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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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是离开了，毕竟新的生活是开始了。自己在香港生活，自由的心、自由的手脚。那种把自己把握在手中的感觉怕是这个女子一生都在追求的。
　　　　当轮船靠近香港的码头时，她看见了一片喧闹。她后来在《倾城之恋》中，记下了那时的纷繁：“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面上厮杀得异常热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香港的日子在张爱玲的人生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一节。她在这里将开出一朵朵绚烂的花。
　　　　港大打开的那扇窗初到香港，张爱玲有种难言的阴郁，如同她第一次见到香港的大海所描述的“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
　　　　那时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都市，　繁华不及她的故乡上海。这个全新的城市，在她眼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风俗人情上，　仿佛都刺激着她感悟到一种不中不西的、半土半洋的，不和谐的、犯冲的色彩和情调。
　　　　她的同学几乎都来自英、法殖民地国家，有印度的、马来西亚的、南洋华侨子弟、欧亚混血儿等，不同的民族，迥异的文化背景、心理、行为举止乃至穿衣打扮，一切都令张爱玲产生谜一样的好奇。
　　　　大学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乏自由。这种顺意而行的滋味，是她从小在清规戒律的成长中所未能体会过的。然而，张爱玲从小就对英格兰明丽的色彩充满着渴望，　她一心想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而在香港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强烈的上进心以及梦想，坚决地抑制了她的自由与好奇心。她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到手的自由，把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室、图书馆、宿舍。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寻那些奇闻异事，唯有好好念书，才能实现其梦想。尽管她刻意地束缚自己的天性，甚至连喜爱的写作也放弃了。
　　　　而有意无意、耳濡目染间，她的意识里已不经意地捕捉到了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传奇”。正如她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意无意中的。”热带的地理环境，蓝的海、红的土、滴绿而妖异的植物，以及殖民地灯红酒绿的洋场生活，都给这位出身旧式大家庭的女孩留下了鲜活而又深刻的印象。
　　　　一旦她离开那个氛围，那些所见所闻就会栩栩如生地蠢动于眼前，迅即变成丰富的想象力，融入到创作里，粉饰、夸张、提炼……凝成张爱玲式的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她最早发表的这三篇小说，都是以香港为背景营造出的特异气氛。她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原型迁移到香港的舞台，演绎他们的悲欢人生。
　　　　张爱玲天资聪慧，但却非常敏捷伶俐，她的才华来自她从小家庭的熏陶，大量书籍的阅读，以及她的勤奋好学。在大学期间，有的课程也并非她喜欢或者擅长的，而她又特别看重考试分数，她把它看作是应该赢得的名誉。因此，为了获得高分，她除了“真的发奋用功了”，　还颇费心机地揣测钻研，“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使“每一样”功课都是名列第一，并连续获得了两个奖学金。
　　　　当时，她的一位英国历史教授佛朗士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却从来没给过别的学生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于张爱玲的优异表现，佛朗士还以个人的名义，私自给了她一笔“奖学金”。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就描述了这件事：“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沓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张爱玲心高气傲，孤芳自赏。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哪个教过她的老师能够唤起她的敬佩之心。佛朗士却是个例外，他是唯一一个能对张爱玲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老师。佛朗士性格豁达开朗，略有几分玩世不恭。从他身上看不到英国人的绅士气，却多了几分中国的文人气。他不屑于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官样文章被他耍着官腔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更从他的戏谑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所以她的见解也独特起来：“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正如佛朗士。
　　　　受佛朗士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她从佛朗士那儿“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她觉得“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张爱玲对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对于傲气的她来说是少有的。无论张爱玲从佛朗士那里到底学到些什么，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令张爱玲悟到了认识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观。
　　　　生性孤僻清高的张爱玲，总是拒人于千里，难以接近。她做人行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于观察、挖掘人生百相，却没有与人礼尚往来的欲望。“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定要和别人一样。”（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但在香港大学的一群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充满异域风情的同学中，张爱玲偶尔也会感受到些许青春涌动的激情与欢悦。不过真正能与她志趣相投、朝夕相处的，大概就只有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炎樱了。
　　　　炎樱本名Fatima，中文名字音译为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炎樱活泼、娇憨、聪明、风趣。张爱玲回忆说：“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炎樱很淘气，做事干脆利落，生活习惯较常人有相悖之处。张爱玲欣赏她的聪明伶俐、细腻巧妙，而炎樱，也惊讶于这位纤瘦的中国女孩，心里竟藏着那么多细微且深奥、玄妙的东西，尤其是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修养，简直出奇地好。
　　　　炎樱的家也在上海，与张爱玲家相隔不远。有一次暑假，炎樱没等她就回了上海，张爱玲落了单，躺在床上大哭大叫。她自己也说，生平只大哭过两回，这算是一回，可见张爱玲与炎樱的情谊之深厚。
　　　　因为有炎樱，张爱玲的大学生活才有了明媚与快乐。张爱玲孤僻安静，却奈何不了炎樱四溢的热情与阳光般的欢乐。炎樱是混血人种，在香港有颇多朋友，张爱玲时常被她拉着到处走动，使她有机会洞察香港生活的丰富与繁杂，也促使她思考这乱世的人生，对她后来的创作倒是裨益匪浅。
　　　　炎樱算得上是张爱玲难得的闺蜜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从青葱水月到年老华发，从同窗求学到浮沉人世，辗转中国上海和香港、日本、美国，历经战争、和平、聚散、别离，始终连绵不断，贯穿始终。
　　　　然而，战争似乎特别眷顾这个怀揣梦想的女孩。它先是阻挡了她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眼看着快毕业，她将有希望去英国深造，战争却又降临了。
　　　　年12　月，日本进攻香港，对驻守香港的英国殖民地军队发起了强攻。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记载了主人翁九莉初闻港战时的心情：“‘嬷嬷嬷嬷，是不是从九龙攻来的？　‘’嬷嬷嬷嬷，还说了些什么？　‘七八张嘴，只有九莉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人生的无可预料的感觉，在此又变成了现实，现实得几乎令她’欣喜‘。乱世之人，对于时代几乎失去了抱怨的激情，但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把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强行地推入了她的几近封闭的生活。诚如她后来所言，港战期间的所见所闻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一向抱有一种荒乱的身世之感，现在’香港经验‘又为她的这种’身世之感‘注入了很多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开始把它与一种更广大的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体验连接起来。”（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当地人看来，抗战是英国人的抗战，所以开战的消息并不像在内地一样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以张爱玲一向对任何事冷眼旁观的作风，她对战争，自然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的同学们因战争无端免去一次考试而高兴得活蹦乱跳；女生们倒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炎樱冒死去看电影；一个年轻人因受伤暂时受到众人的关注而洋洋得意；空袭之后，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影票”（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在她眼里战争没有什么政治、民族色彩，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一样。人们一边本能地惊慌着、恐惧着，一边对严峻的形势毫无意识，在战争中继续扮演这素日里原有的虚荣、自我、自私。
　　　　港大挨着英军的一座要塞，引来日军飞机的轰炸。张爱玲和同学们只好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藏身。外面延续不断的轰炸声和“忒啦啦拍拍”如雨打荷叶般的枪声，听得人惶恐而又刺心。禁闭了几天后，张爱玲随部分同学去防空总部领了证章，参加守城工作。
　　　　以张爱玲的性格，这么做纯属情非得已，并非真的想做一个守城的自愿者。学校停课，离开学校，她没有任何去处，吃住堪忧。只有领了证章，才可以解决迫在眼前的膳宿问题。然而，战乱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无保障的，饥饿、恐惧、流血、死亡随时接踵而至，人生的安稳变得脆弱渺茫。她曾连续两天没吃任何东西，“飘飘然去上工”，“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战乱中的生死，不过是一线之差。在一次飞机轰炸中，张爱玲切身感悟了生死边缘的隐痛。当时，一架轰炸机俯冲而来，张爱玲和同学们慌忙躲闪，缩在门洞子里面。她虽是防空员，但那身份此刻与她已不相干，她是“不尽职的人”。
　　　　张爱玲用防空员帽子罩着脸，黑了好一阵，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这一次，她被莫名地送到了死亡面前。“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吗？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尽管眼前的一切令张爱玲触目惊心，她居然仍能淡定地做一个局外人。她在防空员驻扎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醒世姻缘》和《官场现形记》，马上自得其乐，埋头阅读，如痴如醉，浑然忘记窗外如火如荼的战乱。在此起彼伏的轰炸声中，她一边读还一边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由于屋里光线暗淡，几天下来，她的眼睛已患深度近视，她倒也不担心眼睛，“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可是她却不想，一个炸弹下来，读书又有何用呢？其实读书于她，已是一种本能，她后来去做护士也是躲在一旁看书。
　　　　十八天的攻城，香港沦陷了。战事的平息，好比灾难离去，人们立刻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亢奋中。“我们暂时还可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狂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和同学一起，满街找冰淇淋和唇膏，带着久违的兴奋到城里逛街。她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如此。”（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用独到的视角，看透世人原始的本相，令她感到人性的盲目、可笑、可怜。战争、死亡、对生命的不可知，使很多人害怕了无牵挂的空虚与绝望，仓皇中想抓住点什么。于是人们貌似懂得了怜惜眼前人，没结婚的都赶着去结婚。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为白流苏和范柳原设计的结局，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这些匆匆结婚的人。“她（流苏）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战争停息后，张爱玲和她的同学又去“大学堂临时医院”当看护。当然，这也和她当防空员一样，情非得已。
　　　　这里的病人主要是中了流弹的苦力和打劫的时候被击伤逮捕的人，也有别的大医院转来的普通病人。空气中满是污浊，视线中充斥着流血、流脓、腐烂、奇臭、残损的肢体，麻木扭曲的表情，耳边更多的是痛苦的呻吟……张爱玲憎恶、恶心这一切，称自己是“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屏风后面是她的世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看书，用书遮挡外面发生的一切。张爱玲具有与人无害的自私和坦率的冷漠，唯美至上，缺乏常人应有的同情心。病痛哀叫，对于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生命如此脆弱，谁能来得及同情这个世界？
　　　　面对死亡，她倒有如释重负的感受：“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柳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嘲讽着自己和同伴的态度，但并无自责和道德上的批判。在她看来这就是人的真相，自责和批判又有何用？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