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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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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一九八①年九月九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涂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批判”，但陈毅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陈毅在处境险恶之年能够出席“九大”，能够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因为毛泽东所作“最高指示”——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当时保护陈毅的托词——因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张春桥绝不会放过陈毅的。也许，毛泽东的真正本意及保护托词两种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段特殊时期，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论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老总。正因为这样，当陈毅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不幸病逝，毛泽东深以战友情谊为念，亲自赶去，出席陈毅追悼大会康平路的新主人中共“九大”闭幕之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五月一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焰火晚会。
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
他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影片中，在全国城乡广泛放映。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报刊上。那是一版关于“九大”大会发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张大照片，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的发言镜头。下半版并列五张稍小的照片，依次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陈永贵是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跃为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是大庆油田的际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何况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坐在离王洪文不远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成了中国工、农、兵的代表人物。
满载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飞机，在上海西郊机场着陆。王洪文载誉归来，春风满面。
虽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三驾马车，但是原先“徐、马、王”变成了“王、徐、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马老”，那因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员，马天水则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于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干部”王少庸，这回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自然更被甩到后边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当然排在马天水之前。那个“秀才帮”的首领徐景贤，虽然也当上中央委员，毕竟在中共“九大”没有象王洪文那样露脸。张春桥指定王洪文为中共“九大”华东组召集人，已确定了王洪文超过了徐景贤。
王洪文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张春桥，第二书记为姚文元。
“徐老三”换成了“王老三”！徐景贤屈居为“徐老四”。
王洪文又乔迁了。他的家搬离了原挪威领事馆，迁人书记院。他家这边紧挨着马天水家，那边挨着王少庸家。
后来，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个颇大的院子。楼下是汽车间。二楼是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他的一家，住着三层九间房子。
他的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与房子的扩大成正比。当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总司”造反队冲进康平路，找“曹老头儿”签字，提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与当年的“曹老头儿”相当。
康平路的王寓，一时间响起三个老太婆的喊喊喳喳声。
那个小脚的东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亲。儿子有出息，把母亲接来享福。
操苏北口音的老太婆，则是王洪文的岳母。听说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那噪杂、狭小的职工宿舍搬过来了。
还有一个老太婆是谁？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讲一口苏北话。
王洪文只一个妻子崔根娣，怎么会有两个岳母？
那个从上海国棉十七厂迁来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养母。
王洪文与崔根娣结婚之后，帮她找到了生母。这时，崔根娣的生母也搬来，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气。
不过，三个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没多久便结束了。
崔根娣的养母高小妹走了。
高小妹的走，倒并不是因为她跟另外两个老太婆怄气。据她自己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宿舍之后，跟邻居们说：“康平路好是好，就是进进出出太麻烦！”
“进出有什么麻烦？”邻居们从未住过康平路，不解地问道。
“唉，进门要填单子，出门要交单子。我不识字，不会写字，烦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高小妹所说的单子，也就是“会客单”。康平路是个门卫森严的地方。填单子、交单子，使她感到很头疼。
她还是回到她的家，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么单子也用不着填。
她还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里养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
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工。她，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说实在的，她有时觉得，还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里，跟纺织女工姐妹们说说笑笑来得痛快。一种空虚感，一种失落感，常常袭上她的心头。她无处可讲，无人可诉，只把这种隐痛深深埋在心中……在康平路，崔根娣几乎不串门走户。她自知粗浅，不愿与那些高干夫人们来往。她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倒有一班亲亲热热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何况康平路深院小楼，小姐妹们进出诸多不便。她感到孤独、空虚。
她是一个工人，做惯了工，却很不习惯于当“书记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后来厂里每月给十元补助。她有时借领工资，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看看小姐妹们。
不过，自从王洪文成了市里的“大干部”，每逢每月十八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厂里总派人送工资来，或者由廖祖康代领。再说，即便是她去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总是坐小轿车去，小姐妹们要么见了她远而避之，要么有求于“书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幸；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躇踌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渝，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问。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劝曹老头儿“而代之！
“红色堡垒”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一九六九年初，署名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兴奋”。
王洪文“夫子自道”，来了一个又一个“回想”，向读者透露他当年的“丰功”：“回想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生死搏斗的时刻，回想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怕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杀头，就是因为有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们奋勇前进。……”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后，我们和群众真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群众吃啥，我们吃啥，群众步行，我们步行，始终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掌了权，就不能忘记群众，我们的职务变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确实，王洪文的”职务变了“，关于他的”颂歌“也渐渐在报刊上唱了起来。一篇题为《”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的通讯，称颂起王洪文及其”红色堡垒“，把王洪文誉为”革命火车头“：”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市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
第十一章 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云遮雾障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洪文在一九七○年盛暑，来到这“清凉世界”，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大抵难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中共中央在庐山开过两次全会，都风雷激荡，震动华夏。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嘲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刚刚步入中国政界高层的王洪文，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涡。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按照林彪的部署，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出动，集中火力攻击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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