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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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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毅说:“替他们向我说情的人也不少啊。我要求新华社驻省记者站的负责人,在我们省里还没做出反应之前,暂缓将这一份简报纳入内参管道。他们对我的态度表示尊重。但接下来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做出什么反应呢?网上炒得沸沸扬扬,据最新统计,点击率已经超过了四百万,我们的安庆市一下子在全国出了名。我们省的新闻单位,我们自然还可以下个指示,不许他们轻举妄动。但外省市的新闻单位哪里会听我们的呢?报出别的省市的干部们的不正之风,他们可来劲了。如果在那之后我们省里才做出反应,我们就太被动了。”

纪委苗书记顿了顿又说:“安庆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是两名赴任不久的干部。他们已将他们的孩子从重点中学转出去了。尽管如此,他们的压力肯定也是很大的……”

吴主席点头说:“肯定也同样不安。”

纪委苗书记说:“我向组织部了解了一下,组织部的回答是,此前他们的一贯表现足以证明他们还算是两名好干部。我推测,他们现在是慌乱了,等着接受处分。在我们省里没有做出反应之前,指望他们会有什么积极的做法大约是不可能的。事关省里几位干部及其子女,他们就是有心想做什么,那也不知该怎么做啊!”

刘思毅说:“不像话,令人恼火。既然是好干部,就更应该珍惜自己是好干部的形象嘛!刚上任,就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那还怎么受拥戴地执政一方?如果事涉严重腐败,一举拿下就是。但仅仅因为将儿女转入重点中学这种事儿就遭到声讨,让上级领导都替他们叹息。没有反应,等于怂恿;护着,等于护短,连上级领导的形象一块儿跟着受损;惩处吧,又于心不忍。党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那要经过多年考察和种种考验。惩处是要入档案的,那一名干部以后还有前途了吗?”

纪委苗书记也说:“是啊,档案里一清二白的干部多多,一批一批地等着被委以重任。档案里一旦有惩处记载,差不多也就等于被搁置起来了。”

吴主席说:“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也不安了——似乎都是我们政协惹的祸。”

三人相互看看,不由得都笑了。

吴主席说:“那好,我谈谈我的想法,供你们参考。我认为安庆市出现的事情,最好将它分解成三部分来对待。我们省里的几名干部,包括安庆市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和市长,还包括安庆市的一些干部,他们利用职权将儿女转入一所重点中学去,又由于网上出现了一封信和一份名单,于是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愤怒,这是事情的一部分。安庆市政协有一位新增补的委员,叫李一泓。他对于本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意见,说是长期以来偏爱重点中学,形成一花独放,一枝独秀的情况。而贫困农村里的教育现状令人堪忧,市里却基本没有做过雪中送炭的事,甚至长期以来也没形成过什么想要积极改变的思路,这是事情的第二部分。事情的第三部分那就是我注意到,简报上有这么几行字……”

吴主席拿起简报,看着又说:“思毅书记,您已经划上红道了,证明您也注意到了——经济次发达的地区乃至省份,有没有一个也要以城市经济反哺农村的问题?若也应该有,怎么反哺?有没有一个也要使农村和城市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若也应该有,怎么共享?而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官员似乎习惯了以经济次发达为借口,根本没把反哺农村放在心上,他们的心理是,我们经济这一块蛋糕还不够大,要反哺,要共享改革成果,那么国家从国家的大蛋糕上切下来送给我们好了。否则,我们没办法。在这一种等、靠、要的心理的主宰之下,贫困的农村无论多么贫困,似乎都是怪不得他们的。这么一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反哺农村、共享改革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国策,也就既成为空话而又心安理得了。”

刘思毅说:“我亲自向记者询问了一下,证实不是记者笔下生花,而确实是那个李一泓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我对他的想法和看法很感兴趣,在常委会上念了这一段。”

苗书记说:“问题提得很尖锐。以往我们还没太听到过这种言论。以往一谈到共享改革成果,我们政协和人大人士们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国家大盘子的分配问题的,听来听去,总有点儿隔山放炮。现在,这个李一泓的炮口,却分明是对准各级地方政府的。”

刘思毅一笑:“所以我才很感兴趣。”

吴主席接着说:“第一部分问题,关乎党纪严明,关乎廉政建设。但我个人认为,不正之风毕竟不同于贪污腐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心有不安,便是知错。自我纠正,便是改错。知错改错,可以从宽。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看,老百姓的眼所能观察到的,更多是不正之风。不正之风见得多了,口口播传,那就容易产生一种对腐败的无限想象。而搞不正之风的干部,其行为如果不受到及时警告,那就容易产生一种隐蔽扩张。隐蔽扩张的不正之风,已离腐败相去不远。所以不正之风对党的执政形象危害也是相当大的,我来这前,和几位政协常委通了一下气,我们的具体建议是——由省纪委就子女入学问题专门下发一份党内文件,可以考虑在报上分开发表,作为对安庆市引起的民众声音的一次反应。仅仅这样还不够,我们省政协方面,还建议对全省重点中学,以及省内几所同样的大学进行一次财务审查。教育领域并非一块不会产生权钱交易的绝对净土。倘果有权钱交易,亦当公示于众,接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吴主席说完,苗书记看着刘思毅问:“思毅同志,你有什么指示?”

刘思毅说:“先听径太同志说完。”

吴主席说:“第二部分,其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跑官是一种屡禁不绝的现象,跑各种经费也是不争的事实。粥少和尚多,我当副省长时主管教育,每年找我求爷爷告奶奶打躬作揖的校长们不在少数,重点学校校长们自然捷足先登。有限的发展经费,还没等考虑到农村呢,往往在各市这个层面就被瓜分光了。得到了钱的欢天喜地,得不到的背过身去就骂娘。而我后来看出了规律……”

刘思毅问:“什么规律?”

吴主席说:“越是贫困地方的校长们,反而很少找我。他们见副省长这么大的官,需要鼓起很大很大的勇气。而在市里、县里,我们有些干部职务比我小,架子却一点儿都不小。他们敷衍塞责的经验丰富。希望解决问题的校长们找了他们几次,希望落空后,再就不找了。他们认了。他们心想,既然你不把我当成是亲生的,那我就只有把你当成一个偏心的后娘好了。于是他们以后连争也不争了。公共利益对于他们,渐渐就形成了盲点。有一位贫困农村的中学校长给我写信,只要求拨给他们一万元,为扩招的学生添些课桌课椅,我批了。可后来一问,钱根本没拨下去,被另一所中学的校长抢先一步要去了,而且是三万,而且是为了添电脑。那边连课桌椅都没有,哪个急,哪个缓,明摆着嘛。可我的手下们说,副省长,人家要走三万的那一位校长,说是您的大学同学,还是您的入党介绍人,叫我们怎么办?”

刘思毅和苗书记对看一眼,都不禁笑了。

在安庆市市委王书记办公室里,王书记、李市长、蒋副主席坐着,王书记的秘书小莫站在一旁。王书记在勾改两页纸,另外三人默默看着他,气氛很不寻常。

王书记将两页纸递给小莫,沉着脸说:“按我改的赶快打出来,复印。字体大点儿,限制在两页以内。”

小莫小声问:“复印几份?”

王书记看李市长,李市长说:“省委常委每人一份,再加上省委组织部、省政协、省人大的常委们……复印五十份吧。”

“咱们请省政协吴主席带回去。”王书记又对小莫说,“快去吧,我和李市长就等在这儿署上名。”

小莫退了出去。蒋副主席看手表,也小声说:“吴主席快到了。”

王书记问:“蒋副主席,你估计吴主席此次从省城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蒋副主席说:“这……我也没法儿估计。快到中午时,他秘书与我通了一次电话,说吴主席代表省委书记刘思毅同志,下午起程到咱们安庆市来,让我召集政协的常委们,晚上要和大家开一次会。”

李市长问蒋副主席:“蒋副主席,你认为我和王书记的检讨,态度算不算认真诚恳的?”

蒋副主席说:“我觉得,态度是认真的,是诚恳的,即使自我检讨,我也反对无限上纲。无限上纲,无论写检讨的人还是看检讨的人,都会觉得别扭。”

李市长又说:“王书记,要不我看这样吧——非让蒋副主席劝李一泓预先写份检讨,以备应对,蒋副主席显然觉得为难,我们也就不要勉强了吧——蒋副主席,你看你能不能趁吴主席还没到,赶快给李一泓打一次电话,严肃地批评他几句,这也等于是作为了吧!吴主席若真地责问起来,你不是也有话回答吗?我这可完全是为你好啊!”

王书记也说:“是啊,同志!政协捅了不小的篓子,连省委书记都派特使前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政协方面理应……”

这时小莫进来了,将厚厚一摞纸摆在桌上,小心翼翼地说:“王书记,改好了,也如数复印了,装订了。”

王书记掏出笔:“拿过来。”

小莫又将那摞纸摆茶几上,王书记拿起一份,看了看,署上自己的名,然后递给李市长,李市长也署上了自己的名。

“五十份呢,你们先签着,我别在这儿影响你们,我出去走走。”蒋副主席说罢站起来,走出门去。

王书记和李市长一时你看我,我看你——电话突然响了,小莫接起电话,听了听,捂住话筒对王、李二人小声说:“吴主席已经到了市委接待宾馆了。”

王书记和李市长二人来到市委接待宾馆院内时,吴主席已站在台阶上。他们快步上前与吴主席握手,王书记说:“吴主席,欢迎您来安庆市指导我们的工作。”

李市长说:“也欢迎您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

吴主席笑了:“都是熟人了,就不说这些客套话了吧!”

在宾馆套房的客厅落座后,吴主席说:“也不管你们工作忙不忙,刚一到就把你们请来,是因为思毅书记有几句捎给你们的话,嘱咐我一定要当面转告你们。晚上的会你们还要参加,有些话,最好在会前和你们单独说。现在我说的是代表思毅书记,代表省委常委的话。开会时,我面对的就主要是政协的同志了,那就是另一话语体系了。”

王、李二人表情恭敬,翻开小本子,持笔在手,准备做记录。

吴主席冲他们摆手:“你们不必记录,记在心里就是了。思毅书记和省委常委,对于发生在安庆的不正之风,是予以关注和重视的……”

王书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检讨,双手呈送给吴书记:“这是我和李市长的检讨。我们刚一上任,就卷入尴尬事件,陷自己于被动,同时使党的执政形象受损,我们感到很惭愧。”

李市长也说:“这一份,请您转给思毅书记。还有五十份,也想麻烦您走时带上,回到省里替我们转给有关领导。您当副省长的时候,我和王书记都在市里工作。您是我们的老领导,想必我们也让您失望了。”

王书记接着说:“我们已做好了接受任何处分的思想准备。”

吴主席说:“言重了,你们千万不要背上思想包袱。你们的检讨我一定亲自替你们转给思毅书记,至于另外五十份,我看我就不必带回去了,建议你们发送给政协的、人大的常委们,岂不更好?毕竟,他们更是代表社会方方面面对干部负有批评责任的人士,对他们有一种主动的姿态是很必要的。”

王、李二人对视一眼。

吴主席说:“思毅书记也是这个意思。他让我跟你们讲,无论他本人还是常委班子,依然认为你们是两位好干部。但他也让我告诫你们,好干部更要珍惜好干部的形象。既是替自己,也是替党。现在,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提高得非常快,不但痛恨腐败,也憎恶不正之风。有些事在我们某些干部看来,是小事一桩。而在人民群众看来,是官本位现象,是公权私用现象。我们的某些干部认为,以权谋私那个私当然仅仅指的是钱财实物,这是错误的认识,起码是有局限的认识。在人民群众看来,谁要是利用职权出了一次国,或者出了点儿名,那都明摆着是公权私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干部们的认识如果远远地落后于人民群众的民主认识,那么即使是我们的好干部,也注定将会在人民群众眼里失去好形象。人民群众内心里不买干部的账了,一名干部还怎么能很好地执政为民呢?我以上的话,基本上是思毅书记的原话。思毅书记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另外一个省当书记时,有一位市委书记,爱好书法,到处发表书法作品、参展、获奖、题字,结果在党代会上没能连任,落选了。组织部门很替他惋惜,又推举他当市长,结果在人大方面也落选了。书法又不多么的好,干吗总送去参展啊?干吗非要那个书法奖啊?这就叫‘不惜一指,于是难操弦器。’意思是你既为乐师,那么你就得自己处处爱惜自己的每一根手指。哪怕你仅仅因为一根手指有了毛病,那你就有可能当不成一位乐师了。这种时候,别人也就爱莫能助了。”

王书记郑重地说:“请您转告思毅书记,我们会牢记他的告诫的。”

吴主席点点头,说:“那么,我此行的一项重要使命,就算完成了。啊,对了,晚饭你们就不要陪我了,没必要讲那套礼节。但是,我要请一个人来共进晚餐。”

李市长问:“谁?”

吴主席说:“李一泓。思毅书记嘱咐我代表他单独见见李一泓,我自己也想在会前认识他一下,你们最好派车去把他接来。”

王书记说:“没问题。”

在餐厅一间小小的单间里,李一泓见到了吴主席。两人落座后,李一泓主动说:“王书记一听说我正要吃饭,急了,亲自赶到我家去了。”

“那他肯定急啊!一泓委员,你小女儿转到六中以后,情绪现在稳定下来了吗?”吴主席问。

“您……好像什么都知道了。”李一泓不觉地瞪大了眼睛。

吴主席一笑:“这么说吧,对于你,我想知道的,确实都知道了。”

李一泓随便点了几样便宜的菜。

吴主席小声说:“我是替省委书记刘思毅同志请你客的。你点得这么便宜,我替他领情了。”

“他……他为什么?”李一泓张大嘴巴。

“因为你提出的某些问题啊!咱们政协,包容着方方面面的人。有些人成为政协委员,政协并非不要求他做多少事。政协里有他,那就是他对政协的一种存在意义了。但这种人不能多,多了政协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对另一种人,政协是非常倚重的,比如像你们老馆长,一届委员两届常委,十五年里,提案并不多,但桩桩件件,都提得有理、有节、有度,还有解决办法。”

“您认识他?”李一泓意外地问。

“岂止认识,还特别尊重。他那样的委员,是政协的魂魄。缺少了他们,政协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一泓同志,你能不能给自己下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你是一个有思考习惯的人吗?”

李一泓想了想,自信地说:“算吧。”

“好,这一点你像你们老馆长。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管钱的机构,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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