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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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扯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众小匪：“带‘溜子’！”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

　　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

　　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

　　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按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除了《人民日报》外，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全国震动了！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

　　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辣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