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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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赶走这个无赖，”他对仆人们说，“来一个人上车。”车门打开了，骑士无论如何要于连和于连的证人上他的车。他们去找德·博瓦西先生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有一个僻静的地方。一路上谈笑风生，确实不错。奇特的是外交家还穿着睡袍。
　　“这些先生虽然很高贵，”于连想，“却一点儿也不像来德·拉莫尔先生家吃饭的那些人那么乏味，我看出为什么来了，”过了一会几又想，“他们敢干些不成体统的事。”他们谈论昨天演出的芭蕾舞中观众看好的女角儿。他们含蓄地提到一些有刺激性的趣闻，于连和他的证人，第九十六团的中尉，一无所知。于连一点儿也不蠢，强不知以为知，他爽快地承认无知。这种坦率使骑士的朋友很高兴，他向他详详细细地讲述那些趣闻，十分有味。
　　有一件事让于连大吃一惊。街中间正在搭祭台，是为了迎圣体用的，车子停了一会儿。这两位先生竟然在开玩笑，说本堂神甫是一位大主教的儿子。在想当公爵的德·拉莫尔侯爵家里，永远不会有人敢说这种话。
　　决斗倾刻间便告结束，于连胳膊上中了一弹；他们用醮上烧酒的手帕为他包扎，德·博瓦西骑士很礼貌地请求于连允许他用载他来的那辆车送他回去。当于连说出德·拉莫尔府的时候，年轻的外交家和他的朋友相互递了个眼色。于连的车子本来也在，但是他觉得那两位先生的谈话比善良的第九十六团中尉的谈话有多得多的趣味。
　　“我的天主！一场决斗，就是这！”于连想，“我真高兴找到了那个车夫！如果我还得忍受我在咖啡馆里受到的侮辱，那有多不幸啊！”有趣的谈话几乎不曾间断。于连此时明白了，外交上的矫揉造作还是有些用处的。
　　“这么说，出身高贵的人之间谈话并非一定令人厌倦啊！”他心想，“这两位拿迎圣体开玩笑，敢讲极猥亵的趣闻，而且纤毫毕露，绘声绘色。他们欠缺的绝对只是对政治事务的议论，况且这种欠缺还得到口吻之优雅和表达之准确的补偿而有余。”于连感到对他们有一种热烈的倾慕。“我要能常见到他们该有多幸福！”
　　他们一分手，德·博瓦西骑士就到处去打听：打听来的情况不大妙。
　　他很想认识他的对手，他能否体体面面地拜访他？他能得到的情况很少，其性质也不令人鼓舞。
　　“这都是假的！”他对证人说。”要我承认和德·拉莫尔先生的一个普通秘书决斗过，这是不可能的，况且还是因为我的车夫偷了我的名片。”
　　“这件事肯定有可能成为笑柄。”
　　当天晚上，德·博瓦西骑士和他的朋友到处说这位索莱尔先生是个十全十美的年轻人，是德·拉莫尔侯爵的一位密友的私生于。这件事毫不困难地传开了。一旦大家相信实有其事，年轻的外交家和他的朋友方肯前往拜访过他几次，那半个月于连是在他的卧室里度过的。于连向他们承认他长那么大只去过歌剧院一次。
　　“这太可怕了，”他们对他说，“现在大家只去这个地方；您第一次出门，应该是去看《奥利伯爵》。”
　　在歌剧院，德·博瓦西骑士把他介绍给当时正走红的著名歌唱家热罗尼莫。
　　于连几乎要讨好骑士了，自尊，神秘的傲慢和年轻人的自命不凡混在一起，使于连着迷。例如，骑士有点儿口吃，因为他有幸经常见到的一位大贵人就有此毛病。于连从未见过在一个人身上结合了逗人开心的可笑和可怜的外省人应竭力模仿的完美举止。
　　大家看见他在歌剧院和德·博瓦西骑士在一起，这种交往使人提起他的名字。
　　“好哇！”有一天德·拉莫尔先生对他说，“原来您是我的密友弗朗什—孔泰一位富绅的私生子？”
　　于连想申明他从未推波助澜使人相信这种流言，侯爵打断了他。
　　“德·博瓦西先生是不愿意人家说他和一个木匠的儿子决斗过。”
　　“我知道，我知道，”德·拉莫尔先生说，“现在是由我来让这传言变得可靠，它挺中我的意。但是我要请您帮个忙，这只花费您短短的半个钟头，凡是歌剧院有演出的日子，您在十一点半钟，上流社会人士散场出来时，到前厅去看看。我看您有时还有外省人的举止，应该改掉；再说认识一些大人物，至少认个模样，也是不错的，这样日后我就能让您找他们办事了。到定座票房去一趟，让他们认一认您；他们已经准您免费入场了。”
第七章　痛风病发作
　　读者也许对这种随便的、近乎友好的口气感到惊讶，我们忘了说，六个礼拜以来，侯爵一直被困在家里，他的痛风病发作了。
　　德·拉莫尔小姐和她的母亲在耶尔，跟侯爵夫人的母亲在一起。诺贝尔伯爵不时地来看看他父亲，父子间关系非常好，但彼此无话可说。德·拉莫尔先生只好跟于连在一起，倒发现他有些思想，不免感到惊奇。他让于连给他读报。年轻的秘书很快即能挑选有趣的段落。有一份新报侯爵很是痛恨，发誓永远不看，却每天都要谈到。于连笑了。侯爵对当今这个时代感到气愤，让于连给他读李维的作品，把拉丁文即席翻译过来，听起来很开心。
　　一天，侯爵用常使于连不胜其烦的过分客气的口吻说：
　　“我亲爱的索莱尔，请允许我作为礼物送您一件蓝色的礼服。当您高兴穿上它来看我时，在我的眼里，您就是德·肖纳伯爵的弟弟了，也就是说，我的朋友老公爵的儿子”。
　　于连不大明白个中消息，当晚，他试着穿上蓝礼服去见侯爵。侯爵待他果然视若平等。于连的心能够感觉到真正的礼貌，但是细微的差别，还是分辨不出。他在侯爵起了这个怪念头之前，可以发誓说，侯爵待他好得不能再好了。“多了不起的聪明才智啊！”于连心里说。他起身告辞的时候，侯爵表示歉意，因痛风病发作，不能送他。
　　于连生出一个古怪的念头：“他是在嘲弄我吗？”他百思不得其解，便去请教彼拉神甫。神甫可没有侯爵那么有礼貌，只吹了声口哨，就去谈别的事情了。第二天早晨，于连穿着风衣，带着文件夹和待签的信件去见侯爵，他受到的接待又跟以往一样了。晚上，换上蓝礼服，接待他的口吻全然不同，跟前一天晚上一样地客气。
　　“既然您好心看望一个可怜的、生病的老人而又不感到过于厌烦，”侯爵对他说，“您就应该跟他讲讲您生活中的各种小事情，但要坦率，不要想别的，只想讲得清楚、有趣。因为我们得寻开心啊，”侯爵继续说，“人生中只有这才是真实的。一个人不能每天都在战争中救我的命，或者送我一百万；如果在这里，在我的长椅旁，我有里瓦罗尔，他就会每天为我解除一小时的疼痛和厌烦。流亡期间，我在汉堡跟他很熟。”
　　然后，侯爵给于连讲里瓦罗尔跟汉堡人的一些趣闻，四个汉堡人凑在一起才能理解他的一句俏皮话。
　　侯爵不得已与这小神甫为伍，想让他兴奋起来。他用荣誉刺激于连的骄傲。既然人家要他讲真话，于连就决定什么都说出来；但有两件事情他不说：他对一个名字的狂热崇拜，侯爵听见这名字会发脾气的；还有他那彻底的不信神，这对一个未来的本堂神甫不大合适。他和德·博瓦西骑士的那场小纠纷来得正好。侯黔听到在圣奥诺雷街的咖啡馆里，车夫用脏话骂他的场面，笑出了眼泪，这是主人和被保护人之间肝胆相照的时候。
　　德·拉莫尔先生对这个独特的性格有了兴趣。起初，他喜欢于连的可笑，为的是开心取乐；很快，他觉得慢慢地纠正这年轻人看人看事的错误方式更有意义。“别的外省人来到巴黎对什么都赞不绝口，”侯爵想，“而这个外省人对什么都恨。他们有太多的做作，而他的却还不够，傻瓜们把他看成傻瓜。”
　　痛风病的发作因为冬季的严寒，一直拖着，持续了好几个月。
　　“有人喜欢漂亮的西班牙猎犬，”侯爵心想，“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小神甫却感到这么难为情呢？他与众不同。我把他当儿子看待，那又怎么样！有何不妥？这个怪念头，如果持续下去，我就在遗嘱中付出一粒值五百路易的钻石。”
　　侯爵一旦了解了他的被保护人的坚强性格，就每天都派他去处理新的事务。
　　于连注意到，这位大贵人有时会对同一件事做出矛盾的决定，很害怕。
　　这可能给他带来严重的损害。于是，于连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登记簿，把他的决定写在上面，侯爵则签字画押。于连用了一个文书，由他把有关每件事的决定抄录在一个特殊的登记簿上。这个登记簿也抄录了所有的信件。
　　这个主意开始时好像荒唐之极，无聊之极。然而不出两个月，侯爵就感到了它的好处。于连建议他雇一个在银行家手下干过的文书，把于连负责管理的那些田地的所有收入和支出记成复式帐。
　　这些措施使侯爵对自己的事务一目了然，甚至还能欣欣然进行了两、三次投机活动，而不必假手出面人，他们常常欺骗他。
　　“您自己拿三千法郎吧，”一天，他对年轻的助手说。
　　“先生，我的品行可能受到诽谤。”
　　“那您要怎么样？”侯爵生气地说。
　　“请您做一个决定，亲手写在登记簿上；这个决定写明给我三千法郎。况且，是彼拉神甫想到要记帐的。”侯爵带着德·蒙卡德侯爵听管家普瓦松先生报帐时的那种厌烦神色，写下了他的决定。
　　晚上，当于连穿上蓝礼服出现时，他们绝口不谈事务。侯爵的关怀使我们的主人公那一直痛苦着的自尊心感到那样地舒服，很快就不由自主地对这位可亲的老人生出一种眷恋之情。这并不是说，于连易动感情，如巴黎人所理解的那样；但于连并非没有心肝之人，自从老外科军医死后，还没有人像侯爵那样亲切地跟他说话。他惊奇地注意到，侯爵很有礼貌地照顾他的自尊心，而他在老外科军医那里却从未见过。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军医对他的十字勋章要比侯爵对他的蓝绶带更感到自豪。侯爵的父亲是一位大贵人。
　　一天早晨，于连着黑衣，为了谈事务来见侯爵，谈话结束时，侯爵很高兴，多留了他两个钟头，一定要把出面人刚从交易所送来的钞票送几张给他。
　　“我希望，侯爵先生，求您允许我说句话而不至于让我背离我理应对您怀有的深深敬意。”
　　“说吧，我的朋友。”
　　“我拒绝这迹份礼物，望侯爵先生俯允。这礼物不该送给黑衣人，它会让您好心地容忍蓝衣人的种种态度蒙垢。”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看也不看一眼就走了。
　　这个举动使侯爵很开心。晚上，他讲给彼拉神甫听。
　　“有一件事我得向您承认了，我亲爱的神甫。我知道于连的出身，而且我允许您不为这段隐情保守秘密。”
　　“他今天早晨的态度是高贵的，”侯爵想，“而我要让他成为贵族。”
　　不久，侯爵终于可以出门了。
　　“到伦敦住上两个月，”他对于连说，“特别信使和其他信使会把我收到的信连同我的批语送给您。您写好回信，连同原信再给我送回来。我算了一下，要耽搁也不过五天工夫。”
　　在通往加来的大路上一站站地赶，于连觉得奇怪，让他去办的那些所谓事务都无关紧要。
　　于连是怀着怎样一种仇恨、近乎厌恶的感情踏上英国的土地的，我们就不去说了。我们知道他对波拿巴怀有狂热的激情。他把每个军官都看成哈得逊·洛爵士，他把每个大贵人都看成巴瑟斯特勒勋爵，圣赫勒拿岛上那些卑鄙的事就出于他的命令，他得到的酬报就是当了十年内阁大臣。
　　在伦敦，他终于知道了什么是贵族的自命不凡。他结识了几位年轻的俄国贵族，他们为他指点门径。
　　“您生来不凡，我亲爱的索莱尔，”他们对他说，“您天生一副冷脸，距现时的感觉千里之遥，我们用尽千方百计而终不可得。”
　　“您不理解您的时代，”科拉索夫亲王对他说，“您要永远和人们对您的期待背道而驰。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时代的唯一宗教。勿疯狂，勿造作，因为人们期待于您的正是疯狂和造作，而那条格言也就实现不了了。”
　　有一天，菲茨－福尔克公爵请于连和科拉索夫亲王吃晚饭，他在客厅里大出风头。人们等了一个钟头。于连在二十个等待着的人当中的举止，至今驻伦敦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们还津津乐道，他的神态真是妙不可言。
　　他不顾他那些浪荡朋友的反对，一定要去看望著名的菲利普·范恩，自洛克以降英国唯一的哲学家。他见他的时候，他正要结束第七年的监禁。“在这个国家里，贵族是不开玩笑的，”于连想；“而且，范恩已经声名扫地，备受诋毁……”
　　于连发现他精神饱满，贵族的狂怒消除了他的烦闷。“瞧，”于连走出监狱时对自己说，“这是我在英国看见的唯一的快活人。”
　　“对暴君最有用的观念是上帝的观念，”范恩曾对他说。
　　他的犬儒主义的体系的其余部分，我们略去不谈了。
　　他回来后，德·拉莫尔先生问：“您从英国给我带回什么有趣的思想？”……他不说话。“您带回什么思想了，有趣还是没有趣？”侯爵又急急问道。
　　“第一，”于连说，“最明智的英国人每天都有一个钟头是疯狂的；他有自杀这个魔鬼光顾，此为国家之神。
　　“第二，在英国上岸后，机智和才华都要贬值百分之二十。
　　“第三，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风景更美丽、更动人、更值得赞赏。”
　　“该我说了，”侯爵说，
　　“第一，为什么您要到俄国大使的舞会上去说法国有三十万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渴望战争？您以为这种话是国王们爱听的吗？”
　　“跟我们那些大外交家们说话，真不知如何是好，”于连说，“他们动辄进行一本正经的讨论。如果说些报纸上的老生常谈，您就会被当成傻瓜。如果胆敢说些真实的、新鲜的东西，他们就会大吃一惊，不知回答什么好，而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他们会派大使馆一等秘书来对您说，您失礼了。”
　　“不坏，”侯爵笑着说。“尽管如此，我敢打赌，思想深刻者先生，您没有猜到您为什么去英国。”
　　“请原谅，”于连说；“我每个礼拜一次去国王的大使那里吃晚饭，他是个最有礼貌的人。”
　　“您是去找这枚勋章呀，”侯爵对他说。“我不想让您脱掉这身黑衣服，而我己习惯于和穿蓝衣服的人用那种更有趣的口吻说话。在没有新的命令之前，请您听好：当我看见这枚勋章时，您就是我的朋友肖纳公爵的小儿子，六个月之前就被雇用在外交界工作，不过自己并不知道。请您注意，”侯爵补充说，神色很严肃，并且打断了于连感激的表示，“我决不想改变您的身份。对保护人和被保护人来说，那都是一个错误和一个不幸。什么时候我的那些官司让您厌倦了，或者您不再适合我了，我会为您请求一个好的本堂区，像我们的朋友彼拉神甫的那个本堂区一样，仅此而已，”侯爵用很生硬的口气补充说。
　　这枚勋章让于连的自尊得到满足，话也多得多了。他自以为不那么经常地受到一些可能引起不礼貌解释的话的冒犯了，或者成为这些话的目标，而在热烈的谈话中，这种话的含义不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的。
　　这枚勋章给他招来了一次不寻常的拜访，是德·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