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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你家玩好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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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发后，“慎重”问我，你好么？
我说，还那样，你呢？
寒暄几句后，“慎重”说他要睡了。
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你爱过我么？
Puppy，我就是这么的怂，我压根不敢问我和他是什么时候分的手。我等“慎重”的回复等到我以为他压根不想回复，才等到。
他说，这世界上有很多99分的感情，就是所有人都说“她哪哪都好，你们应该在一起”，于是当事人也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恋爱了。大部分人就这样恋爱、结婚，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会碰到那个满分的对象，他们与99分的另一半过完一生，总觉得缺点什么又死活找不到原因。但一小部分人后来遇到了100分的恋人，才明白99分那个不过是别人眼中的合适。如果此生无恙，99分就是最高，谁让他不幸遇到了100分。
“你是我99分的爱人，她比你多一分。”“慎重”如是说。
Puppy，你知道么？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无力感，我没有回复就下线了。但我心里那个真实的自己在挣扎：“妈的你是老子10000分的爱人怎么办？我靠，你将来遇到101分的爱人你怎么办？你马上给我死一秒都别耽误！我他妈的才不会再爱你的。”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再爱任何人。
至此，我默默删掉了与“慎重”相关的所有，十分想假装过去的七年里除了一条叫Puppy的公狗，我再也没有在意过任何异性。我想念Puppy，七年的时光里，除了我父母，再也没有谁像他这样被我爱且爱过我。
Puppy的死彻底击垮了我，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已经陷入癫狂的状态，不会有人像我，缅怀一条狗像缅怀一个人，一天更新一百条状态纪念它：
“今天去了之前常去的电影院，Puppy想念你。”
“普通青年都文艺，文艺青年才二逼，Puppy，你走后北京无人和我说话。”
“假如时光倒流，Puppy。”
……
Puppy的死带来的打击，直到几年后我认识了新的爱人才慢慢释怀。26岁时，我终于谈了新的恋爱，四年后结婚。
结婚第一年，我丈夫捡了一条狗回来，说是在家门口发现的，问我能不能养。我说别逗了老娘有家族遗传的过敏性鼻炎，别说是狗，弄条毛毯我都直接住院了。
我丈夫非常费解：“那Puppy呢？你为啥不对Puppy过敏？”
因为从来就没有过Puppy啊！我从来，从未养过狗。只不过，每个人生命里，都会有那么一段想要费尽心思举重若轻的往事，反而越是假装不在乎越是弄巧成拙。我不能接受那样被分手的结局，也不想像个怨妇一样地满世界抱怨，才选择了对我假想中的狗倾诉。就像我因为不想交稿，生了一个假想中的儿子，并因为他的哭闹没有思路一样。
感情稳定的人，谁会没事儿更新状态给别人看呢？不过是想让那个再也不会看见的人看见，不过是想让那个再也不会在意的人在意，才会一天几百条事无巨细地汇报。不过是想提醒对方，你失去我是你的损失。只是，那时的我忽略了一点，不论是我的狗死了，还是我本人死了，对方都不会关心，因为他根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从信息的洪流中仔细分拣出属于我的只言片语。后来想想，最好的惩罚是：就算你会好奇，你只需要知道，我离开你之后过得比跟你在一起时好。是的我很好，我不会爱你，恨你，甚至不会想起我需要想起你。
再见Puppy Love，差一分的爱人，永远不会变成完美的另一半。
听着听着就老了
文/黄昱宁 @黄昱宁 作家 译者
是要到了地铁里的每只手机都会飘出神曲的年代，才会突然想起，以前听歌可真不是一件如此轻便的事。“小时候守着电台等我最爱的歌”（When I was young and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不仅仅是卡朋特的一句歌词，更是穿越时空滋养了好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想重温这首《昨日再来》，你只须轻点鼠标，打包下载，七八个中外版本信手拈来，但是你没办法复制当年国门乍开时，端坐在收音机前，被汹涌而来的新鲜潮水打湿的仪式感。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可以听到时髦音乐的电台节目屈指可数（仅就上海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港台系的“上录音乐万花筒”和欧美范的“立体声之友”，这些节目的名称都像当时刚刚打进内地的ELLE中文版的正式刊名“世界时装之苑”一样，带着中规中矩的时代烙印），确实要用“守望”二字才能形容彼时“人民日益增长的听歌需求与落后的社会传播方式之间的矛盾”。
但是那会儿真有守望的劲头啊。初中同学几乎人人都练就了边听歌边解数学题的绝招，往三角形上添辅助线的同时也牢牢记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动态——那几乎总是翌日早读课上的第一个话题。（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电台的早新闻里听到陈百强深度昏迷的消息，一到学校就隆重宣布，女生群里立时响起一片低低的呜咽。早读课上非但再没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几个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总而言之，当时的收音机里藏着多少让人兴奋或者沮丧的理由啊。你会觉得电台DJ是天底下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把持着垄断渠道，每天只吝啬地放出一小部分资源，而且一肚子阴谋诡计，只顾着袒护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欢谭咏麟的听众会认定他们放了太多张国荣的歌，而热爱张国荣的则怀疑他们故意让谭咏麟多拿了一周的冠军。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饥饿感，使得每一首从电台里流出来的新歌都显得稀缺而动人。我们甚至在上床睡觉前嘴里还在哼着那些刚刚学会的调子（通常都只来得及记住副歌），草稿簿上随手写下几句歌词，等着明天到班上跟别的同学拼凑出相对完整的一首——到后来干脆发展成分工协作，有人专攻开头，有人坐镇中央，有人包抄结尾。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里上中学的人，大概很少会有人没攒过至少一个手抄的歌词本。讲究一点的是裹上一层旧挂历的硬面日记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在外头，里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这边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边冒出一条“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间或还能看到明星大头贴，刚粘上去的时候鲜亮，年深日久了就会黑一块白一块得恍若沦落风尘。还有，我总依稀记得，或者说分明相信，字与字之间晕开的泪痕——黄黄的，假假的，是最纯真与最刻意的交集，正是那个年纪的主色调。
那时没有卡拉OK，没有“我爱记歌词”，甚至很少能在电视上看到音乐录影带，记录歌词主要还是靠一双“肉耳”，间或闹出“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笨驴”（伴侣，《恋曲1990》）和“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夜夜，《鲁冰花》）这样的笑话，真是再自然不过了。某些疑难歌词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买来盒带，打开封套的时候才能揭晓——说“金主”不算夸张，从六块八到七块九再到九块八，盒带向来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过，当时正式引进出版的盒带因为要经过层层审批，比起电台来，它们与境外同步的速度永远都滞后好大一截。
记忆中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团购”盒带的行动发生在初二。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小虎队在二十多年前红成什么样，如果非要类比的话，不妨设想：把韩庚、周杰伦和李宇春绑在一起打包组团，可你不能一想他们就上网搜点东西来解馋；无论是消息、歌声还是形象，你都得透过极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青苹果乐园》在西藏路音乐书店开售的那一天（说来奇怪，当时并没有成熟的营销链，甚至没听过“首发”这个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几个消息灵通的同学早早就知道），还没等挨到中午，我的心跳就开始加快，只觉得四周处处弥漫着出逃的气息，随时要溢出来。三个自行车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为代表，收齐十几份钱（平均两三个人一盒），从杨浦区双阳路一直骑到西藏路。现在想来，也只有在荷尔蒙过剩的年纪，才能唱着“周末午夜别徘徊”，顶着西北风，轻易打发掉这一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至于我这个班长，必须替他们编一个缺席政治课和英语课的完美借口——在市重点中学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桩考验智商和刷爆RP的任务。
那时候，时常会看到城市里的行道树上缠绕着一大卷棕色的磁带，我总觉得那是某盘质量欠佳的盒带卡在机器里，最终被愤怒的主人扯出来扔到窗外，就势挂在了树枝上。与此形成美学对称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没着一种叫“拷兄”的人——对于那些渐渐不满足于引进版盒带的歌迷来说，这些人既可爱又可恨。说可爱，当然是因为他们神通广大，两周前在香港上市的带子，他们就能弄过来，用收录机转录在TDK空白带上，附一张封套的黑白复印件——它们往往模糊得令人发指，从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会觉得梅艳芳和蔡琴长得没什么区别。六十分钟的空白带要比原版母带的时间稍长，通常“拷兄”会从别的带子上扒两首歌填满那些空白，如果这自制的bonus track挑起买家的兴趣，就等于为下一单生意提前做了广告。说他们可恨，是因为这些拷带比音像店里的正规引进版还要贵上至少两三块，买一盒足够吃三四碗大排面。念中学时，我既没钱也不敢跑得太远，只能听男同学们描述延安路中图公司门口和五角场这两个著名的拷带据点，他们通常添油加醋，将整个过程形容得有如地下党接头般惊心动魄。最后，在经过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们会乐意借两盘听厌的带子给我，让我回家制作“拷带的拷带”。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介质，我迷上了黄舒骏和Queen。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一上大学，活动范围终于突破两点一线后，很快就在吴淞路海宁路口的胜利电影院旁边找到了“组织”。我记得，无论天上阴晴雨雪，那个拐角总也照不到阳光，地上总有一摊水。我还记得，那个戴眼镜的拷兄总是背着大包坐在那里打盹，这样就省得顾客在摊位上一盘一盘看过去的时候他还得费神招呼，弄得大家没话找话。不过，每当我找到一盘心痒的目标时，他都会适时睁开眼睛，恰到好处地补两句背景材料以显示专业水准：“这个录的是黑胶唱片，买就赚了”；“这人冷门，可我有全套，你要下礼拜我给你再拿几盘过来”……时至今日，我都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掌握顾客心理的小贩，既做成了生意，又让一个总想窥视城市隐秘的乖孩子，不至于被过于热情的阵势吓跑。
不过，此时拷带本身已经快要走到头了，它的升级版——盗版CD很快就要将它驱逐进地下文化史册，而后者，连同所有的正版唱片，紧接着又被互联网共和国逼到如今苟延残喘的境地。不过，在回到高效而乏味、让想象力无处容身的今天之前，还有一个名词解释可以供我多缅怀一会儿旧日时光：打口碟（带）。这些从包装到内容都被或深或浅地打上一个缺口的唱片和盒带，是大学宿舍里迅速提高段位的音乐介质，上门兜售它们的商贩多半也是“兼职”的学生。关于它们为什么要打口，当时同学们的解释多半语焉不详，语气里却总带着掌握秘密知识的兴奋——“呃，海关拦截嘛，你懂的。”直到后来，我才在某些怀旧文章里看到比较靠谱的官方说法：国外出版商因为高估销量而大量生产，结果卖不出去只好打口销毁，但一般打得不太阴损的话大部分歌都还能放得出来……这说法听起来有点像以前政治课上反复渲染的故事：资本家宁可把多余的牛奶倒进海里也不会免费送给穷人。
但我们终究通过“种种渠道”喝到了这些廉价的、没来得及倒干净的“牛奶”，从中补充了一点不那么主流的蛋白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JudyColins翻唱Bob Dylan的专辑，清泉般吟哦，声带松弛到让听者不好意思绷紧神经——于是，我回过头再去听以前从来没听懂的Dylan的原唱，居然有一通百通之感。其实，听这些“打口制品”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此：意外的名字，意外的声音，以及碟片意外地在某些地方跳针、打滑，发出某种意外的尖叫，然后戛然而止——在你第一次播放之前，你只看见唱片的毁容，却不清楚它的内伤有多重，甚至总有“打口碟拉伤CD机”的江湖传闻让你隐隐担忧，却也享受着类似于赌博的刺激感。以后每次放，快到伤痕处，你都会有一点害怕和期待，等着一粒刺尚且柔嫩的仙人球慢慢从内脏上碾过。一如青春本身。
音乐家的女儿
文/宁飞 @帮凶宁飞 作家
我四十岁的时候，有一天黄昏，在一家音像店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张动画片的影碟：《爸爸，我捡到一瓶眼药水》。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决定把它买下来。付账的时候老板翻看了一下，感叹道：“这什么年代的片子啊？很老了吧？”我已经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我的嗓音都因此有些沙哑：“小时候看过。”
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在根据我的外貌推断片子的出品年代。他是一个可能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后来我满心欢喜拿着这张影碟回家。这是一个夏天的傍晚，空气闷热，还有一种从白天地面蒸腾出来的古怪气味，我对此并不反感，因为每年夏天都是这样，习以为常后甚至感到一种必然如此的亲切。
在离家不远的一块草坪上，我看到我的儿子。他一脸汗水，头发都湿透了，和其他几个小孩一块儿踢球，没有球门，也不知道究竟有几个队，最有可能是每个小孩各自为政，混战在一起。我饶有趣味地看着这场没什么名堂的比赛。我的儿子身体单薄，跑不过人家，撞不过人家，更抢不过人家，完全处于一众孩童里边的最下风。我伤感地想到，自己小时候在类似这样的游戏中也是基本相同的处境。
但他很投入，过了好半天，他才发现我在旁边看，此后他踢得更来劲了，大概是想在我面前表现出他全部的水平与英勇，可惜收效甚微。我几乎潸然泪下。
依然看不出以什么为依据，其中一个身强体壮的孩子突然宣布比赛结束，这应该是孩子们的头儿，说话很有威信，大家随后就停了下来，有些散去了，有些仍然聚在一块儿不知道商量些什么。
我和儿子一块儿往家走，儿子夸张地抹着汗说：“爸爸，给我买个蛋筒。”我在旁边一个小店里给他买了一个，拿给他说：“你妈不让吃饭前吃冷饮，回去别告诉她。”“妈妈规矩真多。”
我一只手牵着儿子的手一只手拿着那张影碟，继续往前走，我想起第一次看到这个动画片是在我十岁的时候。学校包场去看电影，影院里坐得满满当当，开始大家都还很规矩，特别是灯还亮着的时候，但是后来电影刚放了没一会儿，一些孩子就不安分了，发出各种声响来。班主任在前面喊道：“不要以为现在关了灯老师就看不见，哪几个捣蛋的我都记着呢。”此话一出果然安静了一会儿，但之后不久又开始有嬉闹声，并且很快有更多的学生加入其中，人一多大家也就更加肆无忌惮，班主任只能无奈又不解地说：“这不是你们最爱看的动画片吗？”
当年可能有半数同学都在电影院里玩闹，后来连班主任也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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