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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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受父辈影响，家中以数字来命名。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论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红五类”标准。

　　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十八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到了二十二岁，陈七二做了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老是在绍兴和上海之间来来回回，陈七二觉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三十二岁那年，他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饮事贝，做门卫。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绍兴乡下度过，住在外婆家中。

　　阿大十岁那年，父亲陈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脚。于是，阿大便到上海来念小学。

　　毕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陈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负担。业余贩运绍兴萝卜干，赚钱也有限。有一回，他在十八瓷萝卜干（约千把斤）中掺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赚点钱。

　　不料，被人发现，反而罚了款。

　　无奈，阿大在初中刚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一九五七年，十五岁的陈阿大到上海南码头做临时工。毕竟是长子，要为父亲分忧。

　　因为父亲已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搬运工，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便把两个儿子——陈阿大和陈阿二，都介绍到该厂工作。

　　陈阿大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进中华造船厂的，起初做搬运工，后来做钳工。

　　阿大当时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中华造船厂当年曾为陈阿大兄弟写下这样的鉴定：“兄弟俩于一九五八年一起入我厂。阿弟不听组织的话，脱离我厂。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出身较苦。”

　　在中华造船厂度过三个春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岁的陈阿大应征入伍。

　　入伍后，陈阿大是列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教导营当饲养员，后来当炊事员。

　　一年以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一○部队当高炮指挥仪测手。

　　陈阿大在部队里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队对陈阿大所作的鉴定如下（原文照录）：“在工作中自干饲养员以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猪食没有，亲自去找。

　　“组织纪律性强。一年来从未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在部队中度过两年半。一九六五年三月，上等兵陈阿大（退役军衔为下士）复员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因为他当过兵，厂里也就让他兼任车间保卫干事，基干民兵排长。

　　进入良工阀门厂之后，正遇上该厂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一个职工，都要填写履历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登记表”。陈阿大进厂才两个多月，便因马虎而写过一次检讨书——他把厂里发的履历表弄丢了。他不得不向该厂“四清”工作队写检讨，这份检讨现仍可从档案内查到。他把检讨书写成了“申请书”。兹照录原文于下，错别字处在括号内注明。虽然丢失表格不过小事一桩，但从这份“申请书”中倒可觑见陈阿大的“风格”：申请书兹有昨天工作部（应为工作队——引者注）发给我两份历史表格（应为履历表——引者注），在回家（时）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对这项工作认认（识）不足，造成了极不好的因（影）响，对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认（识）了错误，以后加强思想学习，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请组织和领导上给我严肃处理。

　　陈阿大

　　一九六五。6。29

　　一九六六年一月，陈阿大加入共青团。

　　就陈阿大在“文革”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来看，还是过得去的。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上海首批发展的新党员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辫子”，唯陈阿大算是干净些。张春桥说陈阿大“出身苦、表现好、当过兵、入过团”，为的是替陈阿大树为“纳新典型”制造舆论。

　　不过，陈阿大从乡下来沪之后，曾与上海的小流氓鬼混，养成一股流氓习气。进入部队之后，他受到严格的军人纪律的约束。复员以后，他变得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举杠铃，拉“拉簧”（锻练胸肌的体育运动器械）。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人，总是用脚把门踢开；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

　　“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生，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

　　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陈阿大板起面孔，象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话用的。这两份发言稿弄混了，有一页厂里讲话用的稿纸不知怎么搞的，混入“活学活用”讲话稿。陈阿大居然照念不误！

　　陈阿大虽说是“草包”一个，不过，却把权捏在手心，从不放松片刻。

　　他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他“汇报”。“厂革会”的名单，要他过目、审定才算数。他说一，别人不能说二。

　　每逢回厂，轿车一到，便要开“汇报会”。开会时，倘若有人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准会挥挥手，叫人拿开——他的习惯是谁发言他就盯着谁看，不许热水瓶挡住视线。

　　此后，良工阀门厂里便形成“规矩”，一听说陈阿大回厂，人们赶紧把热水瓶从会议桌上拿开；在“汇报”结束之后，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话，必须用笔记下来，不可疏忽。倘若人们忘了，或者违背了他的意见，那么，下一次他回厂，你就等着挨训吧！

　　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听到他回厂的消息，要马上通知食堂，做一顿好菜好饭。

　　要不，阿大又会发脾气。

　　陈阿大跟“上体司”的“胡司令”结识之后，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陈阿大向“胡司令”学习，在良工阀门厂居然搞了个“良体司”。据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披露：这个“良体司”名义上叫“维护社会治安，捉流氓阿飞”，实际上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流氓阿飞犯罪活动。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群众抓进“良体司”，施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陈阿大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斗”、“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斗，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尽，再拖到房问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要重新打起。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法西斯棍徒“开心开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个同志，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

　　周围居民听到这种声音，都愤慨地说：这是良工阀门厂的“白公馆”“渣滓洞”。……在上海滩，陈阿大是数得着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将”：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报》事件有他，主张把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文化广场改到人民广场的是他，这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头头的有他，八月四日砸“联司”时从中华造船厂调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封锁黄浦江、切断“联司”水上退路的是他，这年十月调动大批人马集中西郊、图谋围攻上海青浦县反对派的也是他……张春桥说：“入党做官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造反派头上。”在张春桥准备树立陈阿大为“纳新典型”时，陈阿大当然明白张春桥所说的“入党做官”的道理。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光临”良工阀门厂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尽管“市革会调查组”进驻良工阀门厂，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吹起，可是却不见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写申请书。陈阿大不主动写申请书，“调查组”再“积极”也无济于事。

　　陈阿大为什么迟迟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原来，这位“陈阿憨”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

　　“调查组”自然不便直接对陈阿大进行“启发”。他们连忙向“市革会”汇报。

　　于是，“市革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聊”，给他指点迷津。

　　陈阿大恍然大悟，连忙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写了入党申请报告。

　　“调查组”收到陈阿大的报告，如获至宝，以异乎寻常的“加速度”办理。

　　才九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在“文革”中，原厂党委已被“砸烂”，新建党的核心小组）在金工车间召开中共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

　　非同小可，“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亲自出席这么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讨论陈阿大的党支部会议，一时成了为陈阿大评功摆好的会议。

　　党支部宣读关于陈阿大的调查资料，称赞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担任工总司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后，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如此这般，归根结底，是因为陈阿大“学习毛泽东思想好”。

　　王秀珍与陈阿大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又把陈阿大着着实实地称赞了一番：“阿大路线斗争觉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担”，“阿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阿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个黄涛。此人是马天水式的“老干部”，获得“解放”后，成为“市革会”工交组的第一把手（陈阿大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陈阿大的“十个好”！诸如“有水平”、“觉悟高”、“是老干部的学习榜样”等等。

　　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也发了言。

　　就这样，陈阿大被“突击入党”！

　　张春桥的笔，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单上，写了“陈阿大”三个字。

　　陈阿大不愧为一位“喜剧”演员，到了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忽然发觉陈阿大竟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

　　须知，按照中共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写入党申请报告和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入党必不可缺的手续。

　　无奈，陈阿大只得在已经入党之后，再填写“入党志愿书”！

　　他匆匆忙忙填毕。由于支部大会早已开过，志愿书上的“入党介绍人意见”、“党支部大会通过吸收申请人入党的决议”、“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三个栏目便空在那里，没有补写。直至粉碎“四人帮”后，陈阿大被开除出党时，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上这三个栏目仍是空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成了一份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支部同意、没有上级批准的没有填完的表格——这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更稀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