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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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毅说：“替他们向我说情的人也不少啊。我要求新华社驻省记者站的负责人，在我们省里还没做出反应之前，暂缓将这一份简报纳入内参管道。他们对我的态度表示尊重。但接下来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做出什么反应呢？网上炒得沸沸扬扬，据最新统计，点击率已经超过了四百万，我们的安庆市一下子在全国出了名。我们省的新闻单位，我们自然还可以下个指示，不许他们轻举妄动。但外省市的新闻单位哪里会听我们的呢？报出别的省市的干部们的不正之风，他们可来劲了。如果在那之后我们省里才做出反应，我们就太被动了。”

纪委苗书记顿了顿又说：“安庆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是两名赴任不久的干部。他们已将他们的孩子从重点中学转出去了。尽管如此，他们的压力肯定也是很大的……”

吴主席点头说：“肯定也同样不安。”

纪委苗书记说：“我向组织部了解了一下，组织部的回答是，此前他们的一贯表现足以证明他们还算是两名好干部。我推测，他们现在是慌乱了，等着接受处分。在我们省里没有做出反应之前，指望他们会有什么积极的做法大约是不可能的。事关省里几位干部及其子女，他们就是有心想做什么，那也不知该怎么做啊！”

刘思毅说：“不像话，令人恼火。既然是好干部，就更应该珍惜自己是好干部的形象嘛！刚上任，就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那还怎么受拥戴地执政一方？如果事涉严重腐败，一举拿下就是。但仅仅因为将儿女转入重点中学这种事儿就遭到声讨，让上级领导都替他们叹息。没有反应，等于怂恿；护着，等于护短，连上级领导的形象一块儿跟着受损；惩处吧，又于心不忍。党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那要经过多年考察和种种考验。惩处是要入档案的，那一名干部以后还有前途了吗？”

纪委苗书记也说：“是啊，档案里一清二白的干部多多，一批一批地等着被委以重任。档案里一旦有惩处记载，差不多也就等于被搁置起来了。”

吴主席说：“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也不安了——似乎都是我们政协惹的祸。”

三人相互看看，不由得都笑了。

吴主席说：“那好，我谈谈我的想法，供你们参考。我认为安庆市出现的事情，最好将它分解成三部分来对待。我们省里的几名干部，包括安庆市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和市长，还包括安庆市的一些干部，他们利用职权将儿女转入一所重点中学去，又由于网上出现了一封信和一份名单，于是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愤怒，这是事情的一部分。安庆市政协有一位新增补的委员，叫李一泓。他对于本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意见，说是长期以来偏爱重点中学，形成一花独放，一枝独秀的情况。而贫困农村里的教育现状令人堪忧，市里却基本没有做过雪中送炭的事，甚至长期以来也没形成过什么想要积极改变的思路，这是事情的第二部分。事情的第三部分那就是我注意到，简报上有这么几行字……”

吴主席拿起简报，看着又说：“思毅书记，您已经划上红道了，证明您也注意到了——经济次发达的地区乃至省份，有没有一个也要以城市经济反哺农村的问题？若也应该有，怎么反哺？有没有一个也要使农村和城市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若也应该有，怎么共享？而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官员似乎习惯了以经济次发达为借口，根本没把反哺农村放在心上，他们的心理是，我们经济这一块蛋糕还不够大，要反哺，要共享改革成果，那么国家从国家的大蛋糕上切下来送给我们好了。否则，我们没办法。在这一种等、靠、要的心理的主宰之下，贫困的农村无论多么贫困，似乎都是怪不得他们的。这么一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反哺农村、共享改革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国策，也就既成为空话而又心安理得了。”

刘思毅说：“我亲自向记者询问了一下，证实不是记者笔下生花，而确实是那个李一泓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我对他的想法和看法很感兴趣，在常委会上念了这一段。”

苗书记说：“问题提得很尖锐。以往我们还没太听到过这种言论。以往一谈到共享改革成果，我们政协和人大人士们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国家大盘子的分配问题的，听来听去，总有点儿隔山放炮。现在，这个李一泓的炮口，却分明是对准各级地方政府的。”

刘思毅一笑：“所以我才很感兴趣。”

吴主席接着说：“第一部分问题，关乎党纪严明，关乎廉政建设。但我个人认为，不正之风毕竟不同于贪污腐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心有不安，便是知错。自我纠正，便是改错。知错改错，可以从宽。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看，老百姓的眼所能观察到的，更多是不正之风。不正之风见得多了，口口播传，那就容易产生一种对腐败的无限想象。而搞不正之风的干部，其行为如果不受到及时警告，那就容易产生一种隐蔽扩张。隐蔽扩张的不正之风，已离腐败相去不远。所以不正之风对党的执政形象危害也是相当大的，我来这前，和几位政协常委通了一下气，我们的具体建议是——由省纪委就子女入学问题专门下发一份党内文件，可以考虑在报上分开发表，作为对安庆市引起的民众声音的一次反应。仅仅这样还不够，我们省政协方面，还建议对全省重点中学，以及省内几所同样的大学进行一次财务审查。教育领域并非一块不会产生权钱交易的绝对净土。倘果有权钱交易，亦当公示于众，接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吴主席说完，苗书记看着刘思毅问：“思毅同志，你有什么指示？”

刘思毅说：“先听径太同志说完。”

吴主席说：“第二部分，其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跑官是一种屡禁不绝的现象，跑各种经费也是不争的事实。粥少和尚多，我当副省长时主管教育，每年找我求爷爷告奶奶打躬作揖的校长们不在少数，重点学校校长们自然捷足先登。有限的发展经费，还没等考虑到农村呢，往往在各市这个层面就被瓜分光了。得到了钱的欢天喜地，得不到的背过身去就骂娘。而我后来看出了规律……”

刘思毅问：“什么规律？”

吴主席说：“越是贫困地方的校长们，反而很少找我。他们见副省长这么大的官，需要鼓起很大很大的勇气。而在市里、县里，我们有些干部职务比我小，架子却一点儿都不小。他们敷衍塞责的经验丰富。希望解决问题的校长们找了他们几次，希望落空后，再就不找了。他们认了。他们心想，既然你不把我当成是亲生的，那我就只有把你当成一个偏心的后娘好了。于是他们以后连争也不争了。公共利益对于他们，渐渐就形成了盲点。有一位贫困农村的中学校长给我写信，只要求拨给他们一万元，为扩招的学生添些课桌课椅，我批了。可后来一问，钱根本没拨下去，被另一所中学的校长抢先一步要去了，而且是三万，而且是为了添电脑。那边连课桌椅都没有，哪个急，哪个缓，明摆着嘛。可我的手下们说，副省长，人家要走三万的那一位校长，说是您的大学同学，还是您的入党介绍人，叫我们怎么办？”

刘思毅和苗书记对看一眼，都不禁笑了。

在安庆市市委王书记办公室里，王书记、李市长、蒋副主席坐着，王书记的秘书小莫站在一旁。王书记在勾改两页纸，另外三人默默看着他，气氛很不寻常。

王书记将两页纸递给小莫，沉着脸说：“按我改的赶快打出来，复印。字体大点儿，限制在两页以内。”

小莫小声问：“复印几份？”

王书记看李市长，李市长说：“省委常委每人一份，再加上省委组织部、省政协、省人大的常委们……复印五十份吧。”

“咱们请省政协吴主席带回去。”王书记又对小莫说，“快去吧，我和李市长就等在这儿署上名。”

小莫退了出去。蒋副主席看手表，也小声说：“吴主席快到了。”

王书记问：“蒋副主席，你估计吴主席此次从省城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蒋副主席说：“这……我也没法儿估计。快到中午时，他秘书与我通了一次电话，说吴主席代表省委书记刘思毅同志，下午起程到咱们安庆市来，让我召集政协的常委们，晚上要和大家开一次会。”

李市长问蒋副主席：“蒋副主席，你认为我和王书记的检讨，态度算不算认真诚恳的？”

蒋副主席说：“我觉得，态度是认真的，是诚恳的，即使自我检讨，我也反对无限上纲。无限上纲，无论写检讨的人还是看检讨的人，都会觉得别扭。”

李市长又说：“王书记，要不我看这样吧——非让蒋副主席劝李一泓预先写份检讨，以备应对，蒋副主席显然觉得为难，我们也就不要勉强了吧——蒋副主席，你看你能不能趁吴主席还没到，赶快给李一泓打一次电话，严肃地批评他几句，这也等于是作为了吧！吴主席若真地责问起来，你不是也有话回答吗？我这可完全是为你好啊！”

王书记也说：“是啊，同志！政协捅了不小的篓子，连省委书记都派特使前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政协方面理应……”

这时小莫进来了，将厚厚一摞纸摆在桌上，小心翼翼地说：“王书记，改好了，也如数复印了，装订了。”

王书记掏出笔：“拿过来。”

小莫又将那摞纸摆茶几上，王书记拿起一份，看了看，署上自己的名，然后递给李市长，李市长也署上了自己的名。

“五十份呢，你们先签着，我别在这儿影响你们，我出去走走。”蒋副主席说罢站起来，走出门去。

王书记和李市长一时你看我，我看你——电话突然响了，小莫接起电话，听了听，捂住话筒对王、李二人小声说：“吴主席已经到了市委接待宾馆了。”

王书记和李市长二人来到市委接待宾馆院内时，吴主席已站在台阶上。他们快步上前与吴主席握手，王书记说：“吴主席，欢迎您来安庆市指导我们的工作。”

李市长说：“也欢迎您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

吴主席笑了：“都是熟人了，就不说这些客套话了吧！”

在宾馆套房的客厅落座后，吴主席说：“也不管你们工作忙不忙，刚一到就把你们请来，是因为思毅书记有几句捎给你们的话，嘱咐我一定要当面转告你们。晚上的会你们还要参加，有些话，最好在会前和你们单独说。现在我说的是代表思毅书记，代表省委常委的话。开会时，我面对的就主要是政协的同志了，那就是另一话语体系了。”

王、李二人表情恭敬，翻开小本子，持笔在手，准备做记录。

吴主席冲他们摆手：“你们不必记录，记在心里就是了。思毅书记和省委常委，对于发生在安庆的不正之风，是予以关注和重视的……”

王书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检讨，双手呈送给吴书记：“这是我和李市长的检讨。我们刚一上任，就卷入尴尬事件，陷自己于被动，同时使党的执政形象受损，我们感到很惭愧。”

李市长也说：“这一份，请您转给思毅书记。还有五十份，也想麻烦您走时带上，回到省里替我们转给有关领导。您当副省长的时候，我和王书记都在市里工作。您是我们的老领导，想必我们也让您失望了。”

王书记接着说：“我们已做好了接受任何处分的思想准备。”

吴主席说：“言重了，你们千万不要背上思想包袱。你们的检讨我一定亲自替你们转给思毅书记，至于另外五十份，我看我就不必带回去了，建议你们发送给政协的、人大的常委们，岂不更好？毕竟，他们更是代表社会方方面面对干部负有批评责任的人士，对他们有一种主动的姿态是很必要的。”

王、李二人对视一眼。

吴主席说：“思毅书记也是这个意思。他让我跟你们讲，无论他本人还是常委班子，依然认为你们是两位好干部。但他也让我告诫你们，好干部更要珍惜好干部的形象。既是替自己，也是替党。现在，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提高得非常快，不但痛恨腐败，也憎恶不正之风。有些事在我们某些干部看来，是小事一桩。而在人民群众看来，是官本位现象，是公权私用现象。我们的某些干部认为，以权谋私那个私当然仅仅指的是钱财实物，这是错误的认识，起码是有局限的认识。在人民群众看来，谁要是利用职权出了一次国，或者出了点儿名，那都明摆着是公权私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干部们的认识如果远远地落后于人民群众的民主认识，那么即使是我们的好干部，也注定将会在人民群众眼里失去好形象。人民群众内心里不买干部的账了，一名干部还怎么能很好地执政为民呢？我以上的话，基本上是思毅书记的原话。思毅书记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另外一个省当书记时，有一位市委书记，爱好书法，到处发表书法作品、参展、获奖、题字，结果在党代会上没能连任，落选了。组织部门很替他惋惜，又推举他当市长，结果在人大方面也落选了。书法又不多么的好，干吗总送去参展啊？干吗非要那个书法奖啊？这就叫‘不惜一指，于是难操弦器。’意思是你既为乐师，那么你就得自己处处爱惜自己的每一根手指。哪怕你仅仅因为一根手指有了毛病，那你就有可能当不成一位乐师了。这种时候，别人也就爱莫能助了。”

王书记郑重地说：“请您转告思毅书记，我们会牢记他的告诫的。”

吴主席点点头，说：“那么，我此行的一项重要使命，就算完成了。啊，对了，晚饭你们就不要陪我了，没必要讲那套礼节。但是，我要请一个人来共进晚餐。”

李市长问：“谁？”

吴主席说：“李一泓。思毅书记嘱咐我代表他单独见见李一泓，我自己也想在会前认识他一下，你们最好派车去把他接来。”

王书记说：“没问题。”

在餐厅一间小小的单间里，李一泓见到了吴主席。两人落座后，李一泓主动说：“王书记一听说我正要吃饭，急了，亲自赶到我家去了。”

“那他肯定急啊！一泓委员，你小女儿转到六中以后，情绪现在稳定下来了吗？”吴主席问。

“您……好像什么都知道了。”李一泓不觉地瞪大了眼睛。

吴主席一笑：“这么说吧，对于你，我想知道的，确实都知道了。”

李一泓随便点了几样便宜的菜。

吴主席小声说：“我是替省委书记刘思毅同志请你客的。你点得这么便宜，我替他领情了。”

“他……他为什么？”李一泓张大嘴巴。

“因为你提出的某些问题啊！咱们政协，包容着方方面面的人。有些人成为政协委员，政协并非不要求他做多少事。政协里有他，那就是他对政协的一种存在意义了。但这种人不能多，多了政协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对另一种人，政协是非常倚重的，比如像你们老馆长，一届委员两届常委，十五年里，提案并不多，但桩桩件件，都提得有理、有节、有度，还有解决办法。”

“您认识他？”李一泓意外地问。

“岂止认识，还特别尊重。他那样的委员，是政协的魂魄。缺少了他们，政协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一泓同志，你能不能给自己下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你是一个有思考习惯的人吗？”

李一泓想了想，自信地说：“算吧。”

“好，这一点你像你们老馆长。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管钱的机构，都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