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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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
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
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
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
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
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
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
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
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
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
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
“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
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
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
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
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
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
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
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
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
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
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
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
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
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
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
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
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
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
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
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
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
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
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
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
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
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
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
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
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
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
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
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
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
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
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
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
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
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
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
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
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
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
“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
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
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
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
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
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
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
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
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
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
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
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
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
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
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
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
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
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
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
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
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
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
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
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
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
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
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
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
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
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
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
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
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
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
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
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
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
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
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
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
“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
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
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
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
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
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
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
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