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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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夜，十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后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格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有人质问张祺：“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张棋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张祺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三不”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首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第五章　安亭事件

　　车停安亭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

　　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拦车卧轨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

　　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

　　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祝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