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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红尘-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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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魈负昧耍荚诤贤铩Ｋ奚崧ビ�36个房间，每个房间上下铺能住6个工人，完全够用，留下一楼几个房间做伙房和办公室。”
林雪红也极认真地点点头说：“嗯，很好。”
这时候叶子农和林雪红是用中文交谈的，不需要翻译，但是女翻译徐红可能与林雪红比较熟悉，还是插了句嘴，说：“林姐，宿舍楼的房间当餐厅有点小了吧？”
林雪红说：“把东头的两间房打通了当伙房用，工人打了饭到自己房间吃去。”
华人商会的一位朋友也说：“刚创业没必要那么正规，其实工人更困难，不困难谁来这儿打工啊，以后生意好了可以逐步改善。”
看过了外部场地，大家又陪同林雪红到厂房里视察，厂房里废旧的机器还没拆走，上面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停产很久了。
厂主用英语对林雪红说：“签过合同以后，我们会按合同在10天之内清空厂房。”林雪红也用英语回答：“好的。”
视察厂房之后回到办公室，林雪红作为承租方法人代表的身份没有对叶子农的选址提出异议，于是双方正式签署厂房租赁合同，合同文本是厂主准备的，一式三份，因为中介公司也要持有一份，中介公司是要凭借这个向承租方收取服务费的。叶子农把合同文本又详细看了一遍，没有问题，双方就开始签字。
林雪红把纽约裕香阁公司的印章盖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包里拿一万美元定金交给厂主，厂主也把厂房的设计图和地下管线图等资料交给林雪红。合同规定，厂房年租金为两万美元，自机器投产后开始起算，租期15年，租金按每年1。5％的比例递增。定金一万美元，如6个月内厂房不能投人使用，合同自行失效，定金一万美元归出租方所有，承租方无权索回。签完字，厂主和林雪红两人只是握了握手，没有香槟酒，也没有掌声。
华人商会的那位朋友笑着说：“林总，这也太简单了吧？”
林雪红也笑着回答：“哪里，晚上请大家吃饭，以后还仰仗各位多照应呢。”
叶子农对莫尔说：“从现在起，这些建筑的使用权就归我们了，你可以工作了。”
莫尔说：“明白，我只有两天的时间。”
叶子农又习惯地把衣袖推上去，点上一支烟。布达佩斯的工作就此告一段落，现在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在想红川……
第九章
星期五的晚上，方迪房间的灯亮了一夜。
方迪脖子上挂着专业监听耳机，一会儿抽口烟，一会儿抓起酒瓶喝口啤酒。那台专业的开盘录音机转转停停，她听一段，摁下暂停，娴熟地操作键盘打成文字。录音机里的内容是对方把采访录音通过电话传输从北京传到纽约的，方迪再用麦克风对着电话听筒把录音采集下来，所以音质很差，有些说话片段需要戴上耳机加大音量反复听，再结合前后问答判断才能明白意思。从国内传过来的关于叶子农的调查资料有传真文件和采访录音两部分，她需要把两部分汇总、归纳，形成一份简明扼要的调查报告。
方迪出身于军人世家，爷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父亲是少将，哥哥军校毕业后就下连队，走的也是从军道路。方迪从小在北京军区八号家属院长大，简称“军八大院”，因为大院有一种“比”的风气，比谁家的孩子有本事，比漂亮，比才艺……所以大院的孩子特别能吃苦，军八大院也就有了“魔鬼大院”的别称，意思是孩子受苦的地方，从军八大院出来的孩子都以此为荣，常挂嘴边一句话：我是谁？魔鬼大院出来的！
方迪19岁就读纽约圣尼耶尔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完新闻学硕士又报考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她从19岁独自离开北京，在纽约这座城市已经生活6年了，已经逐渐适应了这座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
这是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附近的一座学生公寓，分4种户型，可以独租，也可以几个人合租。方迪是一人独租的小户型，卫生间和厨房很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15方米左右的房间，集客厅、卧室、书房于一室。房间里除了单人床和衣柜，最显眼的就是靠墙摆放的一张裱画台子，2米多宽，1米多深，上面摆了一堆新闻采编的设备，有专业录像机、专业摄像机、开盘录音机、有线麦克风、喷墨打印机、电脑、显示器、音箱，俨然就是一间新闻采编工作室。除了这些还有台式化妆镜、化妆品、碗筷等生活用品，这虽然不是一张严格意义上的桌子，却是集梳妆台、写字台、电脑桌、视听编辑、饭桌于一台。裱画台、单人床和衣柜摆放得很拥挤，硬是挤出了门口的一片不到5平方米空地，视觉上显得很不协调。方迪喜欢跳舞，这块空地是她闲时练舞的专用领地。
开盘录音机时断时续。
陕北延秀当年村支部书记的声音：子农刚下乡嘛，那时还是个娃，我问他会做啥，他说会打架，那我说那你去看山林吧……
陕北延秀一女村民的声音：子农那脏得呀，脖子上生疮，手都冻烂了，就那，人家不耽误学习，那《资本论》啥的，厚得像砖头……
陆军作战部家属院前居委会主任的声音：哎哟，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补偿款子农都没要，那孩子倔，说那是父母的命钱，花不出去，他说他们都是党的人，要尊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东西都当党费交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声音：有过几次交流，见解独到，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东柏林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的重要标本，我相信子农已经预见到了柏林墙即将倒塌，作为学者当然希望目睹那一幕，见证历史……
方迪一边工作，一边不时通过衣柜的镜子看看自己。这个角度不是巧合，是她从一开始布置宿舍就设计好的角度，这或许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孤芳自赏。她看着镜子里的女人，镜子里的女人也在她脑海里不断幻化，像一个风情万种的极致女人。
调查报告终于整理出来了。关于叶子农的调查报告：
叶子农的父亲，叶辉——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延安杭日军政大学毕业，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陆军作战部参谋，少将军街。1967年被造反派隔离审查，1968年被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因劳累折磨诱发肺部枪伤致死，时年52岁。
叶子农的母亲，林静如——1928年出生，上海大资本家的女儿，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1950年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1952年在朝鲜战场与叶辉相识，1953年任外交部俄语机要翻译，1967年被造反派批斗，因不堪凌辱投河自尽，时年39岁，留下遗书：我对党是忠诚的，我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诚的，请党审查我。
叶子农本人，叶子农——1954年出生，1960年入北京军区机关小学，1966年入北京红杉中学，1967年因父亲被隔离审查和母亲“自绝于人民”而在学校深受歧视，纠集团伙称霸一方，游荡在校园内外打架斗殴。1970年初中毕业下乡，到陕西延秀插队落户，做护林员，因为打架不要命远近闻名。为了搞明白父母至死都忠诚的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大重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了直接阅读原著刻苦学习英语、德语。1978年父母平反，叶子农把落实政策的房子和补偿款全部都替父母当党费交了。同年中国恢复高考，叶子农考入黄埔政法大学，两年后退学。1981年叶子农考入六祖佛学院，两年后再度退学。1984年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革命历史考察。1987年在陕西清东油田开办汽车修理厂，涉嫌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紧缺物资。1988年侨居柏林至今，目的是以东西柏林为标本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据一位学者说叶子农对柏林墙倒塌有预见，去等待目睹那一幕。
综合被访者的评价：一、懒散，没有上进心。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
1991年9月20日
方迪把原始文字和语音整理出来，形成简练的叙述文字，再把中文稿按照要求翻译出一份英文稿，两种文字稿各打印3份，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做完了全部工作。她困极了，倒在床上便睡，直到被闹钟叫醒，睁开眼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床头的课程表，一翻身又睡了。
中午过了饭时，老九店里的员工都下班了，午饭后和晚饭前员工们有一段不到3个小时休息的时间。老九没回家，在办公室里准备红包。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按店里的传统，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给员工发红包。老九的生意不景气，红包的钱数也是象征性的。
到了4点多钟楼下开始熙熙攘攘起来，员工们又来上班了。老九听到楼下的动静，把一沓红包锁进抽屉，拿上几张不知是新旧的报纸下楼了，到吧台要了一包烟和一个印有本店广告的一次性打火机，自己出去了。他沿斑马线穿到马路对面，顺着人行道往东走了大约20多米，那儿有一家大型超市，超市门前人口处是一个长方形平台，环平台三面有台阶，他就在平台西侧的台阶上垫上报纸，面朝西坐下，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饭店。
老九不嗜烟酒，至少没有烟瘾，只是碰到一些场合抽个一两支。今大他是想抽烟，或者说是为了抽烟而抽烟，似乎抽烟已经成了一种思考的象征，或者是释放烦恼的方式。自打他从柏林回来以后，他的烦恼越来越重了，饭店不温不火的生意比以往更加刺痛着他。临近中秋节了，饭店也挂起了彩带、灯笼，但是节庆的气氛也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
格罗蒂亚大街车来人往，一年四季像集市一样繁华而喧闹，人行道上不同的脚步、不同的表情匆匆而过……老九就这样久久地、静静地凝望，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都抽到嘴苦麻木了，他还在继续抽，好像在故意虐待自己。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也不需要在意，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其实不是，他是忘了嘴苦，只顾在心里念叨一句话了：难道我老九这辈子就这样了？
忽然一个走出商场的熟人发现了他，说了一句：“九哥，坐这儿干吗，看妞呢？”
老九应酬地一笑，看着那人走远了。
一会儿，又有一个声音叫他：“九哥，坐这儿干吗呢？”
老九闻声移过视线：“哟，是方迪呀。”
方迪说：“去店里找你，吧台说你在这儿呢，说你都坐好几天了。”
老九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就昨天坐了会儿。下午没课了？”
方迪说：“有，不很重要，逃课了。九哥，调查结果出来了。”方迪说着，将包里的文件袋拿出来交给老九。
老九非常高兴，接过来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说罢赶忙抽出来看了看，英文、中文的都有，很满意地点点头，从身下分出一份报纸说：“你坐会儿，我先看看。”
方迪也坐在台阶上。
老九看了一遍中文稿的，说：“这下有底了，一看就不是瞎糊弄的人。”
方迪问：“一万美金，你不觉得代价太高了吗？”
老九说：“我知道这事的难度，没点背景是办不来的，也办不了这么快。跟罗家的事比起来这点钱真不算什么，没准儿我那5万也能收回来呢。”
方迪又从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纸包递给老九，说：“这个你拿着。”
老九问：“什么？”
方迪说：“你先拿着。”
老九接过，一上手就有感觉了，说：“钱？”
方迪说：“用了2000，除了长途话费还给他们买了点小礼物，都不是值钱的，就是表个谢意。还剩8000，你点一下。”
老九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你寒掺九哥？”
方迪说：“我说一万，如果是可办可不办的事，也许你觉得代价太高就放弃了。”
老九说：“那也不行！这钱也不是我一人出的，你给谁省啊？”
方迪说：“九哥，你别急呀，容我解释一下行吗？”
老九说：“你说。”
方迪说：“我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其实我到现在都拿不准这事的深浅，话费单和购物发票我都保存了，账目清清楚楚。这事是没事则已，一旦有事，是不是以牟利为目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深浅我还是知道的。我一个丫头片子能有什么能耐，人家帮我还不都是冲我爹来的，虽然我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利用的还是公务权力，拿了你的调查费就是利用国家职权牟利，一旦有事这牟利的性质就严重了，这不是害我，是害我爹呢。”
老九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你看……这？”
方迪说：“你当我愿意整天累死累活的？是没办法，我得挣钱哪，学费、房租一大堆开销呢。虽然苦点，可没后遗症，睡觉踏实。”
老九说：“其实你要亮明身份，会有很多人找上门关照你的。”
方迪说：“不说这个了，这事就这样了。九哥，你坐这儿干吗呢？”
老九说：“这生意一直半死不活的，愁！”
方迪笑笑说：“那也不能坐这儿呀。”
老九感慨地说：“我在想啊，人家都见路不走了，我还不知道路在哪儿呢。要是罗家这事让我摊上了，我该咋办呢？说不定我会愁死呢。”
方迪说：“我的论文选题又被导师否定了，还遭了白眼，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没有哇，那就厚着脸皮硬扛。发愁的事谁都有，慢慢就熬过去了。”
老九笑了笑，说：“好啊，借你的吉言，慢慢熬过去。”
方迪起身说：“那我就不陪九哥聊了，明天演出，我去总会再跟指导碰个头。”
老九也站起来说：“我也得去趟商会，把文件送去。”
送走方迪，老九自己收起一份调查报告，然后开车去了华商会。
华商会在加拉迈北街一幢楼房的一楼，门口停着几辆车，许主席站在一辆车旁跟人说着什么，一个小伙子往车里搬东西。
老九停好车，走过来跟许主席打招呼：“老许，干吗呢？”
许主席笑道：“九哥来了。这不中秋节了嘛，给几个老关系送点月饼。”
老九走近了说：“叶子农的调查结果出来了，这不，刚拿到就给你送来了。”
许主席说：“走，屋里坐。”
进到许主席的办公室，老九把调查报告和8000美元拿出来。
许主席诧异地问：“钱没用完吗？”
老九说：“人家不挣这个钱，只收了2000成本费。”
许主席看了调查报告，说：“嗯，跟口传的差不多。行啊你，路子挺硬的嘛。”
老九说：“别提了，人家是真不愿意沾这事，也就碰上我这么个不识相的。”
许主席说：“办成了就好啊。”
老九说：“要是戴梦岩还刁难叶先生，后续资金我出了，我信他。”
许主席说：“我和老钱商量过，没冻结那12万补偿金，有点过分了。这里面戴梦岩的利益最大，真到成事的时候用钱，我看她比谁都掏得快。”
老九说：“朋友说，有人也在调查叶子农，走的是正规渠道。”
许主席说：“可能是红川方面，人家也要摸摸底呀。”
老九问：“那事怎么样了？”
许主席说：“听雪红说还不错，名单多报了5个，叶子农也没说什么。”
老九说：“这种事要放开了，那还不跟涨潮似的，要不咋叫出国潮呢。”
许主席拿出通讯录查找电话号码，一边说：“我得跟布兰迪说一声，人家出的钱，这就算有个交代了，再让他抽空把钱拿回去。”
查到了号码，许主席给布兰迪打电话，先打到布兰迪办公室，布兰迪不在，许主席这才想起是周末，又打到布兰迪家里。
那边布兰迪接到电话，很职业地问：“你好，哪位？”
许主席说：“我，老许呀。”
布兰迪马上变成了随和的语气，说：“是许主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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