评奖、聘用、学位、高校排名等密切相关；那就是——“核心期刊”。同样是这个词；也与学术腐败、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等学术界不良风气关系甚密。以“核心期刊”为中心；有一群人游走在学术的灰色地带；串联起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核心期刊里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为什么学术界普遍对国内的核心期刊现状表示不满；却不得不遵循其中的潜规则行事？本刊记者针对国内学术界的中文核心期刊现状等问题调查了、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悖论：虽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所规定的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科研能力；以及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与学位直接挂钩的做法；是有违学术规律的；应当取消；但是；他们对于取消这些规定后学术评价标准的走向却感到迷茫。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处在“核心期刊”这个巨大利益链条之上的一环；核心期刊在有着种种弊端的学术评价机制面前；毕竟给学术圈提供了一个貌似公平的竞争平台。
国内的核心期刊收取版面费已经从刚开始的“地下规则”变成了现在的“明码标价”。在调查中本刊记者发现；核心期刊版面费的多寡是根据该期刊在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来确定。一般说来；核心期刊的增刊；每个版面大约在300~600元；而如果是核心期刊的正刊；就需要800~1000元；一些知名大学的学报以及有影响的专业核心期刊中；有的版面费高达5000到8000元；甚至更多。
目前国内诸多高等院校都有明文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硕士生要求发表1~2篇；博士要求2~3篇；否则不予颁发学位证书。这些论文少则两个版面；多则五六个版面；这样算下来；每个学生为了毕业发表论文要花费的版面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核心期刊的主办方从版面费中牟利更是显而易见的。本刊记者查阅了《江汉论坛》2005年的一期增刊；上面一共发表了123篇论文；大多数论文是两个版面；按每篇文章最低500元计算；这一本增刊就能赚6。15万元；版面费更加高昂的正刊所攫取的利益可想而知。
何祚庥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办刊物的人由此看到了经济效益；他们都受到利益驱使；绝大多数核心期刊收取的版面费；最后都变成了福利费或者奖金了。这些福利费和奖金额度很大；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刊物内部有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在引诱着他们；因此；要想动摇核心期刊目前的地位就很困难。因为期刊社编辑们从中收益十分丰厚；他们指望靠版面费来改善生活。”
拉拢核心期刊的常用和最新手段。方法一：高校作为期刊的赞助单位；比如一次赞助六万元；期刊就要为这所学校留出六篇文章的版面来；方法二：比较小的学校；某学院的院长们；他们有权力支配资金；为了申报学位点就帮着自己院系的老师发表文章。于是；打着科研出版经费的名目拨一些资金在某期刊上开个专栏；自己的老师一人发一篇；这个钱要比版面费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杂志社当然很乐意；而且这个办法非常隐蔽；方法三：学校出资金给杂志社让他们花钱邀请一些知名学者一起发两三篇文章；一起吹捧某校某系主任或者副主任；比如开个专栏叫“某某某文学评论专栏”；大家对于该主任的学术观点进行建设性、理论性地鼓吹；这样既推出了一个文学评论新人；又让学校名声大噪。为了发文章；小到教师个人；大到院系学校都绞尽脑汁；办法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
那些已经被收录在各种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期刊们；立即以最为醒目的标记在期刊的封面上印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几个字；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核心期刊在国内学界占有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作用；它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才有那么多期刊不择手段使自己晋升为“核心期刊”之列。
在评定期刊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指标是必须要参考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等7个评价指标。这些指标都是国际通行的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按理来说应该是很客观和公正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蔡老师说他们发现这些指标也很不可靠。就拿文摘量来说；国内的权威文摘刊物已经很少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等。于是；那些还未被评为核心期刊的期刊就跃跃欲试；使尽浑身解数期望提高自己的转载率。
如何使杂志成为核心期刊；主要有两种方法：名人效应、人情关系。
档次比较低的期刊；为了提高自己的档次；早日跻身‘核心’之列；他们就争取在每期的第一篇文章上下工夫；不惜花重金邀请知名学者、教授写稿；因为这些名人写的文章一方面质量确实还可以；另外他们的文章被引用的概率也比较大。我也约过上海某高校的几个专家给一些不知名的学报写稿；这些学报为了能够成为北大版核心期刊目录中的一员是不惜血本的。
而靠人情关系来提高转载率在国内期刊界更是普遍的规则。吉林某大学的一本非核心期刊为了成为核心期刊；多年来主编一直在努力与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的编辑们搞好关系。曾任该期刊的一位编辑告诉本刊记者“这么多年来；我们主编经常到北京、上海等地请这些编辑们吃饭；请他们到长白山旅游。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各期刊社又都分散在全国不同地方；为了提高转载率；编辑部一般都会邀请那些掌握转载资源的编辑们到当地去旅游。去年我就跟我们主编专程到上海来请《高校学报文摘》的主编和编辑们吃饭并邀请他们去吉林玩；费用我们全包了。”
此外；还有一些期刊为了提升自己的档次；不断地策划专题。他们瞄准国内各高校的一级学术研究所和某些领域权威人士；请这些学者就一些前沿问题写成专栏。因为对某个问题探讨集中且全面；这样就能增加被转载和引用的几率；这样做也会使得其在核心期刊的收录过程中把握更大。
期刊因为被冠以“核心期刊”之名可以正大光明地收取版面费来为编辑们谋福利、赚外快；教师和学者们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和方式联系“核心期刊”们为自己发文章；以此来提高自己在学术界的名誉和地位；学生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就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毕业；甚至还可以搞“副业”；高校则在每年数以万计的核心期刊论文中你争我夺地排名论序。如此看来；在核心期刊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能够得到好处；难怪“核心期刊”会呈现出如此“繁荣和昌盛”的局面。
12。14 关于假日腐败问题
当领导要做到用权不用计，过节不失节，进步不进钱，生日不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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