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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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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毛泽东。
1953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思来出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
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
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
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道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
但是，当年出访印度归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庆贺访问成功，向总理敬酒时．总理说：
“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毛主
席。”
因为总理一向这样，提起功绩总是让给别人。我们以为这又是原则性的“归功于毛
主席”，并非真有什么直接关系。谁知总理看出了这一点，事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们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开讲了我们开展外交的指示思想：
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
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放下文件认真望住我们说：“是我将毛泽东宣读的这份公告具
函送达各国政府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确实全靠
毛主席的正确指挥。”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
国内个别另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
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
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
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
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而决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
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
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
“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
“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
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
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
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
这次战斗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
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
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
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
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
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思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
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
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
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
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
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
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
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
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
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
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
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
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
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
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词最
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
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
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
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做
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
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
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
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
“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
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
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
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
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
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
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
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
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项成绩和贡献都离不开毛泽东；同
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做出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
成。同时，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春桥等党内极左
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
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欢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
“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
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喜欢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
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
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
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
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
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
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
“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
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
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
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
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
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
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
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
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
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
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
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
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
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
“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
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
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
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
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
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
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
明边看边发牢骚：“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
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
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
的一班人马坐在毛泽东左侧，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泽东右侧。毛
泽东在谈到运动形势时，先举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轻轻一挥：“对于那些老干部，
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他接着又举右手朝周恩
来、陶铸等人轻轻一挥：“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
啊……”
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烧烧他们，
“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机把这一大批老干部
“烧成灰”，总理千方百计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无法
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
韦明两次顶撞江青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果将会怎样呢？
1968年3月中旬，总理根据主席的想法，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
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召开。负责会议现场警卫任务的是
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会前半小时，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
吃饭，让成元功给准备饭，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成元功忙找
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他尽快按要求备好饭，放在旁边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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