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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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既没有被遗失，也没有被遗忘。恰恰相反，在中国，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南山的敬意：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第三章　举世皆浊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然而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人间。　
　　　　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三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饣甫其糟而歠其酉丽？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复与言。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离骚》里，他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800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质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蕨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饿死了。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到，为了抵御饥饿，分散注意力，他们经常唱下面这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在《论语》里，孔子评论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第16章）。孟子（约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称伯夷为“圣之清者”。然而在称赞这对兄弟的同时，孔子和孟子告诉他们的弟子，这样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无疑问，孔子和孟子是会仕周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从政和隐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的。张良和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张良的祖先世代为韩国（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统一全中国的进程中，韩国被吞并了。作为孝子忠臣，张良发誓要为家族和国家的荣誉而复仇。但是为了确保他能够活得足够长，以实现这一抱负，开始的时候，他隐居到了山里。在隐居期间，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谦恭的品质进行了考验。这位老人看起来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奖给张良一卷失传已久的吕尚的《太公兵法》。事实证明张良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走出隐居生活以后，他帮助刘邦推翻了秦朝，创建了汉朝。　

　　　　为了表达对张良的感激，新皇帝愿意赐给张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块封地，于是张良选择了终南山南坡的留坝。然后张良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从世俗事务中抽身引退。之后他开始辟谷，并且练习调息，希望能使自己变得足够轻，好飞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　

　　　　在此之前，当张良还在隐居和研究吕尚兵法的时候，新建立的秦朝开始征召全国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统治是以残暴而闻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绝应召，他们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原则，因此隐居到终南山南面的商山。在那里，他们靠采集草药为生。根据《汉书》记载，他们经常唱这首歌以自娱：　

　　　　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　

　　　　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　

　　　　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　

　　　　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　

　　　　不如贫贱之肆志。　

　　　　尽管他们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却声名远播。秦始皇曾试图引诱他们出山，刘邦也这样做过，可是都失败了。后来，当刘邦将要废太子而代之以宠妃之子时，吕后向张良求助。她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说服了商山四皓，使他们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谦恭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商山四皓来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宫。当高祖看到太子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这些人的敬重的时候，他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并且叮嘱商山四皓好好辅佐他的儿子。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是隐士诸葛亮。他结束了隐居生涯，而去辅佐一位明主。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当时全国各地战乱纷起。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荆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庄里，以逃避乱世。之后他在那里隐居了十年，并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徽为师。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经供职过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位人选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拜访诸葛亮。可是就像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即使是作为大人物去拜访隐士，刘备还是不得不三顾茅庐，才得到了诸葛亮的接见。当这两个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刘备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乞求诸葛亮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国。诸葛亮同意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有一次，他指挥一支仅2000人的队伍赶走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很少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殒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殒落于其中的山谷。　

　　　　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经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上：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假定事实如马修·阿诺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这个差别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它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　

　　　　隐居和从政被看作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有时候是隐士、有时候是官员罢了。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中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被从宫廷中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国，隐士们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他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朴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得更清楚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第四章　访道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本书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老子的《道德经》。根据记载，《道德经》是老子在终南山写出来的。于是我们从函谷关开始，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去终南山访道。在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我们终于得以聆听道的真谛。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道”的意思是“道路”，它的引申意思是“生活道路”。但是最开始的时候，“道”并不是旅行家或哲学家的用武之地，而是部落萨满的专利。萨满们维持着生者和亡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没有比在月亮的盈亏——也即阴阳上体现得更清楚了。　

　　　　根据杜而未教授的语言学分析和文本分析，“道”这个字最初是指月相。中国最早的道教徒就是拜月的男女萨满，他们利用自己灵魂飞行的力量，去探索月亮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