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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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牢牢地拴在上边了。人民大众和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在他们那儿只不过变成了图表、数字和公文，所以他们在认识上就有局限了。有局限的认识，就是有所遗，有所缺。我们政协委员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我们经常能够很近很近地接触到社会现实，所以拾遗补缺就成了我们的责任之一……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参与过教育工作。有次，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请她看一幅图画作业，那是以‘快乐时光’命题的图画。半页皱巴巴的纸上，画着有破碎齿纹的三角形，其内是一个圆，像古怪的几何图形。两个大人都不明白，一个孩子的‘快乐时光’和那样的一幅图画有什么关系。于是她们决定共同了解一下。结果是，那孩子的父亲在十月革命中牺牲了，母亲奄奄一息地病在床上。母子俩住在一幢成了残垣断壁的楼房的最顶屋，在寒冷的冬季他们没有木材取暖，几天才能领到一小块黑面包。三角形开窗是破的，下雪时雪花落进来，而当太阳移到开窗正中央时，那时候便是那孩子的‘快乐时光’。克鲁普斯卡娅于是指示工作人员为母子俩安排了一个好些的住处，给他们送去烧材、面包和土豆，还派医生为那母亲治病。后来卫国战争爆发了，那母亲将自己唯一的孩子送上了前线。她说：‘当年苏维埃爱护过我们，我现在舍出我的儿子保卫它。’克鲁普斯卡娅，不但对一个孩子的图画敏感了，还去调查了解了，还力所能及地去解决了，而且向列宁进行了正式的汇报，并建议苏维埃政权即使再困难，也要尽量为那样的一些孩子和母亲做些事情。全苏少年儿童救助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想政协委员在党、政府和社会现实这三者之间，也正是要起到那样一种作用……”

这盘放完，李一泓起身又换了一盘磁带：

“但我们政协委员的职责，又不仅仅是拾遗补缺。我们还要反对身为领导干部的人的错误做法，还要对他们的错误的思想习惯提出批评，有时还要批评得十分尖锐。而有私心做不到这一点，没勇气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家住在一条小街，只不过五十多米长的一条小街，和一条大马路形成丁字路口。修那条大马路时，仅沿两条人行道在小街的路口里换了几块新的路沿石。我曾问修路的领工，为什么不顺便也把那五十多米豁牙断齿的路沿石也换一换啊？他们回答说上级认为没必要。我又去建议那上级，他回答说：‘领导的车根本不会往那一条小街里拐！’他们宁肯命令工人们再将那些剩余的路沿石装上卡车运走。运到哪儿去了呢？后来我发现，都卸在一处建筑垃圾堆那儿了。那条小街虽然短，可也住着近百户人家呢！那些人家怎么看这件事儿呢？他们说：‘多损啊，一丁点儿好处的光都不愿让老百姓沾到！这还沾的不是他们家的光。’各位新委员有所不知，修益民公园时，临马路这边儿，花啊，草啊，搞得漂漂亮亮的。可不临马路的那一面，紧挨老百姓住家的那一面呢，连道砖围墙也不砌。下雨天，泥水淌下来，老人孩子常滑倒。我就又去找有关方面负责人，期望能把背面也修修。他们怎么答复呢？他们说：‘外国人经过马路看不到背面！’——当时，有一批外国游客将到我们这一座城市来访古。往往的，有些事做与不做，做得怎样，并不是财力的问题。有时候，某些事，最终变成了仅仅为上级而做。估计着领导的脚走到哪儿，目光能看到哪儿，就决定做到哪种程度。这一种思想习惯，更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反对。不反对，以人为本，就成了以领导为本。习惯都是很顽固的，我们反对起来就很吃力。而凡吃力的事情，就更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发乎善意，是我们政协委员一切方式方法的根本立场……”

听完磁带，李一泓走到院子里，呆呆地看着树、花，脑袋里依旧盘旋着老馆长的话。他想起了从文化馆运来的收藏品，打开了对面两间屋的锁，点数、观看那些收藏品，他不时拿起这个，放下那个。

六中放学了，周家川骑着自行车赶上了素素。

“素素，我有事跟你说。”

周家川嗫嚅地说：“素素，你老爸他……确实是被冤枉了！”

“但愿能有人证明这一点就好了。”

“我能！”

“你？你怎么能？快说呀！”素素激动地眨着漂亮的眼睛，心情迫切。

“因为，是我把那一封信弄到网上去的。”

素素瞪大眼睛：“你……逗我？！”

周家川摇头：“真的，素素。刚放暑假时，你父亲把那封信丢在校园里了，恰恰被我捡到了。他回到校园找，见了我，还问我捡到没有，我骗了他。后来我就将那一封信添油加醋了一番，以你父亲的名义发到网上去了。”

“你等于陷害了我父亲！你使他树敌多多，有口难辩，招至网上那么多重点中学的学生和家长骂他、恨他，你却说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素素说的时候，眼里已经有了泪，父亲受了太大的冤枉，背了太难听的骂名，而且还导致了自己转学，被污辱。

“是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周家川的头低得更低了。

“你起码要在网上来个声明，承认你的卑鄙行径！”

“那我可没那个勇气，我只有勇气当面向你承认。”

素素扇他一记耳光，转身气咻咻地骑上了自行车。

周家川捂着脸，喊：“素素！”

素素的身影已远去了……

电话响了，李一泓转身接电话——是蒋副主席打来的。

“一泓同志，你女儿一定跟你说过了，晚上在重点中学要开一次由学生们主持的会，社会各方面去感受情况的人肯定不少。我们的意思是，你可千万不要去，你现在是风口浪尖上的人，最好沉寂一个时期。”

李一泓拿着电话，沉吟不语。

“说话呀。给我个保证，别使我为难好吗？”

“这……那，我保证……”李一泓缓缓放下电话，缓缓走到镜前，呆望着镜中的自己，心里黯然。

阶梯大教室里，一名女生正在发言：“贫穷离我很遥远，就像银河离我很遥远。不要问我对贫穷有什么印象，无论我有什么印象，贫穷的现象还在那儿贫穷着。我的人生信念只有一条，就是千万别使自己将来成为一穷人。人穷志也短，贫穷总归是不幸！”

一些学生喊：“实在！”

另一些学生喊：“鸟话！”

还有一些学生喊：“滚下去！”

主持人喊：“同学们，同学们，大家都不要激动！下面读一个条子——能给我个机会吗？——李一泓。”

主持人话音一落，大教室里顿时一片肃静。

主持人四下观望，寻找李一泓。李一泓正趴在窗台外，他轻盈地跃入教室，走上台去：“我理解主持人的意思，是允许我发言。”

一名女生尖厉的声音突然响起：“他是李素素的父亲！”

“不错，我女儿李素素，曾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她还不至于是一名令人讨厌的女生吧？”李一泓从容反问。

他抬起头环视着学生们，话锋突然一转，语气强硬起来：“但是我要告诉某些学生，你们还真得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女儿当年进入这一所重点中学那也还是因为学习成绩在那儿摆着，你们凭的又是什么？把不正之风的事情都做下了，还不许别人在网上批评批评吗？我李一泓也是有脾气的，惹我倔脾气犯了，宁可不当政协委员，也要给你们老子些更大的难堪！看支持你们的人多还是支持我的人多！”

门外，杨亦柳在不安地走来走去，她在小声地打手机：“是的，他居然来了，正在训学生。我觉得，有些话，我们当校长当老师的那是不便像他那么说的。有他这么个人，跑来训训也好。蒋副主席您放心，我就在门外观看着局面呢，我完全能掌控得了的。”

教室里，李一泓的话锋又一转：“孩子们，你们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家庭，无论干部家庭还是平头百姓之家，想不以你们为中心，那都不知究竟该怎么去做。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有点儿出息呢？天下父母，皆同此心。所以我又认为，事情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当谁非得小题大做，口诛笔伐。网上那一封对你们重点中学言词尖刻的信，那根本不是我发上去的。还有那一份新转学过来的学生和家长的名单，也不是我发上去的。我去到过一些山里的农村，亲眼看到了那里的学校是怎样的一种惨状，所以我想呼吁政府予以重视，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不这样做，难道反而更配是政协委员了吗？”

“李叔叔，您丢的那一封信被我在校园里捡到了……我……我当时不还给您实在是不对。也是我添油加醋把它弄到网上去的，让您背黑锅一直背到今天。我错了……我公开向您道歉……”周家川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承认了自己做的事。

大教室里再次响起掌声，那是对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年轻人的肯定。

教室外面，推着自行车在聆听的素素发现杨亦柳走到了跟前，刚欲开口，杨亦柳对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一手搂着她肩，小声说：“听你爸爸接下来说些什么。”

“大多数同学都鼓掌了，说明大多数同学有同感，我也有同感。中学是义务教育，重点中学凭借重点优势，凭借工资以外的高奖金，也就是隐性工资的巨大吸引力，将其他中学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挖走，这是不正当竞争。以前我因为自己的女儿也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我绝不讲这种话。别人讲，我还要替重点中学说上几句辩护的话。”

“那么请问，你现在说这一种话，是不是一种‘反水’行为呢？”提问的竟是曲老师。

“曲老师，您是教语文的。我理解‘反水’就是背叛的意思吧？您和重点中学，对我的女儿都是有教育之恩的，我不背叛恩情。但是现在的我，一定要背叛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认为我基本上是一个好人。而我自己更了解自己。从前的我其实是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人。在我看来，重点中学的教学也有很值得忧虑的方面。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女儿和她的几名同学，在我家里开他们校刊的编委会，在讨论到一名同学的投稿时，一致的态度是不予采用，原因是没有文采。那名投稿的同学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同学，他的稿件题目是《父亲的眼泪和雨》。内容是写农村遇到了旱季，作为菜农的父亲心急如焚，徒唤奈何。后来不得不花了一百元钱，请人用抽水机抽水浇地。可是上午刚刚浇完，下午就下起了大雨，父亲又不得不赶到地里去挖埂排水。一百元是白花了。一百元对于是菜农的父亲的意义，等于满满一手推车的豆角，而且还得推到集市上去顺利地卖完。‘我’，也就是那一名同学，看见浑身泥浆的父亲回到家里，脸上还在淌着雨水。他感到淌在父亲脸上的不仅是雨水，肯定还有汗水。倏忽间，他觉得心里疼了一下。他以前是很不尊敬自己身材瘦小的父亲的，因为自己的父亲只不过是菜农，命里注定将永远是菜农。那一天，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以前对父亲的不敬是罪过的。这么一篇投稿，在包括我女儿李素素在内的几名学生编委看来，简直一无是处。什么词汇量应用少啊、简单啊、没有新意啊、浅薄情调啊，同学们我闹不懂了，我也是高中毕业文化的一个人啊！当年就在这一所学校，我也做过校刊主编啊！这怎么就反而成了浅薄情调呢？那在你们看来，什么反而是不浅薄的情调了呢？那些无病呻吟的流行歌曲，用词量就反而大了吗？其情其调就不但不浅薄，反而很厚重了吗？老实说，那一天，我从旁望着我的小女儿，听着她和那几名编委的话，我觉得我的女儿陌生了。几年前她还是一个农村女孩啊！她的哥哥嫂子现在还是农民啊！在重点中学，以及别的中学，除了分数，还有没有人也关心你们的情愫和情怀是什么水平呢？”

教室外，素素仰脸看杨亦柳，杨亦柳正听得聚精会神。

“杨……杨阿姨，我想先走了。”

杨亦柳这才低头看她，说：“别急着走，你陪我听听。”

“李叔叔，那一篇投稿是我写的。”说话的人竟然还是周家川。

“家川，如果六中也有校刊，那你就再投！说不定六中有你的知音！”李一泓勉励地望着周家川。

掌声又响起来，有的同学巴掌拍疼了，拍完后一个劲在揉手，但是表情仍很兴奋。

李一泓又说：“孩子们，总而言之，我看到了某种教育的现象，但我这几天心里所想的，其实更是这么一个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次发达的地区、省份，城市经济要不要反哺农村？怎么反哺？从哪方面反哺是当务之急？这本不是我应该对你们说的事情，说了你们也不懂，也不感兴趣！”

同学们大喊：

“懂！”

“感兴趣！”

“那我也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我得回家了！有些人包括我女儿，是反对我今天晚上来说什么的，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李一泓的话引起了一片笑声，同学们起立相送。

“杨阿姨，我必须走了。”素素话一说完，骑上自行车便朝校门骑去。

杨亦柳回到家，立刻给蒋副主席打电话：“对，散了。我刚回到家。”

“这家伙！他对我下假保证，他骗了我！他没有胡说八道吧？”蒋副主席在另一头说。

“实事求是地讲，他没有胡说八道。尽管，有些话我听了还是不太顺耳，但我们重点中学的学生们却为他鼓了几次掌。已经很久没有什么人能在我们的学生中获得掌声了。我觉得，这个李一泓，他变了……”

“我们政协，一向就是个改变人的地方嘛！”蒋副主席看一眼手表，又说，“他没胡说八道就好。今晚，我们都睡个踏实觉吧！”

第二天上午，李一泓来到了蒋副主席的办公室。他掏出委员证，恋恋不舍地看看，放在桌上，说：“我昨天晚上欺骗了您——我到重点中学去了，而且还公开说了几大番话。也许我还不适合做一位政协委员。委员证是您亲自发给我的，我也亲自向您归还。”

“想不当就不当了？太随便了吧？”

“那，还要开除我不成？”

“你已经是了，开除你也不那么简单啊！”蒋副主席拿起委员证，绕过桌子，走到李一泓跟前，将委员证揣入他兜里，“一泓同志，你得把你的思考再梳理梳理。明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将专为听你的想法到我们市里来。”

李一泓愣住了，他感到除了意外还是意外……

·15·

十六

小车驶入省委大院，省政协吴主席走下车，在省委书记秘书的陪同之下，匆匆走向省委书记办公室。

秘书推开省委书记办公室的门：“思毅书记，政协吴主席到了。”

省委书记刘思毅面前摆着一份简报，其上用宽道笔涂红了几行。刘思毅点着简报说：“你们二位到来之前，我又认真看了一遍，有些初步的想法，却又举棋不定，希望听听你们二位的看法。”

吴主席说：“刚才我还在车上看，新华社驻省的记者们动作可真快啊！”

纪委苗书记说：“名字上简报的干部们惴惴不安，生怕拿他们当典型，从严论处。某些人已经启动了自己的官场关系，替他们向纪委方面说情了。”

刘思毅说：“替他们向我说情的人也不少啊。我要求新华社驻省记者站的负责人，在我们省里还没做出反应之前，暂缓将这一份简报纳入内参管道。他们对我的态度表示尊重。但接下来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