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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1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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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所谓学问,基本上是文、史、哲。学问和政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于人的是“随机应变”,而学问要求于人的是“特立独行”。
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总是好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文治,相当重要的内容就是“治文”。说白了,就是整治文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如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也是如此,后世以种种庄严的口号出现的文字狱和政治运动,也莫不如此。宋朝是一个对文人比较宽厚的朝代,却也概莫能外。而在整治文人中,最得力的打手七是文人的同僚。这是中国文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为文人提供了两种人生道路:入世与出世。“入世”,即积极地投身和参与政治;“出世”,即疏远和逃避政治。中国文人的从政,主要的方式是“进言”,是否敢于进言,进什么言,如何进言,这能显示出一个文人的政治品德、见识和智慧,也能决定一个文人的政治命运。能不能听言,听什么样的言,如何对待言者,这不止表明一个最高掌权者的襟怀,更能显示他是明君、是庸主、还是昏君。
孟子有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也被历来众多政治人物作为自己从政和立身行事的准则。孟子将政治人物的人生处境分为两种,一是“穷”,即仕途处于困境,没有了权力,想要治国平天下也无能为力,只好管住自己;二是“达”,即仕途处于顺境,地位日趋显要,权力日趋增多,这时就可以为天下百姓尽力了。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至少中国的历代官场如同酱缸,很少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这话有点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政治环境对置身其中的人的影响。毕竟关系着名和利。人非圣人,能对名利无动于衷的人,世界之大有几人?问题在于取之有道否?有道,则为君子;无道,则为小人。但是,纵观历代官场,纯粹的君子和地道的小人又有几人?
政治舞台的诱惑太多了,太大了;外界的压力、拉力也太多了,太大了;使得一些即便原来很正派的人,想要保持洁身自好,抗拒这种诱惑、这种外力都很困难;更何况有一些从政者,原本就不是什么好坯子,他们从政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种诱惑来的,这是他们从政的内在动力,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压和拉。
然而外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外力首先来自最高掌权者。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掌权者的政治目标,道德水准,取舍好恶,能极大的影响臣下政治行为的举措和道德的走向。
仕途上的中国文人,最讲究一个“忠”字,所谓“忠”,就是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当你走上政治舞台时,你选择了什么,追随了什么,你就不能改变,否则就是不忠,就是变节,而不忠和变节,是最可耻的。这是控制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锁,更是维系一种制度、一种主张、一个政权和一个掌权者地位的思想柱石。
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事务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将太多的政治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中国文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君、国、民以及自身,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君应当是明君圣主;国应当是政治清明,实行仁政。
“忠”这是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性格高尚与低劣的核心要素,“忠臣”是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有了这一称号,就可以垂范千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忠”的表现应当是“从君之命”,这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服从,二是从一而终。既然是绝对服从,就不许有非议;既然是从一而终,就不许有改变,终身不逾,否则便是大节不忠。
但是想让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得有一个前提,即被忠的对象是始终正确的,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对象永远都不存在。当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忠臣”名单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对面,总有一个形象暗淡甚至狰狞的最高掌权者的身影。
一般说来,忠臣的出现与否,总是与权力行使的正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国君的权力能够正常执行、人人都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时,只有能与不能的问题,无所谓忠与不忠的问题。只有国君权力的行使出现偏差,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失去控制或者失灵的危险时,“忠”的重要性才被突显出现。说明“忠”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政治危机的产物。
有三种情况是产生忠臣的历史契机:
一是权力的失误,即最高掌权者的决策出现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害,而大多数官员或者曲意奉承,助纣为虐;或者明哲保身沉默不语。有那么一种人,不计利害,不顾后果愤然抗争,于是忠臣产生了。
二是权力的失控。专制制度下,权力的一大特色就是权力的独裁、独断、独尊、独享。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是不允许分割的,但是能否保证权力的独有,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最高掌权者幼弱、昏庸、无能,如果某种势力集团过分强大,便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削弱、失控,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和黑暗,这时就需要忠臣,同时这也是产生忠臣的时代。
三是权力的失败。大凡一个权力集团、一个王朝、一个国家行将灭亡之际,也是最为需要和最会出现忠臣的时候。
忠臣的事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却总是感动不了他们所效忠的对象,甚至引起这些对象的反感、厌恶、愤怒,遭到打击和迫害;忠臣的英名,永垂青史,可他们却无力改变现实。
人们总以为,所谓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民。其实,对个人不幸的顾影自怜,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方面。古代中国文人之所以好顾影自怜,并不完全是由于多愁善感,实在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道路,只有窄窄的一条,即仕途,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所谓怀才不遇,说白了就是被权力所拒绝。有些人的被拒绝,往往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文人相轻,同僚相忌相害,是中国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谓“俯仰权势”,是指对权势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的文人们,在权势面前的常态是热衷、是趋附、是依附;但有时,也会表现出某种傲视、漠视、藐视、甚至敌视。有人认为,中国文人身上天生有一种傲骨,即对权力的傲视,这实在有点抬高了中国文人。如果我们承认“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唯一的人生道路的话,如果我们承认所谓的“仕”,即取得权力,以便为更高一层次的权力效力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追逐权力的人,会对他所要追逐的猎物表示轻视,表示傲视呢?一个商人绝对不会傲视利润;同样,一个文人,尤其是仕途上的文人,也是绝对不可能傲视权力的。中国仕途上的文人,面对权力,经常表现出来的,倒有一种或轻或重的奴性和软骨病症状。
在后世,凡是几个文人,一旦交往过多,被冠上什么称号,便会被当权者所忌讳,被视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与当局相对抗的政治性小团体,其下场往往都很不妙。
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中庸之道”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这种哲学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好。所谓“过”,就是“操之过急”;所谓“不及”,就是“无所作为”。它主张从这两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所谓“中”,要有所作为,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徐徐渐进,但不能原地踏步。
中国人的主人心理和奴才心理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作怪。主人没有想到的,奴才替主人想好了;主人没有叫奴才作的事情,奴才自己做主做了;主人一个眼色,奴才跑得非快;即使奴才做了坏事,主人也不好意思斩草除根,因为奴才毕竟是自己的奴才。如果当官的对下属没有主人思想,下面的官对上面的官没有奴才思想,中国的许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美国国际公众广播电台记者方家麟女士说:我对中国人的正义观不理解,中国的正义跟权力有关系。许多人不是希望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而是我如果赢,另一方必须输。这是一种欺负人的文化所产生的结果。
24。9 官场哲学——厚黑学
哲学是观念的精华,指挥、制约着各项活动,高居于尊贵的地位。官场上盛行的哲学叫厚黑学。
厚黑学的总纲是:脸厚、心黑。心不黑,脸不厚,在官场上就寸步难行;心不黑脸皮厚也难以立足,心黑脸皮薄也做官不会长久,必须脸厚、心黑才能无往而不胜。
厚黑哲学的范畴是“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闲。求官者必须放下一切事情不做,用一切时间契而不舍的去求官。
钻——钻营奔走。无孔不钻,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出孔来。
吹——吹牛。口讲、笔写,一切场合都吹。
捧——捧场。
恐——恐吓。抓住上司的弱点,借机点到,加上捧字,互相为用。
送——送礼。
六字结合,上司或被一字击中,或连中三箭,官职即可到手。
“做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洞。文字、办事都要空洞,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恭——卑躬屈膝。对上司及其亲朋都要献媚微笑。
绷——绷劲。对下属和百姓从仪表和言谈上都要显出满腹经纶。
凶——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凶狠又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聋——耳聋。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弄——弄钱。
前面求官、做官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厚黑哲学的的发明者李宗吾,生于1879年,到清朝灭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民国元年,作者在成都《公论日报》上逐日登载,总结、概括、提炼、升华清末官场的事实。素材和资料都来源于晚清,当然是晚清官场哲学。厚黑学发表只好,人们视为奇书,一是言其概括之精辟;一是立论之奇异。
需要再提炼的是,可以变作“厚黑长哲学”:脸厚、心黑、手长;“巴拉压主义”:对上巴结、平级拉拢、对下压制。就更精炼完整。
官场哲学高度概括了清末官场吏治。
进入社会难,看透世事、适应社会更难。进入社会,你必须成为社会人;进入政界,你必须成为政治人。学好《厚黑学》就能应付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情。脸皮厚和心肠黑是获得成功的两大秘诀。
中庸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粉饰,符合常理叫做庸。达到中庸的境地,天地正常运行。为官者必须学会中庸。
官场“庸道”之上、中、下乘
看了关于治庸官的议论,我觉得还应该对庸官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分析。须知当今之官场,“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姑且称之为“庸道”。而且此道甚为练达,得道者非同小可,其弊病相当深广。如果只看到庸官,不识破“庸道”,那我们就也有点“庸”了。
“庸”之为道,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堪称中国官场文化一绝。经初步探讨,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秉承传统官场为官之道并掺以现代灰色人生哲学搅拌而成,寄生于现存的干部体制弊端以行其道,其修炼功夫颇为精深,本文只能举其大端。
“庸道”之上乘,乃曰以“庸”取胜。许多人可能对庸官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滥竽充数的昏庸之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庸官干事平庸无为,但做官却相当精明。有些官员只所以要“庸”一点,非但智商不低,相反是智商特高的表现。一般人只知道以“干”取胜,他们却知道“庸”也可以取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轻巧取胜,可以说是深得此道应用之妙。在官场上,不仅没本事的人喜欢用,就是有本事的人有时也要故作“庸”态,其言合乎中庸、其行貌似无为,这样就显得“忠厚老实”、听话好用,不但可以以“庸”藏拙、以“庸”遮过、以“庸”保险、以“庸”避风,而且还能以“庸”保官、以“庸”得宠,乃至一“庸”而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上颇遭“庸”议,但在官场上却“庸”得可以,大多四平八稳,有的比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些。如今官场上一些“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吗?
“庸道”之中乘,乃曰以碌代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间或上网聊聊天,固然庸态可掬,但这样完全以逸待劳的庸官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可能长久。如今官场存活率较高的是以“碌”代为的庸官,为官者忙文山会海、忙上传下达、忙迎送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办事的围着长官风车般地转、抱着公文电话轱辘似的绕,整天忙得跟“打仗”一样。至于是真忙还是假忙,是运转还是空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可以说,在领导机关办事效率缺乏客观尺度的情况下,官员们“碌”而庸在所难免、也身不由己,这样就使庸碌为官之道合法化、正常化了。得道者只要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就可以以碌掩庸、以碌代为,博得勤政的声名。于是越庸越碌、越碌越庸,庸碌终身无所作为,却可以大言不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拿他没治。况且有的“碌”得稳中有升、有的“十年媳妇庸成婆”,碌而庸、庸而福者不在少数,更见此道之通达也。
“庸道”之 下乘 ,乃曰以庸保身。在某些官场生态环境里,机关干部中除了“南郭先生”之外,想不随声附和还真不容易。其中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者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长期窝在机关里郁郁不得志,有的暂露头角即遭风吹雨打,几经挫折,他们在压抑之下渐渐心灰意冷,也渐渐学乖了,于是遁入”庸“门,采取“三不主义”:不出头、不显眼、不提意见。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规中纪,唯唯诺诺,“庸”中求存,明哲保身。所幸者逐渐就会转变同事的看法,博得上司好评,说他们终于“成熟了”。这些在宦海中埋没和自残的庸官们难免活得有些窝囊,却也“庸”得安逸、“庸”得滋润,最后还能“庸”成正果,终身待遇远非庶民可及,封妻荫子不在话下。多少知识化专业化化上去的干部后来也明白了,“庸”中也有黄金屋、“庸”中也有颜如玉。
如此“庸道”得以奉行官场,固然有其体制性弊端的依存,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现象存在,既涉及官员的价值取向,又涉及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是“官念”上的畸形、是信念的退化、是官德的缺失,其危害就远远大于那些浮在表层的庸官。它不仅使庸才得以保全、使人才变成庸才、使庸官得以升迁,更造成干部任用和组织人事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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