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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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么事？”

　　对方不予答复。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常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

　　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

　　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

　　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据《工人造反报》载：

　　“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工人造反报》又载：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