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中]尹家民-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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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是识时务　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邵力子说：“文白先生刚才向你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　指示，只要你们真心诚意地悔改，一定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张治中也补充说：“周总理要我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　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两位老师走了，却给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　1959年6月至10月，他们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　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　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　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　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这个由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很快传向党内外。9月15日，　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　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了建国10周年特赦问题　的有关情况并作了说明。
　　几天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　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
　　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　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议和恃赦令工工整整地　抄在笔记本上。夜深入静时，他们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鹊能　否登上自己的枝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第一批释放。这天正赶上中秋佳节，往年这一天，总不免因月圆人不圆而惆怅，　今年则大不相同了，许多特殊家庭有了　“月圆”的希望。
　　至此开始，一直到1975年3月19日结束，国民党在押战争　罪犯分七批全部处理完毕。
　　●3。蒋介石制定“国光计划”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了连毛泽东都不能随便吃肉的困难局面。
　　到了1962年4月，大批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仅4月份难民人数就从200增至1500　；5月2日一天之内，难民即达千人；5月14日有4000难民；5月19日又增至5000人。
　　蒋介石得此报告，乐在心里，喜在眉梢，认为这是天赐良　机，此时不“反攻”更待何时？他不顾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翁，亲自出马，连日在阳明山和风山基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
　　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在座的将领，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
　　谁也不敢吭声，怕说不对蒋介石心思遭殃。
　　于是蒋介石瞪圆了眼睛，搜寻着发言者。他的目光划过谁的　脸上，谁的心里都在打顫。他第一个选中了自己的黄埔学生、现任“陆军总司令”的罗列。
　　罗列在大陆与共产党军队直接交过手，算得上“勇将”。此时不敢隐瞒，秉直说道：“我看没有把握。”
　　蒋介石正在兴头上，被浇了冷水，立刻声嘶力竭地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为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
　　蒋介石顿时脸上堆笑，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　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刘安祺日后口述这段历史时说：
　　“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的　山沟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　疏散地，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　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下水。那时大　陆正在闹难民潮，是很好的机会……”
　　蒋介石要刘安祺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氏又说：　“我们还根据沙盘作业在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　举行‘昆阳演习’，包括海、陆、空三军，以陆军为主，是历年　来规模最大的演习。我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当时计　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点。演习的时候在林边附近的海岸设了一个登陆发起站。”
　　刘安祺还说：“因为美国人盯得很紧，我们也怕消息泄露出　去，所以行动相当隐秘。”
　　事实却不然。虎年一到，蒋介石就不断向美国访客强调，反　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大陆同　胞一定会闻风起义。当时美国国务院中负责情报及研究的希斯曼　说，国民党政府“通过官方和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道，一直　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
　　蒋介石拟定的反攻计划，先叫“国光计划”，后又改为“旭光作战计划”。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　立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　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　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　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
　　希斯曼在回忆录《推动一个国家——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策略》里透露，肯尼迪政府面对来自亲台北者的巨大压　力，内部引发了两种不同主张的激辩。一派主张支持国民党军反　攻，认为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在沿海建立滩头阵地后，可能造成　星火燎原之势，已经和中国分手的苏联，不可能出兵助战；持反　对立场的人则表示，国民党军打算先行在沿海登陆一、两个师的　目的，乃是企图引诱美国介人，并导致美国与中共发生大战。他　们担心国民党军登陆后，大陆同胞并未揭竿而起，中共亦未垮台，则岂非要重演一年前（1961）古巴猪湾事件的惨剧？且后果可能更糟。
　　这倒使主管情报研究机构的希斯曼大为苦恼。他虽然尽全力　搜集中国大陆方面的情报，但连自己也不相信手无寸铁的中国老　百姓会起来对抗大陆政府。在大陆的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不满新中　国，这种“不满”会不会升华到“集体抗暴”，他心中无数。终　于有机会和一个人讨论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问题，这个就是蒋经国。
　　1962年3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太使节会议，远东　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　意图。希斯曼于3月8日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即直奔蒋经国办公室。
　　蒋经国秉承父意，引用大量“敌后情报”，向希斯曼说明　“反攻大陆”的理由。小蒋多次重复老蒋近些时候的讲话，如　“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　的时候了”，等等。
　　归纳地讲，蒋氏父子对1962年“反攻大陆”充满信心，其依据是：
　　第一，蒋介石将大陆看得一片黑。蒋介石宣称：　中共“现在是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　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　当口”；　“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巳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　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　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
　　蒋介石完全是主观臆断。大陆发生饥荒不假，有的地方饿死　了人也是事实。但蒋介石忽视了大陆人民的精神。因为大陆上上　下下都在勒紧裤带，同心同德，不但要抵抗灾荒，而且咬紧牙关　还苏联的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反而激起了大陆人民战胜　困难的热情。连普通百姓听说蒋介石“反攻大陆”，都是嗤之以　鼻；只有福建沿海一带战备稍紧。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宣称：
　　“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　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　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　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机会。”　“今日世　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　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局势的问题。”
　　第三，蒋介石还有他的老主意，就是在台海造势，拖住美　国。这一时期，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　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　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不可缺，美国防线应　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台“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　迈出的步子不大，但已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　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　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　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造成一定　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希斯曼听着，无动于衷。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抗中　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　离开大陆13年了。第二，中国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　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　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效忠卡斯特罗，这　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久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　衍化成抗暴起义，乃是最难预测的。第三，尽管国府列举各种理　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的热望只　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建立在一堆‘假设’　上面。”
　　希斯曼的分析还算客观。蒋经国无法接受，双方各执己见。
　　但美国人毕竟是客人。蒋经国愿尽地主之谊，请希斯曼品尝中国　菜。虽有糖尿病在身的蒋经国不听劝说，与客人划起中国拳。刚　刚学会此道的希斯曼连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蒋经国总算　在酒席上“反攻胜利”，尽兴而归。
　　●4。周恩来让王炳南探知美国的态度
　　中共领导人直接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历史已经沉寂多年。所以，当195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东湖边上又会见了美国友人斯特朗时，异常兴奋。
　　斯特朗是与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道来武昌看望毛泽东的。毛泽东跟斯特朗说，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后，毛泽东谈笑风生。他先问　起各人的岁数。那年杜波依斯91岁，斯特朗73岁，而他自己66岁。毛泽东开心地说：“有三代了！”
　　斯特朗纠正他：“只有两代半。”她的意思是她与毛泽东是同时代人，大八岁不能算一代。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　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他十分钦佩杜波依斯91岁　高龄尚能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　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　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　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一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　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　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笑起来：“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　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　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　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
　　毛泽东说：“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　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　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毛泽东说社勒斯的话，完全适用于蒋介石。他希望蒋介石这　个反面教员一直当下去。1962年蒋介石急于反攻的消息，毛泽东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自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70年结束，　长达15年，会谈了　136次。王炳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谈　中的第一任代表，参加了从开始到1964年的九年会谈。这九年　中，美方首席代表先后换了三任：先是约翰逊，后是比姆，再又　是卡伯特。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不可调和的主题始终是台　湾问题。谈判桌上，各自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但　私下里，中美双方代表也进行了大胆接触。有些私人交往是有趣　的，甚至是友好的。有一次，约翰逊大使为解决一个问题，找了　一个僻静的山间别墅，请王炳南吃饭。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回　请。国内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就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去　看戏；从华沙去日内瓦谈判途中，要换乘飞机，王炳南又常常与　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来去。有时途中遇气候影响，飞机不　能起飞，两人还被安排进同一旅馆，没有翻译，两人便用汉语夹　带英语随便聊天，但从不谈公事。“这种时候总是轻松愉快的。”　王炳南如是说。对比较呆板、不苟言笑的单身汉比姆，王炳南也　努力与他进行一些私下会晤，有时请他喝茶、喝咖啡。卡伯特随　便而不拘小节，有时在谈判桌上还开开玩笑。一次卡伯特笑呵呵　地对王炳南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　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　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　条也不要。”
　　王炳南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说：“1962年3月，我同卡伯特大使继续会谈……这个时期，台　湾蒋介石集团趁我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　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我们当时　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　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　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