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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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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强大、金钱的万能,已将许多人的心灵扭曲,占着现在的位置,盯着更高的,踩着他人的头顶去抢;捂住自己的钱,盯着国家的,不择手段不怕牺牲地去捞,这些已经司空见惯,根深蒂固。
如今是谁的权力大谁的地位就高。但权力和权力又不一样,管物、管钱的也是权力,就不如管人的权力大。
在中国历史上,当有权者行使权力毫无规则、不讲道理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会有三种常见的态度和反应:一是忍着,将一切归于自己的命运不好;二也是忍着,但要找机会成为有权者,将现在忍受的一切加倍偿还给后来的无辜者;三依然是忍着,然后找机会寻求体制以外的权力,比如黑社会,以最暴力的方式将目前受的还回来。
不用说,不管是暴君还是暴官,无一例外地向往第一种结果;最危险的其实是第二种种反应。设法使自己变成压迫者,这种卧薪尝胆的努力中,实际隐藏着一种怨毒,一种对社会的报复。这报复一般都落不到那些原来欺负他的人的头上,而是落到其他的人的头上。
不知道为什么,权力总是横着使,没有一点道理;即使有道理也不跟你解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每个老百姓都被要求象军队里的士兵,奉行无条件服从主义。在这个环境里出来的人,只要有权,就只会横着使。
现在,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有权者的跋扈,已经有了更多的警惕,可是大家对权力的怨恨,却远远高于对弱者的同情。
人生易老,在向权力高峰的跋涉中,一个人能经得起走几次弯路。
世上多是拿得起的人,放得下的何曾见过。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官越当越大,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所谓位高权重。但到了你已经升迁无望,不得不退休养老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感到这一生,除了失落,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者说除了把失落留给自己,其他的都不属于自己。
权力越大的人,越重视权力的牢固性;掌权时间越长的人,越看重别人对权力的尊重。充分享受过权利,才更加懂得珍惜权力,对无视权威的人才更加视为心头之患。
官场险恶的微妙之处在于,不一定把你降职 ,也不一定把你免职,甚至还可能升职,你的厄运就到来了。从高到低 、由好到坏、由富到贫等,便是最高明的排挤。
深知官场秘诀的都知道,在官员政治中,每一项活动都是一个筹码,每一个成就都是刺向对手的一把利刃 。失去筹码,就失去了在官场上的立足之地;握不住利刃,更会被政敌置于死地。
官本位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宦官人格,把人彻底地异化了;权力崇拜使人逐步丧失了个人的人格。
在集权专制下生活久了的人,往往只相信强权,而不相信其它。他们不知宽容为何物,也不知忏悔为何物。人性本恶,没有相应的约束,就会造成灾难。对不同的过失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才会进退有据。
如今社会的主导性质是权力与金钱两元结构,其要害是权力这个支撑点。
现在的事情就是奇怪,机关越大,权力就会越集中在一般干部身上,这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求,这就是县官不如现管。
人在官场,权力赐给你荣誉时,往往也把某种与荣誉相关的灾难种子悄悄种在了你的命运里。
权力是个怪物,只要它存在,它就可以人情化和货币化。
其实服务也是权力,没有权力你服什么务。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先考虑是否有“人”,这说明权力或显性或隐性地“交易”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的是用金钱交易,有的是用人情交易。
权力既迷人又可怕,迷人在于它难以窥探的秘密,它总能汲引人臣服、折腰、献媚、逢迎和顶礼莫拜;可怕的是在于它要统治一切的本性。
有人说,权力可以使掌权者丧失理智和人性;而权力丧失以后,往往可以恢复人性,接近真理。
有了权力,识字不识字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权力这个东西谁都愿意玩、喜欢玩,读书则有读书的玩法,不读书有不读书的玩法。
一切向权力靠拢,这就是官场上的权力法则。
权力在一定阶段是很具体的。权力过度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已经超过了一个人的处理能力。如果你要坚持一个人处理,就和一台个人微机要处理全球的天气情况一样,从物理上讲是很荒谬的,所以必须把权力分散下去。这些权力资源首先到了“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连同首长,构成了神经中枢。
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看,代表公共意志的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有权力,但是,在好多单位,秘书就是公共权力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来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权力的实质就在于应用。权力就象土地一样,你拥有一片土地,如果谁不征求你的意见,想种就种,也不交租,那你的拥有就毫无意义。
分工不同,手中的权力就有区别,因此有关的实惠也就有天壤之别。
历史证明,政治权力如能顺应经济、服从经济,社会就出现繁荣,国家才会富强;反之,如果权力扭曲经济,蹂躏经济,社会就走向衰败。一个新的世界性潮流是,只有实行分散的、集权越来越少的经济管理,才能适应新的经济。
权力崇拜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你想富没有政策不行,还得求权力,求得多 了,权力自然升值,权力崇拜就会更厉害。等到权力经济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权力“统”不起来了,商人更多的是求市场、求业务伙伴,权力崇拜才会淡化。利润崇拜必将代替权力崇拜,商业价值观将在一切制度里发挥同样的作用。
本来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但是,很多人却如拿破仑说的“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人一旦迷上了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的时候,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追求荣誉、自由的乐趣时,人就迷失方向了。
许许多多有过权力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或势力,便大肆抱怨世态炎凉,抱怨人走茶凉。其实世态炎凉本就如此,只是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车水马龙,一呼百应,颐指气使,有求必应抬举惯了,被惯坏了 ,自己却浑然不知,以为都是应该的,以为是自己人缘好,以为别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以为天道如此。如今失势了,才感觉世态炎凉,才有了抱怨。
公共精神是在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中产生,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的让渡,以公共精神为基本理念 的公共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必须突出其公共性,强调公共利益和负责任;而缺乏公共精神的公务员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虽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在公共行政运行过程中,却忽略了对政府具体服务职能的建设;强调政府是一个管理机关,以政府利益取代公众利益,奉行典型的“政府本位”。
自从学者吴思创造性地发现和总结了中国政治的潜规则后,舆论倾向于把一切官场问题都归于潜规则。但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郭元唏(曾经在四川德阳市挂职担任副市长四年多)的《市长手记》一书中,却揭示了: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最荒诞不经的举动大都不是潜规则造成的,而是在政府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的台面上发生的,一切都严格遵循议事程序,一切都严格履行组织手续,一切都来得冠冕堂皇,但结果常常是恶人当道,百姓遭殃。这一切说明官场显规则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事实上,凡是 潜规则流行的地方和时候,多半是显规则失常的地方和时候。
基层政府决策和运行中存在的缺陷是体制上固有的矛盾造成的。这固有的矛盾在根本上是权力的获得来自上级的委任,而不是选民的授予;在宏观上是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在微观上是程序设计漏洞百出或者形同虚数设,党政一把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拥有无限的权力,一切程序都要服从于一把手的意志,是一把手贯彻、落实自己意图的工具。
党内监督、政府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如何真正落实到实处,就是问题了。在现实工作中,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对于错误的决定和决策,在党内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反对声音的,更不用说谁来抵挡了;即使有反对的,也是在会下,不起任何实际效用的议论。
设计并真正实行严密的施政程序本来是用来限制和正确运用权力的,但在中国,许多程序却不幸沦为滥用权力的工具。这就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党委的现实状况。在这样的 显规则下,各级官员无须接受民众认可的政绩检验,可以自由运作自己的升迁。在这样的显规则下,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正被不法官员侵蚀私分,共产党的党政权力逐渐流失到不法官员手中。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木桶理论”作用下(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版),被那些最拙劣的官员拉低了、削弱了,并正在危及其政治生命。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对权力的运作程序进行更新和完善,与时俱进 ,借鉴人类一切成功经验,从宏观到微观,都能有效地约束权力的越位、腐败和不作为,建立新的官场显规则。在目前的显规则下,想按照自己的良 知和职责为百姓办点实事,必然伤害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得罪更有权势的人,结果只能成为书生气十足的另类,成为孤独的人。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商业贿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凡是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大有蔓延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以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已经是屡见不鲜。
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银行、学校、医院、电信等拥有某类特权的单位组织,也都理直气壮地将权力转化为利益。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到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象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
我们都在咒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失衡病毒侵袭的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并将由此得到的好处心安理得到揣进口袋。
民主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人治”,要靠统治者作风上的民主来弥补制度的不民主,要靠统治者的品德来制约他的无限权力。发扬民主作风之类的东西,恰恰说明了是在不民主的制度下,才最需要这些东西。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民主作风反而不需要特别强调,说到底,民主并不是一种作风,不是一件靠发扬就可以取得成效的事情,它是一种制约权力的制度。凡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凡是要靠领导者和部下发扬的民主,也不会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制的优越性在于,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一种定期的纠错功能,错误不易积累到极致;遭大多数人反对的领导人也不可能长期占据高位,除非民主程序被扭曲。换言之,民主制具有一种防止“暴君”的功能。它虽然不能保证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更有效,但成熟的民主制能够避免最坏治理的持续,这就是民主制所谓“最不坏”的特征。
“暴君”的出现有两大必要条件:一是领导人具有足够的个人威望,二是有着不受限制的任期。即使具备这两项必要条件,暴君之出现也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7。10 关于权力与资本
目前中国真正左右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因素是什么?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如果不能制止权力资本化,中国将陷入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境地。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是权力创造市场;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几乎所有的贷款和外资都需要各级政府计划委员会 做担保,当大家没有财产进行贷款担保时,权力体系承担了这个任务。
80年代的改革设计者是这样的:改革要给掌权者以既得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权力靠近市场才能推进改革,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官商是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传统文化是改革的阻力,分别主张民主政治、精英政治和新权威政治等等。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为起点的,许多企业家是官员最近转化的,或间接支持而来,总体上讲很难避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路径。改革是钱与权的交换,但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一次性交换,这意味着一定时期的腐败,用资本赎买权力,迅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腐败会逐渐趋于收敛。另一种前途是多次购买以后权力仍然存在,甚至会固化和夸张,这样腐败就会发散,市场经济反而不能推进。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中国出现。
90年代的改革与80年代不同,社会世俗化、利益集团化、权力资本化逐渐成为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改革和开放有了实质性的和更加广泛的推进。但由于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滞后,作为改革主力的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单纯的改革对象和成本承担者,出现了在改革中绝对受损失的社会阶层,少数人窃取 越来越大的增长和改革好处,强势集团做大,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断裂”。作为衡量社会收入分配指标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初期的0。2急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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