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红尘-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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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顿饭吃到过半了，老九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给方迪，说：“合作的事，我提了几个条件，打印出来了，没多少字，你看看。”这是一张横向对折的A4打印纸，方迪展开一看，字是繁体中文的，用的应该是台湾或香港的文字软件，内容也不多，大概意思是—
一、同意合作。
二、同意各半股份。
三、老九禅面的中国公司不受方迪出资能力的限制，需要多少投多少。方迪的出资部分由老九借给方迪，无息，借期5年，从逐年分红中按适度比例偿还。
四、方迪必须向老九借得不少于30万美元的专项消费借款，专项用于方迪在北京买一套高档住房和高档轿车，无息，借期5年，从逐年分红中按适度比例偿还。
五、方迪所持股份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只能按原始出资额由老九收回股份，不计算原始股份的增值和品牌的增值。
六、如果方迪在两项借款没有从逐年分红中完全偿还之前提出退出公司，方迪的出资借款和专项消费借款则按20％的年息和5年借期计算利息。
老九的条件既表达了合作诚意，也表达了对于方迪从事餐馆行业的决心有疑虑，丝毫没有拒绝与方迪合作的意思，方迪对老九这次宴请的用意判断错了。
方迪不解地问：“九哥，那你这顿饭……不是拒绝我呀？”老九一愣，说：“你想哪儿去了？你这样的人才肯屈尊跟九哥合作，我敢信吗？你要真下决心了就敢接受这条件，否则这顿饭就是九哥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了。”
这个转折太陡然了，完全出乎方迪的意料，她笑了，说：“我以为九哥是拿这顿饭打发我呢，这么好的条件我到哪儿找去？九哥太抬举我了，我还白赚了一顿大餐。”老九说：“那你就起草个合作协议吧，签了，就当真了。”方迪说：“好的，这两天我就把协议写出来。”老九说：“不管你是实习还是合作，都需要你到北京打前站。如果签了协议，你就尽快回北京吧，把车和房子买了，盯着压面机，注册商标，筹建生产基地。”方迪说：“好的。”老九停顿了一会儿，说：“还有个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方迪问：“什么事？”老九说：“依你看，控制市场风险什么最重要？”方迪说：“当然是判断最重要，你首先得能看到风险，否则无从防范。”老九问：“咋判断呢？我要早知道老九面王是错的，我还能傻到花钱买错吗？”方迪说：“判断是一种能力，是认识事物的能力。就像咱们好多人，我能跑，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跑。能跑是一种能力，知道该往哪儿跑更是一种能力，咱们好多人都是跑了半天跑错了，白跑。人家知道方向的人不用跑，慢慢悠悠散步都会比咱们先到达。”老九说：“如果你我的意见不一致，又都认为自己对，那公司该按谁的方向跑呢？”方迪无法回答，语塞了。
老九说：“子农说过，要依法不依人，要依法。话是没错，可我总觉得，要是咱不知道该咋依法的时候，依个明白人就比依咱自己要好点，这也是依法。在你没提合作之前我就在想啊，拿出来20％的股份给子农，不需要他出资、管理，叫帮看股。他可以不接受，但是咱表达了诚意，真有咱判断不了的事了，他总得帮咱看看吧。”
方迪这才听明白老九的意思，笑着说：“现在我认为，没有九哥的餐饮业，将是少了一份光辉的餐饮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赚钱将是战无不胜的！”
老九也笑了，说：“那就是你同意了？”
方迪说：“我尊重九哥的意见。”
老九说：“那就写到协议里，你我各40％，子农20％，这样决策就有了保障。这事等第一次分红的时候再告诉他，他接不接受都没关系，起码咱的诚意表达了。”
方迪说：“九哥，你在红川耗这一个月，太正确了！”
第二十五章
上海下起了小雨雪，干冷的空气融进了一股清新的湿润。上海丽宫国际会议酒店，一个有关军事安全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里举行，包括东道主中国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加上联合国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派出的观察员，参加会议的人数有200多人，酒店周围加强了警戒，出入酒店的大部分都是各国记者。
张志诚不是军人，也不是军事专家，是国家安全部下属机构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作为中国代表成员出席会议。
上午的会议开到临近中午12点，各国的与会人员陆续离开会场，大部分代表都是先回各自房间，准备到餐厅进午餐。张志诚跟十几个中国代表一起出来，一起乘电梯上楼，出了电梯拐进走廊时，他发现周秘书站在他的房间门口，显然是在等他。
张志诚40多岁，方脸，中等身材，乌黑的头发里夹杂着少许白发，眉宇之间透着一股沉稳的精干。他走近了门口，说：“不是说了午饭不等我了吗？”周秘书说：“北京来个电话，有情况。”张志诚开门进屋，先去了趟洗手间，出来问：“什么事？”周秘书说：“纽约《NRG世界民主联盟周刊》登了一条消息，侨居柏林的叶子农被任命为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政治部部长，NRG联盟是老冤家了，这个事件有政治影响，上面指示要关注一下，由您负责经办。”张志诚问：“叶子农是什么人？”周秘书说：“是已故叶辉将军的儿子。”张志诚明白了，点点头，然后拿上厚外套和羊毛围巾说：“下去说吧，上海局的车子在下面等着呢。”
刚一出门，迎面碰上几个正要去餐厅的中国代表。酒店里的温度非常适宜，如果不到外面是不需要厚外套和围巾的，一看就是外出的装束。参加会议的中国小组有规定，会议期间不得擅自离队，有事须提前请假，经组长同意后方可离队。一个海军军官随口打招呼：“出去啊？”另一个陆军少将跟张志诚很熟，笑着说：“嘿，想擅自离队咋地？”张志诚笑道：“哪里，哪里，特批的。”旁边一位老将军是组长，说：“志诚是上海局出来的，准他吃顿娘家饭吧。”
下楼的一路上都是人来人往的，不能谈工作。张志诚也趁着下楼这段时间在脑子里思考怎么安排北京的工作，他对这个叫“叶子农”的人一无所知，但是对叶辉将军的大名还是有所耳闻的，在战争题材的影视剧里也时常能看到这位已故将军的名字。
外面小雨夹着雪粒还在下，上海国家安全局的车子已经停在酒店门口了。车里的人看见张志诚走来就下车迎上去，张志诚对他说了几句什么，那人又回到车里，张志诚这才到酒店大厅一处无人的地方跟周秘书交代工作。
张志诚说：“你给秦处长回个电话，一、这是急茬急办的事，要快。二、先从外围摸摸情况，渠道要可靠，不要贸然靠近，看清点脉络了再说，别情况不明就弄出一堆动静，一旦有哪儿不合适的不好收拾。三、找几个政工专家候选，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正常的处置是选个合适的人以合适的方式找他谈谈，晓之以理，做了我们该做的就行了。娘要真想嫁人，谁也拦不住。这个工作要做在前头，要先有个准备。”
周秘书说：“明白，我马上去办。”张志诚说：“跟老秦说，后天下午开个碰头会。”周秘书提醒道：“研讨会后天上午结束，会后还有活动和欢送晚宴。”张志诚说：“活动和晚宴我都不参加了，研讨会一结束我就回北京。”周秘书说：“好的，机票的事我去办。”张志诚交代完工作，出去坐上车走了。
上海的军事安全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刚一结束，张志诚就马上赶回了北京。北京的气温比上海低了许多，冷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针刺一般，灰蒙蒙的天空飞扬着零星细碎的雪花。前来接机的秦处长、焦干事和张志诚的司机、保卫4个人在大厅等候，一见张志诚和周秘书出来了，大家迎上去。
秦处长也是40多岁，面相比张志诚显得老些，已经有不少白头发。焦干事则是30出头的年纪，方正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精干而不失稳重。司机和保卫的年龄更年轻些，虽然他们都穿着便衣，但从举止和眼神中不难看出都有一种受过训练的军人素质。
张志诚说：“干吗来这么多人？”张志诚的司机说：“秦处长安排的。”秦处长说：“咱们和小焦坐一辆车，周秘书跟他们坐一辆车。”
出了大厅，张志诚上车后笑着说：“形式主义。”秦处长问：“咋啦？”张志诚说：“我一说急茬，你连路上这点时间都不放过。”秦处长笑了，说：“看，主观臆断了不是？碰头嘛，在哪儿碰不是碰？遇上堵车，你有个事聊着时间还好过点。”焦干事开动车，解释道：“主任，这您可误会秦处了。根据掌握的情况，秦处估计您会去趟刑侦局，怕您时间不够，去晚了人家就下班了。”张志诚敏感地问：“是叶子农吗？”秦处长说：“是，叶子农涉嫌特大偷渡犯罪，红川警方几个月前就立案了。我们从北京机场的出入境管理记录查到，叶子农在近几个月有两次入境记录，每次都是去红川，前后在红川待了近两个月，做了一笔利用劳务输出变相移民的生意，被人举报了。叶子农生活圈子很小，几乎没什么朋友，可这案子涉及不少人。”秦处长说着，把调查材料递给张志诚。调查材料分别来自红川公安局、公安部出人境管理局、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叶子农户籍所在地派出所、陕西延秀叶子农下乡所在地村委会、黄埔政法大学、六祖佛学院……调查材料里其中有一份就是方迪调查叶子农的文件，是原件传真过来的。
张志诚看材料这段时间车里的人谁都没有说话，汽车一直往市区行驶。大约过了20多分钟，张志诚有详有略地大致看了一遍材料。
秦处长拿出一个小记事本，翻开看着说：“柏林这条线是截止到德国华侨联合商会轮值主席钱静辉，纽约这条线是截止到纽约华商会主席许亚夫，红川这条线是截止到红川公安局刑侦处，北京是截止到叶子农户口所在的居委会。调查全部局限在外围，对纽约的林雪红、慕容久、方迪、徐红、沈彪，红川的黄书宁、余其伟，还有演艺圈的戴梦岩、梁士乔，这些近期跟叶子农有关联的人都没去碰。”
张志诚说：“这小子胆儿够大的，一次弄出去一百多人。还有那个方迪，敢仗着方将军的影响利用行政资源搞调查，也不怕给她爹捅娄子。”秦处长说：“除了慕容久，纽约那边没人知道调查报告是方迪搞的，我们也是根据线索从北京这边查出来的。我是这么看的，纽约那边，华商会提供的情况我认为是可信的，而且也得到了其他渠道信息的印证。慕容久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与叶子农接触纯粹是出于面馆生意的考虑，而方迪仅仅是给慕容久帮忙，与叶子农更没有关系，这条线可以排除。戴梦岩与林雪红是一条线，也可以排除。那么剩下的就是布兰迪这条线，据许亚夫说，布兰迪在柏林就注意叶子农了，对方迪的调查报告也很有兴趣，很可能跟布兰迪有关系，至少也有间接的关系。如果这个也排除，那就只能说明叶子农与NRG联盟是蓄意已久的。”
张志诚说：“蓄意已久……不像。这人怎么看都不像个政客。”焦干事说：“那布兰迪的可能就更大了，他在离开柏林前特意拜访过叶子农，而方迪的调查报告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志诚摇摇头说：“方迪的调查报告并没什么新东西，只是起到了证实的作用。”秦处长说：“政工专家找到两个，一个是驻德使馆的政务参赞，一个是中德人民友好协会驻德办事处副秘书长，都在柏林，但是找叶子农谈话实际上已经不现实了。我把各路汇总的情况梳理了一遍，我认为焦点是在叶子农涉嫌特大偷渡犯罪上。”
车子进入市区后开始出现堵车，走走停停。正如秦处长所说，有个事聊着时间确实好过了许多，不会觉得那么烦躁了。
秦处长说：“红川警方在叶子农的问题上大致有3种可能，一是证据不足，撤案；二是证据充分，发出拘捕令；三是事实不清楚，传唤叶子农到案说明。问题是这是一个被搁置的案子，不立案不行，立了案又查不下去，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查了。在这种情况下去找叶子农谈话，显然是极不恰当的。谈得好，是不是就可以不查他涉嫌犯罪了？不是嘛，一样要查，谈好谈不好都要查。那我们最怕什么呢？最怕的是你前脚去谈了，警方后脚传唤，你不能干预红川警方办案，可这事它确实又有联系，也就是说谈好谈不好你都是政治迫害，你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政治影响会比‘部长事件’更严重。”
这会儿正堵车，焦干事转过身子说：“红川的案子被搁置，不能排除有地方利益保护的成分，但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当事干部是希望查的，有个结论就不留辫子了。红川警方也很为难，是为经济保驾护航？还是漠视犯罪？吃不准了。劳务输出是个新事物，法律确实没有禁止户口迁移的条款，可这事又确实不符合常规，这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该咋摸了。跨国劳务不是红川一家的问题，红川警方是想拖一拖，看看结果，看看政策走势。”秦处长说：“我认为有必要跟红川警方协调一下，要传唤就传唤，要撤案就撤案，实在吃不准也可以向最高检最高法寻求司法解释。其实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复杂，只要是刑法没有禁止的，你是定不了罪的，这一点他们个个心里都清楚，只是有人举报，警方就得受理，不能没这个过程。这案子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挡道儿了。”
车子又开了，但是车速很慢。焦干事说：“先谈后传，很容易被社会误解，也肯定会被反华势力渲染成政治迫害。”秦处长说：“以现在的情况，警方选择刑事传唤最为恰当，不说有罪没罪，只是传他到案说明情况。如果叶子农拒不回国应讯，那是抗法，必要时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引渡。如果他回国应讯，那就有罪定罪，没罪就谈，也可以采取限制出境。”焦干事说：“传唤先于谈话，顺序合理。刑事传唤至少说明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对降低负面政治影响有利无害。”
汽车一会儿遇到堵车，一会儿遇到红灯，时走时停。张志诚一边听，一边思考，就这样过了好久。在离机关办公楼只有几公里的时候，他说：“前面找个地方停车，小焦跟他们一起回去，老秦跟我去刑侦局。”焦干事回答：“明白。”秦处长说：“好，我开车。”焦千事开车下了主干道，拐进一条不宽的小街，找个空当停下车，跟在后面的车见状也停下了。秦处长走到后面的车前跟周秘书说了几句，然后回来坐到驾驶座位。张志诚也从后座下车了，坐到了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于是，两辆车分别按各自的路线开走了。
秦处长把着方向盘笑道：“咋样，这不算形式主义吧？”张志诚笑笑，然后困惑地说：“这个叶子农……我怎么觉得那么蹊跷呢？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就突然发生了呢？太突然了。”秦处长说：“这一点我也想过，可NRG联盟的公告总是事实吧。因为慕容久在红川跟叶子农待了一个月，我想过从方迪这里作为切入点了解点情况，可慕容久这种人根本不关心政治，叶子农真有政治上的动作也决不会让慕容久知道，他们之间也没这个基础。”张志诚说：“我看了这段，刑法将来会增加骗取出境证件罪，但现在还没增加，只要劳务输出是事实，不管你当面对质还是出实，都没法律问题。这小子虽然挺赖，但他还是有分寸的。还有个疑点，如果他有心政治，会不会为罗家的事去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