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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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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二百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但余凤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引者注：即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象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
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玻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脖，”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王洪文在”竞驯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
“北京小将”鼓舞了他
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更为迅速。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
横批是“造反请进”。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真不巧，王洪文三十一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伯的北京红卫兵。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
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九月三日清早七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旆从欣怼‘造反有理’！”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上午十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
十时十四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获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获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
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获秋！”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在雨水淋湿的墙上，工人们贴出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显然，一九五七年的老经验，被用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当时对“文革”是那么的不理解啊！
大字报的作者，署着：“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在一连串的签名中，可以看到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他们确实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
大字报清楚地表达了老工人们的观点：
“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大字报刚刚贴出，便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展开一场舌战。
雨水很快把大字报的字迹冲得一片模糊。没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又贴了出来——在上海众多的工厂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家活跃的厂子。
既出了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队伍。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九月四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干余人。
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
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
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九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盛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带头批判“资及路线”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
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面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复兴岛公园。
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捉摸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捉摸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于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十三期《红旗》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
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
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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