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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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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牢牢地拴在上边了。人民大众和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在他们那儿只不过变成了图表、数字和公文,所以他们在认识上就有局限了。有局限的认识,就是有所遗,有所缺。我们政协委员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我们经常能够很近很近地接触到社会现实,所以拾遗补缺就成了我们的责任之一……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参与过教育工作。有次,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请她看一幅图画作业,那是以‘快乐时光’命题的图画。半页皱巴巴的纸上,画着有破碎齿纹的三角形,其内是一个圆,像古怪的几何图形。两个大人都不明白,一个孩子的‘快乐时光’和那样的一幅图画有什么关系。于是她们决定共同了解一下。结果是,那孩子的父亲在十月革命中牺牲了,母亲奄奄一息地病在床上。母子俩住在一幢成了残垣断壁的楼房的最顶屋,在寒冷的冬季他们没有木材取暖,几天才能领到一小块黑面包。三角形开窗是破的,下雪时雪花落进来,而当太阳移到开窗正中央时,那时候便是那孩子的‘快乐时光’。克鲁普斯卡娅于是指示工作人员为母子俩安排了一个好些的住处,给他们送去烧材、面包和土豆,还派医生为那母亲治病。后来卫国战争爆发了,那母亲将自己唯一的孩子送上了前线。她说:‘当年苏维埃爱护过我们,我现在舍出我的儿子保卫它。’克鲁普斯卡娅,不但对一个孩子的图画敏感了,还去调查了解了,还力所能及地去解决了,而且向列宁进行了正式的汇报,并建议苏维埃政权即使再困难,也要尽量为那样的一些孩子和母亲做些事情。全苏少年儿童救助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想政协委员在党、政府和社会现实这三者之间,也正是要起到那样一种作用……”

这盘放完,李一泓起身又换了一盘磁带:

“但我们政协委员的职责,又不仅仅是拾遗补缺。我们还要反对身为领导干部的人的错误做法,还要对他们的错误的思想习惯提出批评,有时还要批评得十分尖锐。而有私心做不到这一点,没勇气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家住在一条小街,只不过五十多米长的一条小街,和一条大马路形成丁字路口。修那条大马路时,仅沿两条人行道在小街的路口里换了几块新的路沿石。我曾问修路的领工,为什么不顺便也把那五十多米豁牙断齿的路沿石也换一换啊?他们回答说上级认为没必要。我又去建议那上级,他回答说:‘领导的车根本不会往那一条小街里拐!’他们宁肯命令工人们再将那些剩余的路沿石装上卡车运走。运到哪儿去了呢?后来我发现,都卸在一处建筑垃圾堆那儿了。那条小街虽然短,可也住着近百户人家呢!那些人家怎么看这件事儿呢?他们说:‘多损啊,一丁点儿好处的光都不愿让老百姓沾到!这还沾的不是他们家的光。’各位新委员有所不知,修益民公园时,临马路这边儿,花啊,草啊,搞得漂漂亮亮的。可不临马路的那一面,紧挨老百姓住家的那一面呢,连道砖围墙也不砌。下雨天,泥水淌下来,老人孩子常滑倒。我就又去找有关方面负责人,期望能把背面也修修。他们怎么答复呢?他们说:‘外国人经过马路看不到背面!’——当时,有一批外国游客将到我们这一座城市来访古。往往的,有些事做与不做,做得怎样,并不是财力的问题。有时候,某些事,最终变成了仅仅为上级而做。估计着领导的脚走到哪儿,目光能看到哪儿,就决定做到哪种程度。这一种思想习惯,更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反对。不反对,以人为本,就成了以领导为本。习惯都是很顽固的,我们反对起来就很吃力。而凡吃力的事情,就更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发乎善意,是我们政协委员一切方式方法的根本立场……”

听完磁带,李一泓走到院子里,呆呆地看着树、花,脑袋里依旧盘旋着老馆长的话。他想起了从文化馆运来的收藏品,打开了对面两间屋的锁,点数、观看那些收藏品,他不时拿起这个,放下那个。

六中放学了,周家川骑着自行车赶上了素素。

“素素,我有事跟你说。”

周家川嗫嚅地说:“素素,你老爸他……确实是被冤枉了!”

“但愿能有人证明这一点就好了。”

“我能!”

“你?你怎么能?快说呀!”素素激动地眨着漂亮的眼睛,心情迫切。

“因为,是我把那一封信弄到网上去的。”

素素瞪大眼睛:“你……逗我?!”

周家川摇头:“真的,素素。刚放暑假时,你父亲把那封信丢在校园里了,恰恰被我捡到了。他回到校园找,见了我,还问我捡到没有,我骗了他。后来我就将那一封信添油加醋了一番,以你父亲的名义发到网上去了。”

“你等于陷害了我父亲!你使他树敌多多,有口难辩,招至网上那么多重点中学的学生和家长骂他、恨他,你却说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素素说的时候,眼里已经有了泪,父亲受了太大的冤枉,背了太难听的骂名,而且还导致了自己转学,被污辱。

“是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周家川的头低得更低了。

“你起码要在网上来个声明,承认你的卑鄙行径!”

“那我可没那个勇气,我只有勇气当面向你承认。”

素素扇他一记耳光,转身气咻咻地骑上了自行车。

周家川捂着脸,喊:“素素!”

素素的身影已远去了……

电话响了,李一泓转身接电话——是蒋副主席打来的。

“一泓同志,你女儿一定跟你说过了,晚上在重点中学要开一次由学生们主持的会,社会各方面去感受情况的人肯定不少。我们的意思是,你可千万不要去,你现在是风口浪尖上的人,最好沉寂一个时期。”

李一泓拿着电话,沉吟不语。

“说话呀。给我个保证,别使我为难好吗?”

“这……那,我保证……”李一泓缓缓放下电话,缓缓走到镜前,呆望着镜中的自己,心里黯然。

阶梯大教室里,一名女生正在发言:“贫穷离我很遥远,就像银河离我很遥远。不要问我对贫穷有什么印象,无论我有什么印象,贫穷的现象还在那儿贫穷着。我的人生信念只有一条,就是千万别使自己将来成为一穷人。人穷志也短,贫穷总归是不幸!”

一些学生喊:“实在!”

另一些学生喊:“鸟话!”

还有一些学生喊:“滚下去!”

主持人喊:“同学们,同学们,大家都不要激动!下面读一个条子——能给我个机会吗?——李一泓。”

主持人话音一落,大教室里顿时一片肃静。

主持人四下观望,寻找李一泓。李一泓正趴在窗台外,他轻盈地跃入教室,走上台去:“我理解主持人的意思,是允许我发言。”

一名女生尖厉的声音突然响起:“他是李素素的父亲!”

“不错,我女儿李素素,曾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她还不至于是一名令人讨厌的女生吧?”李一泓从容反问。

他抬起头环视着学生们,话锋突然一转,语气强硬起来:“但是我要告诉某些学生,你们还真得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女儿当年进入这一所重点中学那也还是因为学习成绩在那儿摆着,你们凭的又是什么?把不正之风的事情都做下了,还不许别人在网上批评批评吗?我李一泓也是有脾气的,惹我倔脾气犯了,宁可不当政协委员,也要给你们老子些更大的难堪!看支持你们的人多还是支持我的人多!”

门外,杨亦柳在不安地走来走去,她在小声地打手机:“是的,他居然来了,正在训学生。我觉得,有些话,我们当校长当老师的那是不便像他那么说的。有他这么个人,跑来训训也好。蒋副主席您放心,我就在门外观看着局面呢,我完全能掌控得了的。”

教室里,李一泓的话锋又一转:“孩子们,你们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家庭,无论干部家庭还是平头百姓之家,想不以你们为中心,那都不知究竟该怎么去做。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有点儿出息呢?天下父母,皆同此心。所以我又认为,事情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当谁非得小题大做,口诛笔伐。网上那一封对你们重点中学言词尖刻的信,那根本不是我发上去的。还有那一份新转学过来的学生和家长的名单,也不是我发上去的。我去到过一些山里的农村,亲眼看到了那里的学校是怎样的一种惨状,所以我想呼吁政府予以重视,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不这样做,难道反而更配是政协委员了吗?”

“李叔叔,您丢的那一封信被我在校园里捡到了……我……我当时不还给您实在是不对。也是我添油加醋把它弄到网上去的,让您背黑锅一直背到今天。我错了……我公开向您道歉……”周家川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承认了自己做的事。

大教室里再次响起掌声,那是对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年轻人的肯定。

教室外面,推着自行车在聆听的素素发现杨亦柳走到了跟前,刚欲开口,杨亦柳对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一手搂着她肩,小声说:“听你爸爸接下来说些什么。”

“大多数同学都鼓掌了,说明大多数同学有同感,我也有同感。中学是义务教育,重点中学凭借重点优势,凭借工资以外的高奖金,也就是隐性工资的巨大吸引力,将其他中学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挖走,这是不正当竞争。以前我因为自己的女儿也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我绝不讲这种话。别人讲,我还要替重点中学说上几句辩护的话。”

“那么请问,你现在说这一种话,是不是一种‘反水’行为呢?”提问的竟是曲老师。

“曲老师,您是教语文的。我理解‘反水’就是背叛的意思吧?您和重点中学,对我的女儿都是有教育之恩的,我不背叛恩情。但是现在的我,一定要背叛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认为我基本上是一个好人。而我自己更了解自己。从前的我其实是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人。在我看来,重点中学的教学也有很值得忧虑的方面。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女儿和她的几名同学,在我家里开他们校刊的编委会,在讨论到一名同学的投稿时,一致的态度是不予采用,原因是没有文采。那名投稿的同学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同学,他的稿件题目是《父亲的眼泪和雨》。内容是写农村遇到了旱季,作为菜农的父亲心急如焚,徒唤奈何。后来不得不花了一百元钱,请人用抽水机抽水浇地。可是上午刚刚浇完,下午就下起了大雨,父亲又不得不赶到地里去挖埂排水。一百元是白花了。一百元对于是菜农的父亲的意义,等于满满一手推车的豆角,而且还得推到集市上去顺利地卖完。‘我’,也就是那一名同学,看见浑身泥浆的父亲回到家里,脸上还在淌着雨水。他感到淌在父亲脸上的不仅是雨水,肯定还有汗水。倏忽间,他觉得心里疼了一下。他以前是很不尊敬自己身材瘦小的父亲的,因为自己的父亲只不过是菜农,命里注定将永远是菜农。那一天,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以前对父亲的不敬是罪过的。这么一篇投稿,在包括我女儿李素素在内的几名学生编委看来,简直一无是处。什么词汇量应用少啊、简单啊、没有新意啊、浅薄情调啊,同学们我闹不懂了,我也是高中毕业文化的一个人啊!当年就在这一所学校,我也做过校刊主编啊!这怎么就反而成了浅薄情调呢?那在你们看来,什么反而是不浅薄的情调了呢?那些无病呻吟的流行歌曲,用词量就反而大了吗?其情其调就不但不浅薄,反而很厚重了吗?老实说,那一天,我从旁望着我的小女儿,听着她和那几名编委的话,我觉得我的女儿陌生了。几年前她还是一个农村女孩啊!她的哥哥嫂子现在还是农民啊!在重点中学,以及别的中学,除了分数,还有没有人也关心你们的情愫和情怀是什么水平呢?”

教室外,素素仰脸看杨亦柳,杨亦柳正听得聚精会神。

“杨……杨阿姨,我想先走了。”

杨亦柳这才低头看她,说:“别急着走,你陪我听听。”

“李叔叔,那一篇投稿是我写的。”说话的人竟然还是周家川。

“家川,如果六中也有校刊,那你就再投!说不定六中有你的知音!”李一泓勉励地望着周家川。

掌声又响起来,有的同学巴掌拍疼了,拍完后一个劲在揉手,但是表情仍很兴奋。

李一泓又说:“孩子们,总而言之,我看到了某种教育的现象,但我这几天心里所想的,其实更是这么一个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次发达的地区、省份,城市经济要不要反哺农村?怎么反哺?从哪方面反哺是当务之急?这本不是我应该对你们说的事情,说了你们也不懂,也不感兴趣!”

同学们大喊:

“懂!”

“感兴趣!”

“那我也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我得回家了!有些人包括我女儿,是反对我今天晚上来说什么的,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李一泓的话引起了一片笑声,同学们起立相送。

“杨阿姨,我必须走了。”素素话一说完,骑上自行车便朝校门骑去。

杨亦柳回到家,立刻给蒋副主席打电话:“对,散了。我刚回到家。”

“这家伙!他对我下假保证,他骗了我!他没有胡说八道吧?”蒋副主席在另一头说。

“实事求是地讲,他没有胡说八道。尽管,有些话我听了还是不太顺耳,但我们重点中学的学生们却为他鼓了几次掌。已经很久没有什么人能在我们的学生中获得掌声了。我觉得,这个李一泓,他变了……”

“我们政协,一向就是个改变人的地方嘛!”蒋副主席看一眼手表,又说,“他没胡说八道就好。今晚,我们都睡个踏实觉吧!”

第二天上午,李一泓来到了蒋副主席的办公室。他掏出委员证,恋恋不舍地看看,放在桌上,说:“我昨天晚上欺骗了您——我到重点中学去了,而且还公开说了几大番话。也许我还不适合做一位政协委员。委员证是您亲自发给我的,我也亲自向您归还。”

“想不当就不当了?太随便了吧?”

“那,还要开除我不成?”

“你已经是了,开除你也不那么简单啊!”蒋副主席拿起委员证,绕过桌子,走到李一泓跟前,将委员证揣入他兜里,“一泓同志,你得把你的思考再梳理梳理。明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将专为听你的想法到我们市里来。”

李一泓愣住了,他感到除了意外还是意外……

·15·

十六

小车驶入省委大院,省政协吴主席走下车,在省委书记秘书的陪同之下,匆匆走向省委书记办公室。

秘书推开省委书记办公室的门:“思毅书记,政协吴主席到了。”

省委书记刘思毅面前摆着一份简报,其上用宽道笔涂红了几行。刘思毅点着简报说:“你们二位到来之前,我又认真看了一遍,有些初步的想法,却又举棋不定,希望听听你们二位的看法。”

吴主席说:“刚才我还在车上看,新华社驻省的记者们动作可真快啊!”

纪委苗书记说:“名字上简报的干部们惴惴不安,生怕拿他们当典型,从严论处。某些人已经启动了自己的官场关系,替他们向纪委方面说情了。”

刘思毅说:“替他们向我说情的人也不少啊。我要求新华社驻省记者站的负责人,在我们省里还没做出反应之前,暂缓将这一份简报纳入内参管道。他们对我的态度表示尊重。但接下来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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