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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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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者一举从索取者变成了掏钱方。在“公”字面前，人家“自愿”，就不能叫摊派了。
外官留别敬，早已成为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外官、京官也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在官场，由“热”而“凉”，就是送礼没有达到期望的目的，希望变成失望。
“ 别敬”具有礼物与贿赂两重性格，它是礼仪式的贿赂，又是贿赂式的礼仪，礼仪与贿赂合一，既降低了礼仪的意义，又抬高了贿赂的身价，雅典别致的名字，遮盖了几多丑恶。
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中国，不是清朝。看来，向上司、向君主送礼，表示自己的忠诚，中西一律。
种种陋规，虽然范围有大小，数额有多少，但都外边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权力中心。下级官员为什么要结交首长秘书？就因为他们接近权力中心。所以，规礼的数额虽然一般以官阶的高低为准则，却又非一层不变。真正起到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权力，尤其是那些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权力。
凡是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就至少同时存在着腐败的可能性。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中国人几乎是无师自通。只要存在着权力，只要这权力能给别人带来好处或者造成伤害，权力的拥有者和这权力的受益（或者受害）者之间，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权与利的交换关系。然而，权力又是不可能取消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地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因此有个说法：“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按照这种说法的逻辑，只要有了监督，也就不该有腐败了。可惜事情没有这么乐观。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自秦汉时期就有专门的监察部门。西汉时期叫“御史府”，东汉时期叫“御史台”，明清改为“都察院”。都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的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
他们的权力很大，本来是为了保证监察工作的雷厉风行，却使监督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特权，一种更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是没有人不害怕的。
其实，就算这些监察官员都很廉洁，也很努力，恐怕也只能监督非典型腐败，监察不了典型腐败，因为根本没法管。
问题并不在于或者不完全在于有没有监督，而在于由谁来监督和怎样监督。象历代皇帝那样监督肯定不行，因为历代都是官员监督官员，等于自己监督自己，哪里监督得了。自然是越监督越腐败。如果硬要监督，除了大幅度增加监督成本直到国家无法承受以外，别无出路。
中国人对待腐败的态度，其实一贯是采取双重标准：别人搞腐败就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里人搞，就不痛恨了。痛恨往往是因为没有自己的份儿。另外，中国人也一般只反对典型腐败，不反对非典型腐败。
中国人喜欢送礼，实际上许多人的送礼，并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想伤害一个并无权力的平民百姓，那是很便当的，有时甚至不过是举手之劳。
红包，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人生经验。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前，我们不能单纯的谴责红包。
所谓“非典型腐败”，其实是一种区域性历史现象。主要在有着专制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典型腐败，还是非典型腐败，都无不发生在权力关系之中。腐败这东西，战场上没有球场上有，商场上没有官场上有。战场上靠的是武力，商场上靠的是财力，它们都不靠权力。商场上如果有腐败，则这种商业活动必与权力机构有关，如和政府做生意，或者需要政府批文。
腐败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事情，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一种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如果这种权力关系比较隐蔽，则表现为非典型腐败。 同样，只要这种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腐败就必然发生；而当这种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权力的赎买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时，非典型腐败就会成为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
非典型腐败是一种“习惯性腐败”或“常规性腐败”。它不但是腐败的隐蔽形式（典型腐败则是其公认形式），也是对权力的“习惯性赎买”。也就是说，只要一发生权力关系，就立即想到要进行赎买，或者必须进行赎买，哪怕对方履行的只是份内职责，自己的要求也正当。这就和典型腐败不一样，典型腐败往往有特殊的要求，往往是徇私舞弊；非典型腐败却不是，它不是要走后门，而是要走前门，只是请你按规定把门打开，但因为开门的权力在你那里。
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它就成了惯例，成了规矩，因此也叫“规礼”、“陋规”（即所谓“潜规则”）。陋而成为规，腐败而成为习惯，可见问题之严重。所以，诸如此类的做法和规矩虽然不是典型腐败，也不是什么大案要案，却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典型表现。
养成这样一种“习惯”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整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权力至上和权力蔓延的社会；二是权力可以赎买和必须赎买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三是对于不造成典型腐败的权力赎买，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不认为是腐败。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便恰好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首先是集权。两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由此产生的社会，则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社会，也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包括政权、产权和人身权利，也包括荣誉、地位和生存条件，一切都是由权力来决定的。
有权力的是官员，皇帝的权力虽然最大，但和老百姓隔得太远，感受不到。最能让老百姓感受到权力礼花（施惠能力和加害能力）的，还是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老百姓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不难深刻体会到，一个官员如果要施惠或者加害于自己，是何等地轻而易举。官员的权力虽然只是皇帝授予的代理权，但用在老百姓身上，却威力无穷。而且，正因为是代理权，才格外可怕。一方面，官员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对付你，足以使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另一方面，皇帝又不可能对所有的代理人进行控制，也不可能受理所有的冤屈。您能做的，只能是设法赎买官员手中的权力，而这又等于说谁当官谁发财。当官也就不可能不成为人们的向往。
何况皇帝也不是人人能当的。有可能当的是“官”。因此，只要有可能，当官都是许多人职业选择中的首选。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圆这个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把官场当作效仿的对象，把官职、官位、官衔和官员的级别当作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按照官场的规矩和做派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是伦理本位。因为伦理治国的原则是：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介绍成了权力关系；或者说，把道德关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转换成了权力关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因此，如果官场中的权力是可以赎买的，那么，社会生活中的所有权力也就都能赎买。如果官场中权力的赎买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社会上所有的人便都会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上发生了“非典”，整个社会便都会传染。
问题在于，任何王朝和政府，都绝对不会允许典型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发生，除非到了王朝的末日。因为这不但与他们标榜的道德原则相悖，也会从根本上损害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大规模大面积的典型腐败，会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社会动乱。这是有眼光的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并必须竭力制止的。
能够容忍的也就是非典型腐败。第一，既然是非典型腐败，就不会那么骇人听闻，直接危害也不会那么大；第二，帝国虽然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却也希望他们精诚团结，这就不能反对他们的来往；第三，谁都知道权力是可以赎买的，也都知道权力的赎买是当官的好处之一，不让官员们享受一点这种好处，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不过，要把握一个度，也要有个规矩，还得有个说法。
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身怀利器，极具杀伤力，如无游戏规则，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这其实也是许多人，包括一些主张廉政的皇帝和清官也不得不对非典型腐败网开一面的原因之一，。因为有红包这个“润滑剂”，官场上就会减少许多摩擦。更何况这些“润滑剂”还颇有人情味，更能化解不少矛盾。这是有利于整个官僚集团的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就只好以后再说。
官是本位，官场是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场上既然盛行请客送礼，盛行收受红包，盛行非典型腐败，民间自然要努力效法。因为民间是一点权力都没有的。
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没有权力就寸步难行。因此民间比官场更需要赎买权力。在这方面，中国的老百姓大都无师自通。我们毕竟是一个讲究礼数的国度，请客送礼从来都是每个人必修的功课。“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这道理谁都懂得，只不过把“鹅毛”换成“红包”而已。
这样我们可以弄清非典型腐败的来龙去脉了——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非典型腐败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权力的赎买成为习惯；权力的赎买之所以成为习惯，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是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到处都是权力关系，则因为我们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有两千多年权力社会历史，以及两千多年来由这个制度和这种社会培养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即国民性。尽管现在已经不再是帝国的时代，但任何一种新制度，都无法割断它和旧制度在文化上的联系，总会多少接受一些诸如此类的“文化遗产”。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有它的惯性。
所谓“对症下药”，也无非两条：一是杜绝权力的赎买，二是将权力社会改造为非权力社会。也就是说，不能让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能让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不能让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具有权力赎买的性质，不能让权力的赎买成为人们的习惯。最重要的，就是淡化权力关系和权力意识。
（可以参考《官与腐败》中的“关于反腐败”、“腐败的文化基因”等节。）
8。3 关于送礼问题
年关的送礼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链条。从造礼者的刻意为之，到送礼者的有所求，再到受礼者的坦然接受，最后到中间环节上的各色人等，送礼经济以一种一年上一个台阶的气势在腐败中越爬越高。有人形容说，送礼经济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成用公家的钱送礼，再用公家的权还礼的怪异之物。送礼，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
一位经济学家把中国的拜年队伍分成两支：第一支基本由各级官员组成，，他们下乡、下工厂慰问职工和群众；第二支既有基层官员、职能部门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有纯粹的经商者，他们专门跑领导机关，跑垄断行业的决策机关。
给上级部门和领导送礼是个很大的学问；因为你送轻了，人家会觉得你没有诚意；送重了，又容易给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出奇出新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直接把礼物和钱拿到领导家，领导不一定敢收，这里的变通之法，就是通过组织碗麻将来送现金。
不仅是国家机关和中国的企业送礼成风，许多外国企业在年关来临之时，也入乡随俗，对各个相关部门进行礼品攻势。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送礼产业链。而作为源头的产商，在中国的几个重要传统节日，都会产生出一些充满噱头、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产品。
从宏观上讲，“送礼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三大颠覆：
一是对社会良性供求关系的颠覆。在这个购买链中间，出现了隐性交易的成交量大于显性交易的情况。一次送礼，显性的交易货物是一盒藏着金表、手机的月饼，或者是一块镶着戒指的年糕；而隐性的交易物，却往往在这些之外，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份合同，甚至简单说，可以是目前官场上的任何东西，甚至只是上级的好印象。
二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更是对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基础的颠覆。“送礼经济”的核心，就在于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方式，模糊化地处理原来的行贿、受贿以及道德低下的问题，让它们变得貌似合法。
三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是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颠覆。这种“送礼经济”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多少礼品从前门送入，又完好无暇地从后门卖出。而失去了隐性价值之后，礼品就变得毫不值钱，在这些礼品上附加的各种价值，也随之流失了。
据报道：四川犍为县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受贿案表明，在权力阶层内部的人际交往中，“送礼”成风，金钱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符号，并不一定每一次送出都有直接的诉求，而只是一种礼尚往来。下级部门行贿上级领导成为公开的秘密，包括日常的行贿和解决临时的特别要求。田玉飞的律师提醒人们注意：行贿是一种官场文化。他的被“双规”意味着一条行贿链的局部断裂，立即引起官场震荡。
“如何”送一件礼物，比送“什么”礼物更重要。
礼物本身并不重要，哪个领导在乎你这点东西？重要的是形式。
送礼的奥秘在于给收礼的人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
小礼要大，大礼要小。
送礼不等于腐败，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但腐败肯定包括送礼，这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当今社会，当领导的最大难处就是无法抗拒别人的送礼。你要拒绝了人家的好意，你就拒绝了工作，拒绝了关系，拒绝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拒绝了别人的礼物，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和和谐，伤害的是人家的面子，损失的是自己的利益。
在今天的官场上，收或不收钱，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你不收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在政治舞台上，你就得出局。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了。
现在送礼的人一般是不见面的，免得让主人和客人都尴尬，这是官场上的游戏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谁不遵守可能就要招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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